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于是从1912年1月1日，新旧交替的民国时期开始了。上海滩不夜城里，歌声酒香不断，郊区农村里的孩子还不曾见过汽车和面包。富豪们夜夜笙歌，黄包车夫在夜幕下等待着富豪们结束消遣。

这个贫富差距极大的时代里，过得体面一点的人不是地主就是富豪，还有一部分是走仕途的官老爷们。

民国“国考”：县长是怎样选出的？

民国时期，普通百姓能接触到的公务人员除了巡警就是县长。国民政府的县长任用，与现在的公务员考试有所区别，除了考试，还有一种途径是举荐。举荐则是由民政厅长提名 2 到 3 人，然后按法律手续转请任命。

被举荐上位的县长，先不说才智如何，但说靠民政厅长独揽大权举荐官员就极易滋生腐败。买官卖官现象明目张胆地发生，1929年，江苏省民政厅长缪斌就曾对县长和公安局长两个职位进行过报价，先将县分为一二三等，分别报价6000元、5000元、4000元。

考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914年针对当时县知事任用良莠混杂，基层吏治日益败坏的实际，民国政府着手启动“国考”了，这项活动被称为“县知事试验”。

民国政府非常重视这项活动，专门制定了条例和考试办法。每次考试，从早晨五点多钟开始，就有年岁不一、衣着不同的考生抵达考场。考场6点多钟就能入场，8点后封门，11点还管面包。

这些面包各夹着一半肉、一半糖，面包干净，夹糖一侧口感甜美，肉虽然仅放了薄薄一片，却是玲珑漂亮，口感甚好。面包吃完，自有人奉上热茶。如若需要大小解，巡警将随同去。第一届知事试验总榜揭晓后，参考的毕业生多，落第也多，而有地方工作经历者大都被录取了。

民国政府政府认为地方行政事务繁杂，没有吏治经验恐难胜任，在录取时似乎偏向了有经验的人。这在当时引起了许多考生不满，可政府无动于衷，最后不了了之。举荐靠真金白银与家世地位，考试除了考验真才实学也偏向于吏治经验。

这对寒门学子并不友好，不少学生从全国各地历经周折到达考场。

光是路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许多贫寒之士典当了家中不少物件才能应试，再穷一点的根本无法参加考试。没有经验就当不了县长，当不了县长就一直没有经验，这个悖论一直存在至今。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乱世之中，官员也苦

当上县长不容易，坐稳县长宝座更困难。覆巢之下无完卵，战乱频繁的民国，百姓苦，官员也难。论其原因，首当其冲的是各地流窜的军阀和土匪。

西边，川军内战打了三十几年。北边，河北省（当时名为直隶）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一次又一次的战乱。

中部地区更惨，自古便有逐鹿中原，河南省在整个民国时代，被各路军阀还有流寇们洗劫了无数遍。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百姓们戏言“河南被打烂了，40万土匪在流窜。 ”战争里，人命不值钱，官衔在枪子前也得低下头颅。

兵痞和军阀大帅们，可不会把不知能存在多久的朝廷功名放在眼里。该勒索就勒索，该屠杀就屠杀，根本不会客气——那年头在乡下死一个人，就真是跟死一只蚂蚁没啥两样，哪怕这个人有一官半职，也不过是死了一只大一点的蚂蚁，没差太多。

治理一方需要经费，修路造桥，医疗教育，哪样花钱都不含糊。县长自己的生活也需要薪水来保障。这些都是频繁更替的政权无法满足的，县长在其任上很难伸展自如，即使有心也很难做出一番成绩。更别提为驻扎的军队筹措军费了。

民国时期，不少省份省库无力支撑军费开支, 就想法子实行拨款制度将财政压力转移到各县 。拨款数目到某县 , 县长必须极力配合, 稍有怠慢, 鞭打绳捆 , 性命有危 。甘肃省某县志记载到“日住县府 , 宜如何从人民身上勒索，以资应付军队 , 为县长唯一之任务” 。

即使如此，“驻军多节外生枝, ……县长尚难保自身之不受军人侮, 故一切政治设施, 皆谈不及”。县长无暇顾及地方事务，光是在驻军与上级的命令中周旋已不是易事 。老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县长们面临的不仅是自上而来的压力，乡间意见领袖们——土豪劣绅影响力不比政府小。

民国时期县长上任，首先需拜访当地的土著大姓，得到他们的支持, 才能推行政令。不然如其受刁难是小事，说不定还吃官司，欲加之罪张口就来，先告到你无法正常就任再说。不少县长们为了少点事端都会忍下这口气，然后将这口气出在百姓身上，对他们而已，如果不能在百姓身上将气出回来，将钱财捞回来就是在做赔本买卖。

民国时期的县长们更迭十分频繁， 任期以 1 年者为多，其中大多为代理和署理县长。 代理和署理起源于 1933年 6 月公布了的《修正县长任用法》，其中规定县长的任用期分代理、 署理和实授 3 种 , 代理不超过 3 个月 , 署理期为 1年 , 实授期为 3 年。

这部朝令夕改的法规，在次年又将所有在任县长改为代理，县长任期短暂从法令上确定了下来 。

新官上任的三把火还未来得及烧，已换了一茬新人，县长的威信自然无法树立，心术不正的县长更是怕不能长久做官，变本加厉鱼肉百姓。

县长想要辞职也很难，这并不是一个人离职的事。民国时期县长是一种特殊的体制——“承包体制”，每一位县长有一套自己的固定班底，从科长、秘书到收发、差役全套班底随他同来同去，而财政收支在离职前也要全面盘查一番。

田赋、积谷、城墙、衙署、文庙、公产一查就是好几个月，在手工计算和纸质存储的年代里， 移交数年的事情也有可能发生。在这期间县长需要承担所有费用。一位奉公守法，身家清白的县长很难交出这样一笔款项。

但是离职时又一定要缴纳，怎么办？只能从百姓身上压榨了。移交不清又压榨百姓，又很容易激发民愤，如此反复，官员在百姓心中的威信一落千丈，彻底成了反面角色。

乱世之治：官不修衙，客不修店

民国时期曾任酒泉县县长的魏允之自称：“全副精力，须以百分之三十应付土劣 ；百分之三十周旋驻军各军官 ；百分之二十办理等因奉此（旧时公文用语，比喻例行公事，官样文章）；其余百分之二十姑得努力地方政治。”

好的环境能引人向善，恶之花在罪恶里开得更灿烂。县长们为官的初衷多种多样，结局大多一样。

当民国时期的百姓很苦，一场大雨就能冲散几个家庭，一场旱灾就能多几个舞女。当民国时期的县长很苦，心中有仁义去哪弄钱来维持政府运转？一心报国却发现只有剥削百姓这条路最好走，很难不走偏。

若是豺狼虎豹来当官，发现敲骨吸髓的钱也许还不够让自己成功离职，心情也必定十分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