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江华

大名鼎鼎的李鸿章家族，在清代出了3位总督：李鸿章本人，曾任两江、两广和直隶总督；哥哥李瀚章，曾任湖广和两广总督；侄子李经羲，末代云贵总督。李经羲不仅崭露头角于晚清，还一度活跃于民国，与徐世昌、赵尔巽、张謇一道被袁世凯封为“嵩山四友”，甚至还短暂出任过民国总理。
李经羲的传奇并不止于此，其子李国筠在袁世凯时期曾被任命为广东、广西巡按使（相当于省长）。曾孙李道豫，曾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大使，2019年10月刚刚获颁“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李经羲（1859-1925），是李鸿章弟弟李鹤章之子。和李鸿章“少年科第”不同，他只是优贡出身。所谓优贡，是指经地方选拔合格后送入国子监读书的生员，每三年选拔一次，朝考合格后可任职。1879年，21岁的李经羲朝考一等，被授以知县。
学者宋露霞著《李鸿章海上沉浮录》，转引曾在李府管过事的唐凌辉之语介绍：李府最盛时期，有田257万亩。仅李鸿章名下的田产，每年可收租5万石。至于李经羲的父亲李鹤章，虽曾入曾国藩军幕、随李鸿章南征北战，但因李鸿章“避嫌不举”，便回老家主持家政。他置房置地，兼营盐业、茶叶和当铺，大发其财，在原温家大村造起了有400多间房的李家楼，又在合肥城里建了五进豪宅。
李经羲刚任知县不久，父亲即于1880年去世，按例丁忧三年；1887年出任四川永宁道不到一年，又赶上母亲1888年去世，只好再守孝三年。或许是为了不耽误仕途，1891年李经羲借顺天、直隶水灾之机，一次捐银一万两。这一大手笔让李经羲被赏戴文官巡抚以上才能得到的花翎，后于1893年七八月间被授湖南盐法道、长宝道。湖南盐法道、长宝道是两个职官：盐法道主管一省盐务，长宝道则是管理长沙、宝庆两府。34岁的李经羲此时虽是四品官，但既管湖南全省盐政，又管理湖南省会长沙政务，身份颇为特殊。

李经羲肖像，刊发于《东方杂志》第十二期（民国三年六月一日发行）。

从1879到1893年这14年间，除去为父母守制的6年，李经羲实际做官的时间只有短短的8年，却能从七品知县升至四品道员。应该说，李瀚章、李鸿章两位伯父的荫庇，以及父亲的丰厚家资功不可没。
李经羲的早年仕途中，李鸿章的影响如影随形。1895年11月，署理湖南按察使的他，遭遇了人生第一次被参劾——被指授意下属刑讯逼供。后虽经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查核“尚无情弊，免其置议”，但联想到此时正是李鸿章刚刚签署《马关条约》“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之际，参劾者落井下石并非没有可能。
1901年4月，正在西安避乱的慈禧下旨授42岁的李经羲为广西巡抚。此时，68岁的李鸿章正抱病在京师与八国谈判，力争慈禧早日回銮。慈禧此举，谁能说没有投桃报李、慰劳李鸿章之意？慈禧后来给李经羲的谕旨中，就不时有“渥受国恩”“世受国恩”之语。

任性：顶撞慈禧被免职

清廷1901年4月21日任命云南布政使李经羲为广西巡抚，仅仅过了一个月，又于5月21日匆忙下旨，令其改任云南巡抚。李经羲的广西巡抚，根本没有来得及上任。个中原因，是他在处理近代史上颇为有名的昆明教案善后。
1900年6月，法驻滇总领事方苏雅以在华兴建铁路需要自卫为名，擅自携带十余驮军火至昆明，被昆明南关厘金局发现后扣压。方苏雅不服中国官府管束，亲率数十人以武力威胁，将枪弹抢回。其蛮横无理，激起民众义愤，万余昆明百姓包围昆明法国总领事府，焚毁拆卸了两座法国教堂并波及两座英国教堂，由此引发了“昆明教案”。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法双方重新谈判“昆明教案”的善后问题。由于新任云贵总督魏光焘尚未到任，署理总督的前云南巡抚丁振铎自不愿一人承担与法国人交涉之干系，以“遇事与李经羲反复筹商，深资倚赖”为由将其奏留。而清廷也认为“边务紧要，李经羲办事明爽”，便改命李经羲为云南巡抚。
法国主教最初要求赔偿银33万两，丁振铎、李经羲等表示云南“地瘠民贫，万难筹措”。法方答应减至30万两，不肯再减，交涉陷于僵局。正在此时，法驻华公使授予方苏雅以议办滇省教案全权。此后，历经4个月的谈判，法方终于答应将赔款减至15万两。魏光焘和李经羲又向方苏雅提出，将历年未结旧案一并在此案内完结。方苏雅“初有难色”，最终还是同意了清方要求，并商定由清方当年筹交法方6万两，余款3年分交。1901年12月双方签订最后文本后，魏光焘、李光羲奏请赏给方二等第三宝星，以示奖励，从而结束“昆明教案”。
“昆明教案”落幕后，1902年5月，李经羲奏请进京陛见。慈禧未允，指示可以通过奏折将想说的详细阐明，毋庸来见。未料，李经羲再次陈请，并表示身处嫌疑，有些话无法在奏折中言明。奏折中甚至还有如果不准陛见，“徒使国家有异日之悔”等言语。慈禧在5月15日下旨斥责李经羲“词涉要挟……任意肆行”，免去其云南巡抚之职，“交部议处”。富家子弟的任性，可见一斑。
李经羲这次赋闲长达半年之久，直到1903年1月，清廷才下旨赏其三品顶戴、署理贵州巡抚。要知道，早在14年前，李经羲就是二品衔。可见，慈禧对李经羲的处置颇有些霹雳手段的味道。

复出：广西平匪露峥嵘

署贵州巡抚任上，李经羲从1903年1月做到1904年5月。根据学者李细珠的统计，从1901年清末新政到1912年清帝逊位的11年间，共有118位督抚，80%以上任职在两年以下，其中总督任职半年以下或未到任者55.1%，巡抚占49%。由此看来，李经羲的任职时间，在巡抚中算是较长的，但始终没有转正。这表明，慈禧正在有意历练和敲打这位任性的世家子弟。
1904年5月30日，清廷下旨调李经羲为广西巡抚。这一次，没有署理的过程，而是直接实任。奇怪的是，接到清廷任命谕旨后，李经羲即上折请病假。后在朝廷一再催促下，才于7、8月份由贵州启程至广西赴任。更为奇怪的是，贵州和广西接壤，李经羲舍近求远，奏请由贵州出湖南，走长江经湖北、上海，再由海路去广西。
此后，尽管清廷否决了李经羲此上任路线，令其由陆路速赴广西，尽管清廷在8月13日、18日、20日接连下旨催促，但直到9月27日才收到李经羲接任的奏报。慢腾腾的赴任行程，又一次显示出李经羲的任性。
清廷一再催促和李经羲一再拖延，是因为此时广西正闹匪乱。清廷是希望李经羲早日到任，协助两广总督岑春煊平乱；李经羲则想通过拖延赴任，躲开平乱。
自1851年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事以来，广西大小匪乱持续不断。太平天国被剿灭后，一度稍平。辛丑议和之后，匪患再度勃兴。1903年，广西巡抚王之春因此被革职，提督苏元春被拿京问罪、发配新疆。
姗姗来迟的李经羲，在平乱上显现出办事条理清晰的一面。除了奏调湖南张庆云一军来桂助剿、催促各省尽快解付等之外，有两项工作可以说颇具新意。首先是大力开展收枪工作。李经羲在给朝廷的奏报中说，广西匪乱之所以难以扑灭，是因为流失在外的枪支过多。为此，他鼓励士兵剿匪时“多夺快枪”，并对积极上缴枪支的行为给予奖赏，对于藏匿不报的则严正军法。至于部队用枪，则“编号烙印报查”。在李经羲看来，“匪械既绝。匪患自清”。这一建议得到朝廷的高度赞赏，立即下旨令岑春煊等照此认真办理。
第二个措施是着力抓捕土匪头目。鉴于广西匪乱已久、民匪难辨，他责令地方整顿团练与保甲，稽核户族，将境内土匪头目摸排清楚，悉数填表上报。然后再督促地方按名悬赏，勒缉购拿，自己则随时派员分赴各地查验。如此一来，土匪头目变得有籍可查，大大提高了平匪的效率。
这一系列平乱组合拳，充分展示了李经羲干事明爽、有条理的特点。1905年2月底，广西匪乱平定后，为给抓获的土匪找出路，他还成立罪犯习艺所，对土匪、罪犯加以改造。他设立随营速成学堂，对官兵加以训练。鉴于不少人是欠了赌债而走上抢劫之路，他还奏请在广西一律禁赌。此外，他还上了《广西地方大致敉平折》《谨陈匪患今昔不同暨先后办理一切实在情形》等折，对广西平匪工作进行了总结。
李经羲在广西平乱中的出色表现，得到了清廷的高度认可：下旨对其“交部从优议叙”。

开明：云贵总督任上庇护蔡锷

1907年，正在积极推行预备立宪的慈禧，在调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进京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起用一批老臣、安抚人心。9月21日，她命已革云贵总督丁振铎、前湖南巡抚俞廉三、前江苏巡抚陆元鼎、开缺广西巡抚李经羲来京豫备召见。有趣的是，4人之中，慈禧赏丁振铎、俞廉三侍郎衔，又赏陆元鼎三品京堂候补，留他们在京“协理开办资政院事”；惟独对于李经羲，除了因在安徽募捐赈济超过四十万两而交部优叙外，没有任何安排。
直到慈禧去世后的1909年，在赋闲将近4年后，李经羲才重新复出，于2月9日被任命为云贵总督。从1899年1月由福建布政使调任云南布政使，到此番被任命为云贵总督之前，他在云南为官已有三年半左右的时间，对云南风土人情等可谓稔熟。这位末代云贵总督，任内的一大政绩，莫过于重视云南讲武堂的建设。
云南讲武堂由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于1909年9月间开办，其毕业生在辛亥云南独立、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中表现亮眼。据统计，死于云南独立后的援黔、援川、援藏和护国、靖国战役中的学员就有一百多人，占毕业生的四分之一。
1909年冬天，李经羲走马上任，亲自兼任讲武堂总办。学员祝鸿基回忆，1910年9月第一期甲、乙两班生毕业，李经羲亲临讲武堂发证书，对学生讲话。由于自己身体弱、声音小，便令学堂监督李根源代其传达：“总督说，总督对于云贵总督可以不做，而讲武堂不能不办。”
朱德是讲武堂丙班步兵科的学生，1911年8月毕业。曾有这样一个说法：朱德当年因错过了讲武堂的报考时间，门卫不让进，便与门卫大声分辩。适逢李经羲那天正在讲武堂巡视，闻声便派人前来查看。得知朱德是从四川步行到昆明来求学时，料其将来必有大作为，遂当场决定，破例录取。
但这个故事是后人的演绎。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主编的《朱德传》《朱德年谱》，朱德是和同学敬镕一起，从四川乐山徒步70多天，于1910年4月间来到昆明，寄住在昆明景星街一个四川同乡萧氏开设的临时客栈里，准备应试。第一次，朱德用四川原籍报名，因为是外省人而落榜了。不得已，只好投身川军干了一两个月的步兵，再以云南蒙自籍应试，名字也由原来的朱建德改为朱德，这才考入了讲武堂丙班步兵科。
李经羲对朱德虽无录用、擢拔之情，但对蔡锷确有知遇之恩。出任广西巡抚期间，李经羲就多次派人到湖南聘请从日本学成归国的蔡锷前来广西，使蔡锷成为广西新军建设的核心人物。就任云贵总督后，他又力邀蔡锷前来云南编练新军。1911年春，蔡锷来到昆明，不久被任命为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统领。

1896年李鸿章家族合影，后排左起第三位是李经羲。
据蔡锷的学生雷飙回忆，当时，来自北洋军的靳云鹏对蔡锷颇为忌恨，在李经羲面前说蔡锷是革命党。李经羲对靳曰：“蔡松坡（蔡锷字松坡）极稳重干练，非轻举妄动者比，君可放心，我自有道理。”武昌起义爆发后，靳云鹏等又对李经羲说蔡锷确系革命党首领，宜早去之，以安军心。李经羲依然不为所动，蔡锷因此得以无恙。
李经羲对蔡锷如此庇护，有对蔡锷的赏识，也有他自己对时局的判断。综观李经羲的仕途之路，跻身督抚之后，几乎每一次出色完成任务后，就伴随着一次请病假，似乎是在有意和清廷保持着距离。
他1902年办理完“昆明教案”后执意要求进京陛见，惹怒了慈禧而被免职。1905年平定广西匪乱后，他又以“病体难支”为由恳请开缺。经其一再陈请，朝廷无奈之下，只好同意其解职。1859年出生的李经羲，正值年富力强的年龄，他的频繁请病假，相信多少有对时局、对朝廷不满的成分。
1910年，李经羲上了一份长达4000字的奏折，建议设立内阁、速开国会，其中所说的内阁与国会“如车两轮，不可缺一”，尤为外界所称道。由于摄政王载沣没有明确答复内阁成立日期，李经羲又表现出其任性的一面，在10月间连同数位督抚一起提出辞呈。
清廷为此下旨挽留，“该督世受国恩，年力尚强，向来办事认真……所请简员接任等语，著即毋庸议”。为了安抚，清廷先后于1911年两次下旨，派他和东三省总督锡良、直隶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张人骏、湖广总督瑞澂，会同宪政编查馆一同商订外省官制。李经羲有意无意间走到了时代的前沿，被外界视为清廷高官中的开明一派。

逢源：从督抚高官到民国总理

为响应武昌起义，云南新军于1911年10月30日在昆明城发动起义，推举蔡锷为总指挥。起义军由蔡锷、李根源带领，分别从昆明市郊的南校场、北校场向昆明城进发。起义前，蔡锷即叮嘱各官兵：“如攻督署时，务留意保护李督及其眷属。”朱德率兵攻占总督府后，没有发现李经羲，便派兵搜寻，当晚在四集堆的萧巡捕家中搜获。蔡锷得悉后，严令不许伤害，并安排人护送李经羲至法国驻昆领事馆躲避。
昆明起义成功后，蔡锷被推举为云南都督。他和李根源前往法国领事馆，请李经羲出山执掌大局。此时的李经羲，显示出清室荩臣的一面，说自己世受皇恩，不愿改变忠于清朝的立场。蔡锷便不再勉强，请李经羲一家搬到五华山临时军政府居住，由自己亲自加以保护。
云南独立时，李经羲曾去信劝蒙自总兵投降，并通知云南各地清兵四十多个巡防营共一万多人，全部就地投降，服从云南军政府领导。蔡锷便以此说服部下，说李氏对革命尚有功劳。后由参议会做出决定，护送李氏全家出境，乘滇越线火车离开云南，“行时蔡公与（雷）飙等均随轿步行，送至车站照料上车，并派彭权率兵一连随车送至河口”。
李经羲长期以来对蔡锷的知遇获得了回报。对于不杀李经羲，朱德在庆祝辛亥革命50周年所写的诗作《辛亥革命杂咏》中也予以肯定：生擒总督李经羲，丧失人心莫敢支。只要投降即免死，出滇礼送亦宜之。
12月3日，李经羲经越南抵香港。第二天，清廷在香港的线人奏报：“云贵总督李帅昨由海防到香港，现觅住宅，似久逗留。”这也证明，李经羲是从昆明乘坐滇越铁路到越南海防港后，再坐船转往香港的。
李经羲没有停留在香港，而是返回上海。彼时，上海革命正如火如荼，李经羲刚抵达火车站，便被新军强行剪去了辫子。他虽成功脱险，但家乡的财产被革命军查没，直到第二年袁世凯掌权后才发还。在上海当寓公之初，他还十分关注北方的局势，与于右任、章士钊等人组成国事维持会，调解立法与行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1913年11月，袁世凯设立政治会议以替代国会，任命李经羲为议长。1915年底，袁世凯为安抚清室、笼络人心，曾将他与徐世昌、赵尔巽、张謇等封为“嵩山四友”，并免称臣跪拜。
1917年，就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国宣战一事，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5月23日，黎元洪罢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并于28日提名李经羲为国务总理。
黎元洪起用李经羲，是安定北洋派、拉拢张勋的一种手段，但遭到了各地北洋督军的纷纷反对。5月29日，倪嗣冲首先宣布安徽独立，随后山东、浙江、奉天、福建、河南、直隶、山西、陕西等省纷纷宣布独立。一片反对声中，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不敢进京就职。
经黎元洪的一再催促，他提出必得有张勋进京保驾才能就职。迫不得已之下，黎元洪接受张勋进京调停的建议，并被迫于6月12日解散国会。6月14日，李经羲在张勋陪同下乘专车到达北京，6月22日通电正式就任国务总理一职，同时兼任财政总长。
然而，张勋进京的意图是扶持清室复辟。7月1日，张勋等人在养心殿叩见清逊帝溥仪，宣布复辟。李经羲被迫在7月2日化装成运煤工人，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东头的“水门”逃出，乘火车直奔上海。他的国务总理任期，在理论上是从5月28日国会通过，到7月2日止共35天，实际在任不到10 天。
重返上海的李经羲心灰意冷，从此再无出山之意，躲在上海的大花园豪宅里安心当寓公。这片豪宅占地数十亩，由左中右三幢主楼及众多的裙房连缀而成，后来成了上海市原第62中学所在地。只是因学校扩建，拆得只剩下临街的一排了。这片豪宅，也是后来成为驻美大使的李经羲曾孙李道豫从小生活的地方。
时仕时隐，或朝或野，既为清室荩臣又能知遇蔡锷，既能跻身督抚高位又能出任民国总理，还能攒下万贯家私。在时局急剧转换的清末民初，李经羲展现出高超的左右逢源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