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鲁迅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也知道他是一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斗士”，他写文章善挖苦、敢点名，他不在骂人就在骂人的路上，且骂遍民国无敌手。

有人甚至列出了被他骂过的人名单，如：林纾、钱玄同、胡适、周作人、林语堂、魏建功、梅兰芳、杨荫榆、陈西滢、章士钊、徐志摩、李四光、马寅初、成仿吾、郭沫若、叶灵凤、潘汉年、张资平、杨邨人、梁实秋、沈从文、施蛰存、朱光潜、文公直、张若谷、邵洵美、邹韬奋、廖沫沙、穆木天、张春桥、吴宓、欧阳兰、邵飘萍、吴佩孚、齐燮元、段祺瑞、蔡元培、郑振铎、向培良、戴季陶、朱家骅、傅斯年、梁漱溟、钟敬文、蒋梦麟 、潘梓年、冯乃超、蒋光慈、胡汉民、张学良、马占山、罗隆基、刘半农、张天翼、魏金枝、戴望舒、汪懋祖、老舍、钱基博、章太炎、吴稚晖、胡绳、罗家伦、叶圣陶、茅盾等等。总之，他骂对了一些人，也骂错了一些人。

其中有几位被鲁迅骂得很惨的——

梁实秋，著名文化学者，曾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英国文学史》，双方对战的焦点在于文学阶级性，鲁迅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大肆开骂。梁实秋也不甘示弱，奋力回击。

陈西滢，北大/武大教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常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3.18”惨案后，鲁迅认为陈为北洋政府说话，在《纪年刘和珍君》一文中拐弯抹角骂他。

杨荫榆，杨绛的姑母，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杨极力反对教授搞女学生，彼时鲁迅刚泡到学生许广平，认为杨在隐射他，所以大发雷霆，骂人家是“性变态”。

胡适，这哥俩早年关系十分融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不仅书信往来频繁，还动不动在公开场合互相吹捧。后因政治理念不同，关系逐渐恶化。胡适主张改良，鲁迅主张革命，双方就此决裂。此后鲁迅三番五次痛骂胡适，而胡适却从不做任何回应。

事后有人问胡适，他说道，骂人之人骂得不好，我会替他着急，而他一旦骂得太过了，显得自己人格低端，如果骂人使他心里面愉快，我倒替他开心，我情愿挨骂。由此，胡适反而博得了君子美名。

若问鲁迅骂谁骂得最狠？那一定非郭沫若莫属了，他们之间的”骂战”居然长达半个多世纪。当年，郭沫若因不喜欢包办婚姻的原配妻子，就干脆休书一封，而自己则远走日本，和日本的一个贵族女子在一起后生下了五个子女。后来，竟然又抛下第二任妻子独自回国，而后又娶了下一任妻子……郭沫若的行为受到了鲁迅的强烈谴责，不甘下风的郭沫若直接回应鲁迅是“衣冠禽兽”。后来，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文中，用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回骂郭沫若：“远看像条狗，近看郭沫若！”

当然，鲁迅也有看走眼、骂错人的时候。地质学家李四光，二人一个是搞文化的，一个是搞地质的，根本不搭边，鲁迅缘何骂了李四光呢?当年这次跨界之骂，还闹得沸沸扬扬。表面看来，是由李四光做了份兼职引起的。1925年，作为北大教授的李四光，还兼任了北京图书馆的副馆长，这事被鲁迅知道后，连发了两篇文章挤兑李四光，并捎带上了馆长梁启超。在文章中很直接地说“两位的薪水每月要一千多，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能够多买书籍”。当时鲁迅只是北大的一名兼职教师，人家北大教授个个富的流油，上下班坐小汽车，虽然鲁迅也坐车上下班，但他坐的是黄包车，有一次车夫不小心摔倒了，鲁迅还被摔掉了门牙。但鲁迅总不至于因为嫉妒就骂李四光吧，况且李四光还是个骑车上下班的北大教授。

不过鲁迅这次没有搞明白真相，冤枉了李四光。李四光自从兼任了副馆长之后，就不再领取北大的薪水了，而且兼职的薪酬是500元，李四光只领取了一半，另一半捐给了图书馆。也就是说，李四光每个月只领了250元，对此李四光觉得很委屈，就委托徐志摩写文章为他鸣不平，徐志摩本想劝和，结果也被鲁迅捎带脚骂了。

按说，既然被鲁迅骂过的人很多，那么鲁迅应该处在一种强敌环伺、天怨人怒的生存状态。但请现在的人留意，那是在民国，当年大家生活在骂人无罪的文化气氛中，并不会担心鲁迅的安全。鲁迅骂过的这些人，他们大都在鲁迅死后释怀了，原谅了鲁迅，郭沫若还悼念鲁迅，称鲁迅是“中华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

鲁迅因笔闻名，也必然因文闯祸。当时政府曾经通缉他，但他照样大胆写他的革命文章。

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兼任教育部长期间，有人向蒋介石告密说鲁迅隐匿在教育部做特约编辑，蒋介石回答：“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还有与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没有？应该派这样的人，去找他，告诉他，我知道了这事，很高兴。我素来很敬仰他，还想和他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职位也当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别的想法，也可以办到。”

一直到1936年鲁迅与世长辞，他身上还背负着一张国民政府的通缉令。但鲁迅去世后，蒋介石仿佛忘记了通缉令的事，特意委托上海市市长参加他的悼念会，并送上一个花圈。上万民众自发参与了送葬，并在他的灵柩上覆盖了一面写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帜。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评价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并将中共在延安创办的文学院取名鲁迅文学院。

不过，据2001年出版的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记载，1957年毛泽东在回答湖南老乡罗稷南的问题时表示，如果鲁迅仍然活着，“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但毛泽东曾于同年3月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又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因此毛泽东对罗稷南的回答可能只是对鲁迅敢说真话的赞赏。

黄宗英在《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以《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撰文证实，她就是现场见证人，“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颤，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1950年曾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提出类似的问题，时任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亲自回信答复“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的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此类的假设，都是替故人担忧。但潜在的意思却很严肃：现在我们能有谁可与鲁迅相比？现在的文化环境能不能容下“现在的鲁迅”呢？将来还会不会有鲁迅似的批评家出现呢？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不敢答，你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