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在当事者看来“无疑地形成了今日社会运动的主潮”，在今天的研究者眼中，它也是“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会运动”，并认为对今日的农村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甚至有学者模仿当年的做法开展新乡村建设运动，试图为当代的三农问题求解。

然而，对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在当时就截然两歧，赞同者认为它找到了改革农村的方案，代表了中国发展的希望和方向，批评者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以温和的手段从事枝节的社会改造，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空而无用”。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大批判式评价坐标中，乡村建设运动甚至被当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帮凶而被痛加挞伐。

学术研究回归常态之后，当年的两歧评价依然存在，主要观点也似乎并不比当年更为深刻。因此，无论是从现实关怀出发，还是以学术求真为尚，这一涉及领域广阔、具有极强实践性并体现着传统与现代、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官方与民间相为扭结交汇的社会运动，必将继续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它的价值、它的意义也必将继续众说纷纭。

一、乡村建设运动的背景与概况与任何社会运动一样，乡村建设运动的产生和壮大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作为一种以改造乡村社会为直接目标的实践性社会运动，必然有其所针对的社会问题；同时，它的发生又与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有密切的关联。 旧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是乡建运动的直接动因。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尤为严重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遭遇了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国家政治秩序动荡，军阀战乱频繁，匪患遍地，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水旱灾害频发，受灾面积广阔，受灾人口众多；雪上加霜的是，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农村“破产”，是朝野上下、社会各界的共同结论。

这种破产，表现为大量农业人口因战乱和灾荒而损失或者流离失所；农产品滞销、价格惨跌，并因此导致土地价格下跌；农村金融枯竭，农民购买力下降，负债比例和幅度上升；农民离村率上升，土地抛荒现象严重，等等。与经济落后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学落后、卫生不良、陋习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现象。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救济农村、改造农村逐渐汇集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救济农村即拯救国家的普遍认识，是知识界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强大动力。

与当代学者更多地将农村、农民、农业作为“问题”看待，关心“三农”问题更多地出于良知，解决“三农”问题更多地是为了防止其破坏性作用的观念和做法很不相同，在当时知识界的普遍认知中，农村对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认为“农村破产即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即民族复兴”。

这一看法有其现实的基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基本上仍然是个农村社会。30年代初，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比重高达61%，其中尚未包括农村手工业。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农业所占比重达到90%，因此，认为“国民经济完全建筑在农村之上”。

这是就经济而言。在文化上，认为乡村是中国文化之本，西方的可取之处“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要嫁接在乡村这棵老树上，才能发荣滋长。在政治上，新的政治习惯的养成、新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也奠基于乡村民众的自觉。如在梁漱溟看来，民国以来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完全在新政治习惯的缺乏；换言之，要想政治改革成功，新政治制度建立，那就非靠多数人具有新政治习惯不可”。而新政治习惯的培养，“天然须从乡村小范围去作”。

如果说，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强调乡村的重要性属于顺理成章的话，那么，具有浓厚西方文化背景的晏阳初最终选择以农村为工作对象，就更能说明农村在当时人心目中的份量。因此，乡村建设运动的出现，不仅是农村落后破败的现实促成的，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两者的结合，导致了领域广阔、面貌多样、时间持久、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

我们不应该仅仅将乡村建设运动理解为消极应对的产物，用梁漱溟的话说，救济乡村只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乡村建设的“真意义”在于创造新文化，“乡村建设除了消极地救济乡村之外，更要紧的还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惟有理解和把握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和把握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和意义。

如果说，乡村建设运动在30年代逐渐汇聚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的话，那么，它的源头的涓涓细流却发源于不同的时间，也曾流经不同的区域。

据统计，20世纪 30年代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这些团体和机构，性质不一，情况复杂，诚如梁漱溟所言，“南北各地乡村运动者，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但关心乡村，立志救济乡村，则是这些团体和机构的共同点。

形形色色的乡建团体的出发点各不相同，有的从扫盲出发，如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有的有感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形的根──乡村和无形的根──“做人的老道理”在近代以来遭受重创，因此欲以乡村为出发点创造新文化，如梁漱溟领导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有的从推广工商职业教育起始，如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有的以政府的力量推动乡村自治，以完成国民党训政时期的政治目标，如江宁自治实验县；有的身感土匪祸乱的切肤之痛，因此以农民自卫为出发点，如彭禹廷领导的镇平自治；有的则以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为发轫，如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

然而，一旦人们从各自的入手点开始工作，就会发现乡村社会中各种现象都是相互联系的，要想改变乡村面貌，非求“连锁解决”是办不到的。如扫盲识字的农民张三，却发现自己仍然与隔壁的“瞎子”李四一样贫穷；政治上的自治组织建立之后，还要培养公民意识；优良动植物品种引进后，如果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销售渠道，就很难获得增值的利益；而如果不进行卫生保健方面的改良，其他工作都要受到极大的影响……等等。

总之，随着工作的进展，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问题的关注由点到面，并逐渐接近。这种接近，一方面是指各主要乡建团体所进行的工作无论以何者为切入点，后来基本上都包含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和推广、卫生保健、组织合作社、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内容，当时常概括为“政、教、富、卫”四个方面，即众多的乡建流派最终汇合成有相同内涵的乡建运动。另一方面是指组织上的接近。

1933年7月、1934年10月、1935年10月，从事乡村建设的主要团体代表分别在山东邹平、河北定县和江苏无锡召开乡村工作讨论会，交流经验，讨论问题。参加会议的团体数，由35个增加到76个、99个，出席会议的代表由60余人增加到150人、170余人，可谓规模盛大。会后均有《全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出版。到此时，乡建运动已经蔚为大观。

二、 乡村建设的主要内容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包罗宏富，包括社会调查、行政改革、基层自治、发展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后者涉及文字教育即扫盲、文艺教育、科学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等内容）、推广科技、移风易俗、提倡合作、自卫保安、卫生保健等诸多方面，以下就乡建团体普遍关注而且成效较显著者撮要论述。

（一） 扫盲和文化教育大量文盲的存在，无疑与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严重冲突，也与国民为国家主人的民国理念严重背离。因此，扫除文盲不仅是乡建最重要团体之一──中会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的出发点和重点，也是当时朝野上下广受关注并致力甚多的一个领域。

在国民政府的民众识字运动官方宣传材料中，大众的识字与否甚至与训政能否成功、民族精神能否振起、与世界各民族能否处于平等之地位、三民主义能否实现直接挂钩。而在从事扫盲运动的民间人士眼中，“吾国男女人民号称四万万，估计起来，至少就有大多数一个大字不识，像这样有眼不会识字的瞎民，怎能算做一健全的国民而监督政府呢？怎会不受一般政客官僚野心家的摧残蹂躏呢？”似这样的国民不但不能称为健全，甚至不能称之为国民，故“中国有3.2亿人不算得是国民”，而缔造强盛国家的“万灵丹就是在读书识字”。

在这种认知之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扫盲运动盛极一时，而且主持者对此抱持极为乐观的态度，以为在五六年内即可完成扫除全国文盲的目标。 扫盲的经典读物，为晏阳初首创的“千字课”。最早的千字课为针对城市文盲编写的《平民千字课》，后来随着教育对象的扩大，又编辑出版了《市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及《农民千字课》。原尚计划针对女文盲编辑《妇女千字课》，后未实现。

这些千字课有很大的类同性，只是根据教育对象职业和生活场景的不同而稍作变异。定型后的各类千字课，为每套4册，每册24课，每日授课1小时、授毕1课，每月可毕1册，4个月即可卒业。在扫盲运动中，直观教育的作用得到强调，不仅在教学中引入幻灯等先进手段，课文中的插图也受到重视，成为教学过程的一个有机环节。千字课本每课均附有插图，以此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帮助他们理解课文内容。

千字课不仅是平教会的扫盲教材，还为同时从事扫盲运动的其他机构和团体所仿照。如附设于政府教育机构的民众教育馆的“一般民众教师，除书坊可以购的千字课本作为唯一的标准教材以外，其他的功课就随意教教罢了”。至于4个月毕业的制度，更被各地办民众学校的人奉为金科玉律。

千字课的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十方面：

（1）识字的重要性。如课文《瞎子》：“不能看的人是瞎子，不识字的人也算瞎子。瞎子苦，不识字的也苦。”而且多把不识字的苦处编写成故事以引起同情，加深感受。

（2）做识字的劳动者。如《工读》：“又读书，又作工。读书时专读书，作工时专作工。愿同胞，都读书，都作工。工与读，乐无穷。”

（3）人贵自立，又贵合作。《自立》这篇课文，据说出自陶行知之手，在千字课中有极大的代表性，其内容广为人知。“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我自己的事，应当自己干。依赖人的人，不算是好汉。”自立固然重要，合作也不能少。“人贵自立，又贵合群。各人的事各人去管，大家的事大家来干。大家的能力无穷，一人的能力有限。只要大家同心，什么事都能办。”

（4）勤俭节约。首先是（改为：课本编者大力）灌输劳动神圣观念。“劳动神圣！劳动神圣！同声赞美劳力与劳心。……好吃懒做最卑贱，不劳而获羞死人……”其次是（改为：并）劝导消费要有预算，“出入款项，须有预算。出入一样，两抵合算。入多出少，有余有剩。入少出多，务求节省。”还编写了不少因勤惰俭费不同而造成境遇差别的故事。

（5）应用文写作。对于平民而言，这是最有实用价值的文体，也是不少人上平民学校的直接动因。因此，在各类千字课中，书信、借据、收条、簿记、发票等的写作方法占了相当的比例，此外，如存钱、邮政汇兑和邮政储金、寄信等当时生活中常须面对而为传统社会所不具有的基本知识也是教授的对象。

（6）卫生保健常识。如《传染病》介绍相应的预防知识，《喝水》、《食物》、《衣服》、《房屋》宣传清洁卫生的重要，《种痘》推广科学方法。在强调个人和家庭卫生的同时，还引入了“公共卫生”的概念，强调作为整体的环境的清洁对人生的重要性。

（7）国民观念和国家观念。千字课的政治色彩比较淡，但关于国民、国家等方面有所涉猎。如《国民》：“国民是什么？国民是国家的主人。主人怎样做？尽爱国的责任。责任怎样尽？先公益，后私情，有公战，无私争。”国民须爱国，《爱国》一课谱成歌曲，在平校广为传唱：“可爱我中华，立国亚细亚。人民四万万，亲爱如一家。特产丰富河山美，五千年前早开化。如今共和作新民，努力治国平天下。”国家是什么？国家有“领土人民主权”三要素，国民有选举权，对地方事务有自治权：“我也是这地方的人，你也是这地方的人，他也是这地方的人。我们组织一个团体，办理这地方的事情，就叫做地方自治。”

（8）自然科学知识。如空气、雷电等自然现象的解释，物理化学基本原理的介绍，从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到瓦特的蒸汽机的描述，最容易引起读者尤其是乡下学生骇异的，大概为《人体模型》一课：“方华生和他姐姐，在华英大药房的窗子里，看见一架人骨头，和一个人身体。人的身体上，眼耳口鼻都是好的，却是胃肠肝肺全现了出来。华生对他姐姐说：‘这两个东西很可怕，做什么用的？’他姐姐说：‘有什么可怕！这是两个人体模型，看了，就可以知道人身各部的构造。’”

（9）历史地理知识。对于历史知识而言，恐怕应该算是“温习”，因为所选大致为大众熟悉的历史人物，如孔孟墨等，惟在不同的千字课中注意选择意义有别的故事，如《士兵千字课》中选用蒙恬、苏武、岳飞等军事历史人物。但也有关于国耻、欧战等近现代历史的内容。地理方面，有关于中国名山大川的介绍，主要省分和城市的位置，也有关于世界各大洲重要国家和都市的风物。

（10）休闲教育和文艺熏陶。平民教育中比较重视闲暇时间的健康利用，在反对吸毒赌博等恶习的同时，积极提倡有益的休闲活动。如《运动》：“读书要紧，作工要紧，运动也要紧。整天没有运动，书读不好，工作不好，身体健康也难保。如郊游，“前日清早，我偶然到城外游玩，心里非常快活。见着道旁的杨柳，在微风中舞动，听着树上的鸟儿，在绿阴中唱歌，自己觉得身在图画中了。”

千字课以简练直白为尚，这篇课文简直可以算作“美文”。此外，千字课的内容还包括如何待人接物，怎样组织团体，如何改良风俗，怎样处理家事等方面的内容。 扫盲的成效，在有些地方是比较显著的，如定县。平教会曾于1927年春进行全县文盲调查，大致情况如下：全县人口约40万，7岁以上人口约33万，男约17万，女约16万；其中文盲约27万，约占83％，识字者约6万，约占17％。若男女分计，男子的文盲率约为69％，女子文盲率约为98％。12-25岁青年中，文盲率约为75%，其中男约56%，女约94%。

1929年春举行第二次调查，文盲人数下降为占被调查人数的67％。1934年6月底，全县14－25岁的青年约有8.2万人，其中文盲占39％，识字者占61％；男青年中文盲占10％，识字者占90％；女青年中文盲占73％，识字者占27％。平教会在扫盲方面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

（二） 动植物良种的引进和推广 各乡建团体试验和推广的动植物种类繁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引入了许多作物 新种，“最受欢迎的是美棉”，1932年种植脱利斯美棉（通俗称“脱字棉”）874亩，次年推广到23266亩，第三年达到41283亩。这种棉花质量好，售价高，而且产量大大超过土种棉花，老百姓称之为“八百准”，即每大亩（合3市亩）有收获800斤的把握。

但这一数字未免夸大。据当时的资料，本地棉每市亩可产籽棉100斤，脱去棉籽约得花衣35斤；脱字棉则能产150斤，去棉籽后至少有花衣45斤。本地棉每百斤售价1.5元，脱字棉为3元。

如此，则每亩所得相差2.5倍以上。邹平当地的文史工作者认为，1949年以后，“邹平农村经济的重心，仍以传统的棉花生产为主，进而发展成种植加工配套一条龙，在省内外颇享盛名。追根溯源，不可否认与当年研究院推广美棉种植有某些渊源关系。”

该县南部的一些地方，农民向以养蚕为家庭副业，但病害严重，茧价低落。邹平划为自治实验县后，研究院农场设立了桑蚕育种场，自育或从外地引进无毒优良蚕种供给蚕户饲养，逐渐替代本地蚕种。后又在一些村庄设立合作催青表证室（即示范室），从蚕具消毒、稚蚕饲育到大蚕喂养，皆由农场派人指导，并在晚上给蚕农讲解养蚕新法；实行稚蚕共育，三龄后分发各农户饲育。在研究院的努力下，养蚕农户逐渐增多。

在畜牧业方面，猪种改良、鸡种改良均取得良好成绩，此外，还引进荷兰乳牛、瑞士乳羊、意大利蜂、俄罗斯长绒兔等进行研究繁殖。青岛市乡村建设办事处所设农场试验的农作物以小麦、粟、棉、马铃薯、甘薯为主，果树以桃、李、苹果及樱桃为主。为推广优良种苗、改良经营技术，还在各区租借民地，设置实验区，试验各项农作，由农林事务所派员巡回指导，所有种子、苗木、肥料、药品，均免费供给，并分期给付租金，由土地所有人负责管理。

实验区内所有生产收入，全数归管理农户。家禽家畜优良品种有巴克夏种猪、美利奴绵羊、萨纳种山羊及洋鸡等，各村农民均可前往配种，并订立了“免费分发种畜暂行办法”，主要内容为：经农林所审查合格居民，可领取牛羊猪母畜一头或公母猪一对饲养，饲养期间所有收益概归饲养人所得。领公母猪一对者，生产时还幼猪一对，以便转发他户。领鸡者还鸡蛋一双，由农林所用机器孵化，转发他户。该所还划定了养鸡中心区，专发良种鸡饲养。“各乡村种畜改良，大见成效，尤以鸡猪为最显著”。

定县在农业改良方面颇有系统性，从农技知识的宣传讲解、动植物良种的引进试验，到表证农家的选择和良种的逐渐推广，都有严密的设计。平教会组织生计巡回训练实验学校，按照生产和生活需要施以合适的教育：春季3个月进行植物生产训练，如土壤肥料，小麦、高粱、大豆、棉花等农作物选种，介绍各种改良种，梨树整枝，烟草汁防除棉花蚜虫，捕蝗，防除病虫害机械药剂；夏季进行动物生产训练，如选择鸡种、猪种，改良鸡舍、猪舍，家畜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新法养蜂，介绍新品种；冬季3个月进行乡村工艺及经济合作训练，如棉花纺织，家庭记账，农场管理，农产市场，合作社等。

生计训练的第二阶段是设立表证农家。平教会从生计训练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挑选成绩好、家境相当者为表证农家，即义务推广员，每一表证农家担任村内30户普通农家的领导责任。在平教会的组织下，表证农家建立了“县表证农家协会”、“表证农家区分会”等组织，从而形成一个以农业推广为中心的乡村社会网络。

在作物育种、肥料土壤改良、病虫害防除、猪羊鸡种改良等方面均有相当可观的成绩。中华职业教育社所设昆山县徐公桥乡村改良区注重本土动植物优良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先介绍麦（金大二十六号种）、稻（苏州改良种）、棉（江阴白籽棉种）优良种子。焚掘稻根以除螟害，用药粉杀菌，麦子黑穗渐减。旧法可取者保存推广，新法节钱省工者尽力提倡。

（三） 建立农村医疗保健体系的尝试 在农村建立医疗保健体系，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一个伟大的制度创造；村级保健 员是日后“赤脚医生”的前辈。 身体的病弱是社会病态的集中反映，也是平教会概括的四大社会问题之一。

这种病弱， 是由经济落后、营养不良、缺乏卫生习惯以及缺医少药造成的。在贫穷的农村，医疗和保健方面的问题更为严重。据平教会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定县的观察和调查，“公众卫生及个人卫生习惯尚谈不到，三房（厨房、卧房、茅房）情况，一塌糊涂。

农民之营养既然不足，对于天然良好空气、日光及饮水不能充分利用，疫疠疾病又任其传染，致身体显衰弱状态。”1930年时定县城内有普通中药铺13个，专售当地自制眼药的铺子3个，西式医院6家。

应当说，这一情况好于当时大多数县城。但乡村的医疗状况显然非常糟糕，453个村子共有医生446个，但其中有226村完全没有医生，而且乡村医生的水平自然极为有限。死亡人数中有30%没有经过任何医药治疗。针对广大居民清洁习惯不良、环境卫生不良、医药状况不良、妇婴卫生不良、传染病处置不良的情况，平教会根据实际设计了村、区、县三级保健制度，于1932年开始试行。

根据平教会的统计，定县平均每个家庭的全年医药费支出为1.5元（人均约3角），研究区内每村约有140家，共需支出210元，其中购药费用约110元，最多只能剩余100元作为工作人员薪水。所以，如果在村里设立专职医生，在不增加投资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不惟难聘请高明医生，即一普通看护士亦难雇用”。有鉴于此，平教会设计了最早的“赤脚医生”制度。这些“赤脚医生”由各村平校毕业同学会选举产生，在区保健所接受十几天的训练后开始工作，他们的名称是“保健员”，主要职责是报告出生死亡情况、进行水井改良、普及种痘、宣传卫生常识以及进行简易和救急治疗。

他们的设备是一个价值3元的药箱，配备常用药品10种，敷料器具10种，价值12元，由同学会购置，每年需要补充；内有种痘针5根、棉花球半盒的种痘盒一个，由平教会赠给同学会，痘苗由同学会自购；生死记录表若干张。保健员为义务服务性质，但若他自己有病到区保健所或县保健院诊治，可一律免费；他依照手续介绍到保健所诊治的病人得减半收费；保健员服务一年后，若能尽职，应由同学会募给相当之奖品以资鼓励，可以说，保健员可享受一定的物质利益和精神鼓励，而以后者为主，这个职务对于提升他们的社会认可度和影响力会产生相当的作用。

区保健所设有医生1人、助理员1人。他们的职责，是进行保健员的培训和监督、医治保健员无法处理的病人、开展卫生教育、传染病预防等。为了使这些人员能胜任工作，县保健院给以特别的辅助性训练，医生每周开会一次。这些医生和助理员是专职人员。

晏阳初特别提到，“今日的医生多数是乙级医校的毕业生，而且未来多少年的医生很可能就是这种类型的人。最高级医学院毕业生也不是乡村社区的经济力量所能负担的”。但即使是乙级医校的毕业生，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到保健所工作，1934年定县这样的人才不少于16人，但只有3人愿意试试农村的医务工作。

在县城设立的保健院为平教会健康建设、卫生教育的总机关，即实行“医疗”、“预防”、“教育”、“训练”的整个卫生制度的总枢纽，其主要职责是执行卫生行政，开展卫生教育，防止流行病，推广卫生学校，培训护士、助产士和助理员、治疗住院病人等。院内有专科医生，分科负责，平时无门诊，多为住院者，遇险重病人为保健所不能医治者，始送院诊治。

保健院投资4万元，于1932年7月建筑完竣，内设办公室、病房、儿童养病室、妇女病房、化验室、药房、手术室、浴室、消毒室等，规模甚为宏大，每年经费1.2万元。 到1935年，定县已设置80个保健员，8个保健所，1个保健院。保健制度的建立，尤其是村保健员的设置，使人民可以经济方便地得到基本的保健和医疗。

村保健员每年平均可种牛痘100人，可施治疗1000次，每次种痘或治疗仅合大洋1分。保健所每年可治疗病人5000左右，治小学生痧眼头癣等约5000次，夏季注射霍乱预防针1000人。保健院每年可治疗住院病人600人，可行大小手术约1000次。据估计，这一制度推行全县之后，每年约需经费12万元，每人不过3角，恰与该会调查的建立保健制度之前的花费相同，“同一费用，一转移之间，而功效则相悬霄壤矣”。

不仅如此，定县的卫生机构和人员称为“保健院”、“保健所”和“保健员”，意义即在于：这一工作的重心之一，是宣传卫生知识、进行预防接种、推广新式接生法并培训产婆、动员民众清洁环境、对井水消毒并新建远离茅房和畜栏的新水井，这些工作的意义，甚至远远超过了保健员对病患所作的简单治疗，符合以防为主、让平民不花钱就获得健康的原则。

定县的保健制度，对其他乡建团体产生了示范作用，并受到政府卫生部门的重视。仿效定县建立一定的制度或者开展有关工作的乡建团体为数不少，比较有规模的是邹平。

1934年9月，乡村建设研究院与齐鲁大学医学院合作，建立了邹平历史上第一家医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医院兼山东邹平县政建设实验区卫生院”，简称“邹平县卫生院”，并计划在全县的14个乡分别设立卫生所，后来共有6乡建立了卫生所，进行疾病防治和卫生宣传工作。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无锡的惠北实验区选择一个村庄进行乡村合作医疗制度实验，每人每年交纳3角钱保健费，即可享受全年的免费医疗、注射预防针和种牛痘等权利。进行乡村卫生事业的还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徐公桥实验区和江宁自治实验县。与定县一样，这些实验区的卫生工作除治疗外，均包括卫生宣传、种痘、注射防疫针、新式接生保障母婴健康等内容。

无疑地，这些努力对于改善落后卫生状况，提高民众健康水平有重要价值。

（四） 革除陋俗，涵养新风 在乡建倡导者看来，“乡间礼俗的兴革，关系乡村建设关系甚大。不好的习俗不去，固然障碍建设；尤其是好的习俗不立，无以扶赞建设的进行。”移风易俗，既包括如吸毒、赌博、封建迷信、早婚、男尊女卑等社会陋习的革除，也包括新习俗如年节及婚丧礼俗的文明化、文艺体育活动的推广、读书讲演风尚的培养以及公益活动如修桥铺路、清洁卫生的提倡等。

邹平实验县对社会风俗的改良，一方面利用村学、乡学大力宣传复兴传统良风美俗，如敬老爱幼、礼贤尚义、恤贫睦邻、扬善抑恶、勤劳俭朴等，另一方面禁止陈规陋习，如妇女缠足、早婚、吸毒赌博等，提倡“伦理情谊”，鼓励“人生向上”。该县地近交通枢纽周村，每年从周村流入大量鸦片毒品，乡村中不少人染上吸毒恶习，给乡村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

1933年实验县政府颁布了禁烟治罪条例，明令取缔贩毒吸毒。为配合政府条例的实施，各乡学相继开展清查工作，查出的吸毒者送入县戒烟所戒烟，对贩毒者则依照条例进行制裁。

与此同时，村组织在村中张贴戒烟挂图，由教员向村民讲解吸毒危害，教育村民自觉抵制毒品。宣传教育和行政查禁收到了显著效果，两年中有300多名吸毒者戒除了烟瘾。治理改革前，邹平乡村赌博风气一直很盛，一些村民因赌而倾家荡产。

尽管历届县政府曾屡次颁令禁止，但均无明显效果。乡学村学设立后，学董会相继开会议定禁赌办法，采取教育劝导与查禁处罚并行措施，由乡村学校负责向村民宣讲赌博的危害，乡自卫队负责夜间查赌抓赌，对聚赌者实行罚款。县政府也专门制定禁赌办法，限期6个月内肃清。

在行政禁令和乡村查禁的双重打击下，乡村赌博现象基本杜绝。旧中国农村妇女深受传统礼教和习俗的压迫束缚，处在社会最底层。1931年后，随着邹平农村自治改革进程的深入，妇女组织开始出现。妇女组织由乡学村学倡导成立，并接受其领导，活动主要集中在教育、风俗改良和公共卫生方面。在教育方面，为了在妇女中开展启蒙教育，传授生产生活常识，乡学村学普遍成立了妇女部，使妇女有了自己学习和聚会的场所，在妇女部，她们可以边学习，边从事编织等副业生产。女子缠足、早婚、买卖婚姻等陋俗当时在邹平农村极为盛行。许多男子在十三四岁即成婚，女子年龄往往比丈夫大四五岁。

据统计，当地16岁以下结婚者占已婚男子总数的42%。缠足和婚姻陋俗使妇女遭受极大痛苦，并造成一系列的社会和家庭问题。为改变这些不良习俗，县政府成立了女子放足督查委员会及督查处，每乡派一名妇女工作者负责推动乡村妇女放足工作。乡学村学则设立放足委员会，吸收妇女参加，与妇女部一起动员农村妇女参与改良。

在乡学村学的支持下，妇女组织在移风易俗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仅对本乡本村妇女进行宣传教育，而且协助乡村组织对妇女放足进行检查，对执意缠足者实行处罚。婚姻陋俗的改良以行政法规为后盾。

1933年，实验县政府颁布取缔婚姻陋俗办法，禁止重金纳彩、早婚、买卖婚姻等陋俗。乡村自治组织是婚俗改良的实施机构，妇女组织则负责监督，凡违反规定者，即对其家长进行教育，责令其退婚；对不听劝告者则实行罚款处理。随着各项改良措施的逐步推行，乡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江宁实验县通过对庙会的改造破除恶习树立新风。江宁各地庙会，往往借酬神赛会，吸烟聚赌，以往屡禁不止。县政府只得动用政府力量，对农民原有习惯加以改进，一方面使农民有正当娱乐，另一方面使农民有交换农具、观摩农产品的机会。县政府先举行庙会调查，对庙会名称、所在地、集会日期、参加人数、集会情形、奉祀主神、纸箔消耗、庙产庙款及销售物品，均一一作了调查，然后拟定办法加以改进。将庙会原名称一律废除，而以地名及时令来命名。规定在集会时，必须举办农具展览会、耕牛比赛会或种籽陈列会；在不妨碍治安情况下，允许上演戏剧，但剧本须送请所在地党部、警察局、乡镇公所及中心小学会同审查，经许可后才能开演。各乡镇公所要在会前联合当地党部、教育机关组织宣传队，分赴集会的乡镇，宣传迷信、吸烟、聚赌的危害。

 昆山徐公桥实验区致力于新民风民俗建设，设垃圾箱以置污物，露天坑次第迁移，改良茶馆，增加正当娱乐，如体育场、公园、电影、演剧、音乐会、民众运动会、同学会、改良说书、恳亲会、游艺会等，均能按时举行，烟赌禁绝，街市整洁，全区干路已修筑完成十分之九，桥梁亦多数修建完成，并造万年公墓一所。

定县在民国初年即为自治模范县，其风俗改良工作起始较早。翟城村的《改良风俗规约》规定，男非满20岁不娶，女非满16岁不嫁；女子不准缠足，其已缠足未满16岁者，一律放足；办理丧事时，禁止照庙说书、念经、糊纸人等活动；过年劳酒，应注重阳历，并禁贴灶门香；除丧事死者子女仍遵行旧礼外，其余庆贺吊问，概行鞠躬，严禁跪拜；其他有涉迷信的种种风俗，也一律改正。

到30年代初，在别处仍然盛行的女子缠足已基本禁绝。“可幸本县缠足恶习已渐革除，15岁以下之女子已无缠者。”“定县妇女关于缠足恶习现已彻底革除。其原因由于民国三四年间孙发绪为定县县长，强迫禁止女子缠足，自村中领袖人的家庭作起，推广全村。凡违章暗缠而被查出者不但罚钱而且惟村长是问。至今定县幼女已无一缠足者。”可见用政府强力转移风俗并非没有可能。

平教会以平校同学会为中坚，拒毒、禁赌、修桥铺路、仲裁争执、婚丧互助，并举行体育运动会、演说比赛，组织剧团、读书会，培养民众尤其是青年正当娱乐的爱好与习惯。尤其值得一提是，该会在女子教育方面颇见成效。定县实验开始不久，平教会即着手研究乡村妇女教育问题，设立妇女平民学校、妇女育才学校。

1931年，设立青年妇女教育研究委员会，分妇女职业及家事教育两组；次年，开始进行“主妇会”和“闺女会”实验，又在女子平校课程中加入缝纫育儿课程，在有些地方，实验女校青年部的课程中有书算、保育、缝纫、纺织、畜牧、园艺等内容，以增强妇女劳动技能，提高妇女素质。

上文已经提到，通过接受平校教育，定县妇女的识字率有相当的提高。

（五） 倡导合作组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合作运动蔚成风潮，它也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各主要实验区，几乎都建立了生产、销售、消费、信用等合作社，有的地方还成立了专门负责合作社的部门。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所欠缺者一是科学技术，二是团体组织，因此对于发展合作事业有特别的兴趣。

邹平县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合作社──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成立于1932年秋，专门运销研究院正在推广种植的良种美棉，以实现农户的增产增收。该社在孙家镇设总社一处，各村设立分社。总社的办事机构为社务委员会，由分社代表选举3-5人组成，社务委员公推主席1人主持工作，下设会计、总务、营业三部，又由研究院派遣指导员1人、技术员1人指导和协助工作。总社主要负责收花、贷款、评级、打包、销售、分配及选种；种植美棉的村庄每一二村组织一个分社，设社长1人，干事3-5人，由社员大会推选产生，负责管理全社播种、轧花、收存、运送工作。总分社职员均为义务职，任期1年，可连选连任。社内以社员大会为社务决策机关。

1934年，美棉种植进一步扩展，运销合作社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总社改名称为“梁邹美棉运销合作社联合会”，负责集中产品、加工运销，下设4个办事处，各村分社统一改名为“××村美棉运销合作社”。并在孙家镇设轧花厂，专轧种棉，以保持棉种纯洁。

这一合作组织建立后，分社数量、入社农户和棉田数量逐年增加，1932年仅15社，219人，667亩棉田，到1936年底，已达156个社，3826名社员，入社棉田42453亩，运销皮棉445045斤。合作社集中运销比农民个体交易获价高，手续易，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实惠。除美棉运销合作社外，邹平还组织过蚕业产销合作社、林业生产合作社、购买合作社、机织合作社、蜂蜜合作社等，均有相当成绩。

 无锡实验区在高长岸乡组织了一种专卖蒿瓜的运销合作社。蒿瓜为无锡特产，1亩产值相当于稻田2亩余，但在商人的垄断下，农民只能以低价出售。1932年后，组织了合作社，有社员60余家，实行团体运销，每担可多赚1元，农民皆大欢喜。该地还有养鱼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组织，前者“其利甚厚”，后者旨在低利借贷及储蓄，有社员50余人，股金每人1元，每月每人储蓄大洋2角，社员连环作保，权力机构为理事会和监事会，贷款利息为1分2厘，大大低于乡村普通的借贷利率，“人民称便”。

定县的合作组织以信用合作为中心，购买、运销、生产等相偕发展。“其方法即用一整套资本，按经济自然活动之顺序，春天多做购买，夏秋收获时，做运销和仓库，冬季即注意农村工艺。”其设计组织顺序为：先由各村成立合作社，联合各村而成立区合作联合组织，再集合各区而成县合作组织。集市在乡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定县合作社的设置大致以集市为中心。该县共有集市80余集，其中规模较大、位置适当的集市有8个，每区在集市成立区合作联合会一所，联合八区成立县合作联合会，以谋县单位的合作组织。

合作社的成立，一般须经过接洽与宣传、训练、组织三个阶段。先由同学会接洽村中领袖，使其明白合作意义，并担任宣传工作，宣传中应注意三点：

（1）宣传对象，应当稍广，使一村合格良好农民，均有参加机会；

（2）宣传地点以个别小集市为宜；

（3）避免村人反感，尤须避免金钱利诱及过度高调。

训练分普通训练和专门训练两种，凡拟加入社员均须接受10小时之训练，明白合作的意义和方法；专门训练即合作经营技术训练，在准社员中选择优秀者训练之，训练时间为24小时，内容有合作簿记、合作经营法、经济常识。训练完成后，仍由农民自行决定是否组织合作社，先在各村办理自助社以为办理合作社的准备，不须交纳股金，加入后即可向仓库抵押粮食，低利借贷。

1934年时，成立自助社的村庄共有175村。自助社进行有相当成绩后，始改组合作社，其组织手续为：由受训练的农民投票选举筹备委员7-9人，征求社员，确定股额，进行至相当程度后正式成立，首先经营者为信用组织。

（六） 加强农村自卫 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动荡，土匪猖獗，外患日逼，安定社会秩序是进行乡村建设的前提，也是乡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河南省的镇平县是乡村建设大潮中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方，其特色即在于：之所以会有镇平自治，原因即在于当地匪祸惨烈，民不聊生，“全县人民终日在刀光枪影下讨生活，受土匪之蹂躏践踏，其损失不能以数计”。

1927年，在西北军任职的彭禹廷回乡奔母丧途中，阻于土匪18天，到家后又亲历亲感土匪之猖獗，遂出任南区区长，后又任河南人民自卫团豫南第二区区长，一面组织民团，一面在本县及邻县与土匪恶战，地方局面为之平靖。

1929年6月，彭应河南省主席韩复榘之邀赴辉县主持村治学院，民团势孤，匪氛复炽，镇平惨遭破城之劫，邻县亦土匪横行。在家乡父老的恳请下，彭禹廷于1930年9月间从匪区辗转回县，与邻县内乡、邓县、淅川民团领袖召开联防会议，成立宛西地方自卫团，再次与土匪展开激战。地方平定后，开始进行各项建设事业，镇平成为乡建运动中代表性的力量之一。

镇平剿匪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为由人民组成的民团。这一制度仿照瑞士的义务兵役制设计而加以改进，分为常备民团和后备民团两类。常备民团的团丁，为抽调训练4个月未满期的壮丁及志愿长期入伍者，干部除旧有者外，以老练团丁递升。壮丁训练期满后各回本村，所以，平时的常备民团，只有干部及志愿长期入伍的团丁。其编制为团、营、连，上设支队部，支队部之上为内、邓、淅、镇四县联防总部。其训练方法，官长学科术科并重，并加以政治训练；团丁除操课外，更注重补习教育，各连均设有国民补习学校，教以识字及常识。

经过4个月训练的壮丁，都是后备民团，回乡各安职业，按地域组织，以队为单位，每月一日，由队长集合带至中队部（即常备民团的营部）点名、给饷（发钱3串）、听讲、擦枪；中旬，再由队长带至中队部擦枪一次。每3个月考绩一次，奖励成绩优良者。如有匪警，队长受区长指挥堵剿；有事时则按原来受练之队号集合，即为常备民团。计划将全县壮丁全部进行训练，人皆为兵。除民团外，镇平还有保卫团的组织。

保卫团与民团的差异，一是保卫团为普遍的训练，年龄要求在45岁以下，民团则为18-30岁壮丁的训练；二是保卫团武器为刀矛，民团武器为快枪；三是保卫团无所谓现役退伍，民团则有之；四是保卫团的功用，是平时稽查匪类，有事时维持乡村秩序，有乡村警察的作用，民团则可以调往县境以外剿匪。“总之，保卫团的组织，系仿照保甲的办法，为乡镇人民自然固定的组织，而民团则系仿照瑞士义务民兵制的办法，为军队式的活动的组织”。

镇平由地方自卫而发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带有强烈的军事化色彩，也正因为如此，镇平自治机构与政府的关系紧张，对抗性质明显，这是该地不同于其他乡建实验区的地方。镇平自治的领袖人物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等同于“地方革命”，因为“这种反抗贪官污吏、匪式军队的行动，就叫做革命！”“我们想实行地方自治，不能不铲除地方自治的障碍；对于那些匪式军队，贪官污吏，万恶土匪，就不能不抵抗。抵抗那些东西，就不能不与政府发生误会！所以我说，按现在实际地方情形论，’地方自治’就是’地方革命’”。

不过，乡建运动中组织地方自卫的地方，大多数是在政府授权的范围内进行。实行农村自卫需要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有力的财政支持，只有那些掌握行政权力的实验区才有可能系统全面地进行，小规模的实验区不具备这一能力。邹平的乡村自卫有完整的体系。30年代初，邹平农村频遭兵匪滋扰，加之走私贩毒猖獗，乡村治安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乡村自治改革之前，邹平地方武装力量有县公安局和民团大队，在政府武装之外，有乡村民间自卫组织联庄会，但由于缺乏有效管理和训练，以上组织均难以起到维持乡村治安的作用。

1933年7月县政改革后，民团大队和公安局相继被裁撤，县政府成立了专门培养乡村自卫组织干部的征训队，由各乡选送家有财产的青壮年组成，学习结业后回乡负责组织乡自卫队，担任乡队长或队副。

更大范围的村民自卫训练以各村成年农民为主体，最初由县政府负责，后逐步改由乡学、村学自行组织。1933年底，县政府举办了第一届联庄会训练班，全县1172闾，每闾选送1名青年农民到县城集中训练。从第二届训练起，政府不再包办，部分训练改由乡学自行组织。

1935年后，自卫训练全部由乡学自行组织。截至1935年冬，村民自卫训练共举办了3届，训练青年农民2281人。自卫训练将成人教育和军事训练结合在一起，村民在接受训练的同时，还学习文化课和公民、农业、合作、法律等方面的知识。这样做的目的，旨在通过组织和训练农民来推动乡村自治建设。村民在接受训练后，在本村组成村组，隶属村学，由村理事或村庄长指挥监督。

1936年邹平全县共成立了225个村组。各村组成员按所在乡编为乡队，直属乡学，由乡队长指挥，并接受乡理事的领导监督。各乡乡学还于每月轮流进行集中训练，上午开会，名曰“乡会”，下午会操，名曰“乡射”，由县政府派员进行指导。在旧的地方武装裁撤后，全县只保留了一支40人的地方警卫队。警卫队队员全部由受训农民组成，每期服役4个月，各乡轮换，期满归农。各乡队、村组在治安上统一由县警卫队协调指挥，其基本职能是：率领村民防范火灾水灾；警戒防范盗贼土匪；对有害于乡村的人和事随时呈报查禁。除担负农村治安这一基本任务外，自卫组织还负责协助乡村学办理户籍登记、改良风俗及指导青年训练。

全县建立了一个以警卫队为中心，以乡队为枢纽，以村组为基础的比较完善的乡村自卫体系，一时土匪敛迹，社会安定，为乡村建设的全面开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同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菏泽实验县“精神全在乡农学校，故其成绩亦在乡学之自卫训练班。”该地昔为盗匪出没之区，每遇青纱帐起，或水旱天灾，盗贼尤多，组织乡村自卫后，盗匪敛迹，即使在黄灾发生时，地方亦颇平靖，甚至悍匪刘桂棠部两次压境，俱不敢通过，“即自卫之效”。不仅如此，自卫班在黄河决口时的抢险和灾后收容赈济难民方面，均表现出色，对地方社会的安定起了积极作用。

定县于1933年建立自治实验县之后，平教会实现了学术与政治的合作。当时，河北省已经成为抗日救亡的前沿阵地，因此，平教会在县政设计中充分考虑到了抗日的需要，力图在人民训练组织上作一番救亡工作。按照平教会的县政机构设计，县政府以下地方，实行以公民服务团为基础的乡镇建设委员会制度，先在21村进行表证示范。

首先，在这些村庄设立乡镇建设委员会筹备处，由县政府就各村德望素孚、热心公益者委任6—12人组成，负责举办公民训练、协助选民登记、改进学校、训练合作、保健等工作。接着进行公民训练，招收16岁以上的男女青年，成立公民训练班。训练班采用大队制，设大队长1人，中队长1人，队长8—10人，政务、经济、教育、保健工作队员8—10人。训练项目为自卫训练、农村建设概说、政治、经济、教育、保健等常识研究、工作讨论、唱歌及活动，训练时间为1个月，公民训练届满，即着手组织公民服务团。公民服务团由全体村民组成，团员依年龄分现役、预备、后备三种。其中，现役团员是公民服务团的基干，由本村16岁以上35岁以下受过相当教育或公民训练的的男女青年担任。公民服务团的组织办法是：以保甲为单位，每甲设一甲团，每甲团设团长1人，政务、经济、教育、保健工作团员各1人，余为普通团员。每保设一保团，保团设保团长1人，秘书1人。保团甲团之间，得设中团长。各甲团政务、经济、教育、保健工作团员，分别组成政务、经济、教育、保健组，各组设正副组长各1人，兼任乡镇建设委员会政务、经济、教育、保健股干事。保团长、秘书、各组正副组长均由选举产生。乡镇公民服务团成立后，即召集公民大会选举乡镇建设委员会委员。

至1935年10月，定县21个表证示范村的公民服务团和乡镇建设委员会均告成立。由于各村尚未举办保甲，故各乡镇公民服务团暂时未设保甲组织，原拟称保团长者称团长，甲团长称分团长。 通过表证示范，实验县取得了县政下层机构的建设经验。于是县政府通令全县仿照示范村设立乡镇建设委员会筹备处，筹备期以5个月为限，县政府派农村建设辅导员分赴各村巡回视导，协助进行公民训练。待各乡镇建设委员会成立，筹备处即行撤销。

但由于时局恶化，1936年平教会总会南迁长沙，定县部分乡镇的公民服务团和乡镇建设委员会最后没有成立。这种制度设计，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与平教会前期的工作大异其趣，其原因，即在于当时战云密布，保家卫国的迫切性顿时凸显。

三、 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赞扬、支持、鼓励铺天而来，几个中心实验区对参观学习的 人群应接不暇，平教会甚至需要刊登广告限定接待参观的时间；政府对乡建实验也给予了相当的肯定，1932年第二次内政工作会议后，建立县政实验县取得了合法性，官方还直接出面建立了江宁、兰溪实验县。但与此同时，乡村建设运动也遭到了十分尖锐深刻的批评，这种批评，有来自国际组织的，有来自政府重要人物的，而更多的来自学术界，尤其是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

批评的焦点有二，一是花费太大，没有推广价值，二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本文对乡建运动意义的探讨，即从分析这些批评入手。 第一个问题的主要批评对象是平教会。晏阳初对他所从事的事业有非凡的热忱，他还具有非凡的鼓动性和筹款能力，平教会为数不菲的资金基本上来自美国企业和民间的捐款。该会之所以能够结集大批优秀人才，能够开展规模庞大的建设计划，资金的相对充裕是一个基本的前提。

面对批评，平教会的回应是，他们的事业是要研究出一个中国各省各县可以普遍利用的方法或方式来，就一县来看，这种方法或方式的代价是太昂贵些；就中国1900余县分摊，便不算昂贵了。而且，他们认为，作为一个私人学术团体，他们的工作以研究实验为主，推广工作决不是他们所能办或应办，而是政府的责任。这一说法言之成理，加上平教会未受政府资助，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较能得到各界的理解和认可。

因此，这一批评虽使晏阳初等人烦恼，但未产生大的影响。 更为深刻尖锐的批评，是认为乡建工作只能解决枝节问题，而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压迫，“促成中国农村破产的主要因素便是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之统治……要挽救中国农村之崩溃，并建立农村改造的必要前提，必定先要铲除这两种制度”。

这一批评十分透彻。然而，我们今天回顾乡建运动的得失成败时，对此有所分析还是应当和可以的。

首先，什么是“根本问题”？各方的理解互不相同，不同的背景和角度也会导致差异。孙冶方、千家驹、巫宝三、吴半农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土地占有的不平等和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平等，确是当时农村发展的最大制度性障碍，然而，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从事乡村改造工作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也并不是只做一些枝节工作，也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他们对“根本问题”有不同的认识。梁认为中国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几十年来外力的侵入，使中国文化的根本（有形的根──乡村和无形的根──做人的老道理）已经崩溃和动摇，要拯救国家和民族，必须从培养人民新的政治习惯做起，而由于中国是一个农村社会，因此，必须从“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做起，也就是说从乡村建设做起。

在他看来，他以前亲身参与过的立宪和革命反倒没有根本意义，正是为了求得根本解决之道，才需要进行乡村建设，他断定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之“本”，其他反而是“标”。

晏阳初认为中国问题千头万绪，“非从根本上求一个解决方法，只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终久是治丝益棼，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所谓根本的解决法，在将欲从各种问题的事上去求的时节，先从发生问题的‘人’上去求”，“我中华四万万民众共有的各种问题，欲根本上求解决的方法，还非从四万万民众身上去求不可”。

平教会一开始即提出“除文盲，作新民”口号，后来通过社会调查，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是愚、穷、弱、私，并针对性地制定了以文艺教育攻愚、发扬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穷，开发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增强团结力的系统方法，以养成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团结力的合格公民。

因此，在乡建工作者本身看来，乡村建设的目标也是整体的，“根本的”，从长时段来看，他们的认识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在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制度性问题之后，人的问题，文化的问题，就会越来越显现重要性，乡建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会越来越受人关注。 其次，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剥削，一些乡建工作者有清醒的认识，他们不是这种制度的拥护者。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黄巷实验区的工作人员指出，“局部的建设，常在枝节上下功夫；根本改造，常非教育所能为力。

黄巷民众所最需要的为耕地，为工作；而耕地无多，地权不属，丝厂倒闭，茧价惨落。同人等常听到黄巷民众哀痛的呼声，只觉心余力绌。所谓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只是将颓垣败壁，略加修补，并非根本改造。”

主持定县社会调查工作的李景汉痛切陈词：土地问题实在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重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农村问题之解决的最大障碍是现有的土地制度。土地问题解决了以后，农村问题才有解决之可能。”

梁漱溟说，“农民为苛捐所苦”，“不能马上替他减轻负担”；“农民没有土地，不能分给他土地”。而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下，乡村工作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所增加的收获，一旦国外农产品倾销，就不可能转变为农民收入的增加。因此，在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土地制度下，从事乡村建设的局限，为乡建工作者所痛切体认。

然而，从事乡村建设的中坚力量是学术机构和社会团体，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必须承担反帝反封建的时代核心任务。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在农村所进行的经济文化建设，对于当地乡村的发展，对于农民生活和生命质量某些方面的改善，确实具有不可小视的意义。

试想，对于因采用新技术而增加了收入的人，对于因得到及时治疗而延续了生命的人，对于因接受业余教育而看到了新世界的人，对于在运动场上奋力奔跑的人，对于站在舞台上忘情表演的人……他们的生命将从此而有所不同，他们还昭示了历来承受悲苦命运的农民的另一种可能性生活。

因此，乡建运动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贡献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七八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需要“根本解决”的两大问题已不复存在，文盲的问题也已基本解决，匪患不再，农业科技的试验推广由政府负责，连晏阳初本人也认为，当年他们想实现而未能实现的目标，在共产党领导下都实现了。然而，乡村建设运动仍给今天的农村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们仍需要向乡建前辈学习。

就具体层面言，今天还面临着若干当年乡建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如乡村的医疗保健体系仍很不完善，农民缺医少药的情况仍极为严重，探讨适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医疗保健体制，仍是十分迫切的课题；九年制义务教育虽已由国家立法，但农家子弟因贫穷而上不起学的情况仍不在少数，农民对文化科学知识的渴求仍难以充分满足；农民的经济合作组织仍不够健全，文化生活仍不够丰富，一些社会陋习也沉渣泛起，等等，仍然需要各方面力量通力合作，共同努力，建设和谐繁荣的中国农村。

但笔者认为，乡建运动对于今天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即乡建工作者对于乡村建设的理解和热忱。首先，他们强调乡村的全面协调发展，认为各方面的因素是相互联系的，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决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其次，他们重视农村和农民对于建设国家的重大意义和伟大潜力，不居高临下地对待农民，提出“化农民”必先“农民化”的主张，而不仅仅把农村、农民、农业作为“问题”对待。第三，他们重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晏阳初一生的信仰，梁漱溟反复强调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文化思想，并明确主张“以人为本，不以钱为本”，重视社会弱势群体，重视社会的平衡发展。第四，乡建运动的领导者是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具有的爱国精神和忧患意识，他们对于国家社会勇于奉献，敢于担当，善于创新，乐于践行的品格，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净化剂，虽然举家迁往农村“农民化”的必要性已经不大。

作者：徐秀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