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幕府当中，有一人叫王锡彤。他入幕甚晚，直到1909年袁世凯罢官归田，才被延揽，相比阮忠枢、杨士琦等幕僚，则属后进。不过袁世凯对他一直信任有加。这不仅基于他的理财能力(入幕之后，其职责便是帮袁世凯经营实业)，更基于他的高尚人格：他立志不做官，作为幕僚，这一点非常难得，因为大多幕僚，皆以府主为台阶，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王锡彤则是罕见的例外，他曾向袁世凯声明，“以白衣赞襄左右，决不忝厕官职，且使天下后世知袁大总统幕中尚有不慕官爵之人，亦药笼中一味也”，追随袁世凯期间，不乏入仕之机，为他一概拒绝，这样的志节之士，谁不钦佩？

　　袁世凯称帝，王锡彤并不赞成。有人说他忘恩负义，他答道：的确有人忘恩负义，不过不是他，而是鼓吹帝制之流，如筹安会。他反对帝制，恰恰是忠于袁世凯的表现：“夫余之反对帝制，敢指天日，谓天下莫如我爱袁公者。耿耿此心，期不负知己而已。”

　　有待探析的是，王锡彤为什么要反对帝制。目睹筹安会兴起，复辟帝制被提上议程，他感慨：“余思明太祖之有天下也，功在驱胡。汉人蜷伏于异族者将百年，明太祖为伸其气，故人心倾向，遂有天下者几三百年。清之有天下也，则在永不加赋一诏，为足系汉人之心，而慰其明末重赋苛征之苦，故其有天下也，亦二百六十余年。今民国纪元而后，验契有费，公债派钱，且一切新税正在议行者，尤不知凡几，民间纷然以为加赋。且与日本交涉失败，薄海志士罔不短气。当此时而铺张功德，谋称尊号，得毋非其时乎？”

　　原来，王锡彤反对帝制，里面还有讲究。确切讲，他只是反对袁世凯此时称帝，因为时机不对，无疑火上浇油，非但无法化解共和的危机，反而将被危机所吞噬。换言之，假如适逢其时，复辟帝制也未尝不可。

　　这样的论调并不孤独。当时反对帝制的人，大抵可分三种：一，反对帝制本身；二，不反帝制，而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三，不反帝制，不反袁世凯当皇帝，只是反对袁世凯在这个时候当皇帝。第一种属于主流，这些人普遍认为，由共和而帝制，形同逆流，质言之，这是一种基于理念和制度的反对；第二种以清朝遗老与拥趸为主，如康有为、张勋等人，他们心中的皇帝宝座，该由爱新觉罗氏来坐，袁世凯本是贰臣，焉能坐得；第三种，看似特异，其实大有人在，除了王锡彤，还有徐世昌和梁启超。

　　袁世凯复辟帝制，徐世昌这个铁哥们并不热心。说起来他是老派人物，本不反感帝制，不过他以为称帝得讲究时机，不可操之过急、鲁莽灭裂，袁世凯所选择的时机，正如王锡彤所论，显然不够成熟。

　　鉴于此，当帝制运动进入高潮，无可逆转，他毅然辞去国务卿之职，回河南卫辉老家去了。

　　梁启超一向被视作帝制的头号反对者。然而细读《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可知他的态度相当暧昧。其立论基于一个极具争议的前提：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只要政体能立宪，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不可，如果政体不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君主制的确谈不上抵触：“吾以为若天佑中国，今大总统能更为我国尽瘁至十年以外，而于其间整饬纪纲，培养元气，固结人心，消除隐患，自兹以往，君主可也，共和亦可也。”他还为袁世凯称帝规划了两种情形：“而欲帝政之出现，惟有二途：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对外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其二则经第二次大乱之后，全国鼎沸，群雄割据，剪灭之馀，乃定于一。”后者自然不可预期，至于前者，“则今正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意思是，袁世凯你好好干，把民国治理好了，大国崛起，便可称帝，到那时你不称帝，老百姓都不愿意呢，“亿兆敦迫”，逼你当皇帝。

　　梁启超作文，不是凭逻辑，而是凭感情，讲求以情动人，而非以理服人。这篇经典之作便是如此。单论说理，其中不乏自相矛盾之处。譬如他所规划的袁世凯称帝之前景，倘若如愿，则空有君主，而无立宪：当袁世凯成为霸主，功高权重，予智予雄，还怎么把他关进宪政的铁笼呢？就此而论，梁启超与徐世昌、王锡彤并无二致，他们所坚持的都是一种功利主义思维，所考量的问题仅仅在于，什么时候称帝容易成功，而忽略了帝制本身的是非，更勿论帝制与宪政的关系。

　　有一种说法认为，政治没有是非，只有成败。这便把功利主义推到了极致。事实则是，成败之上，依然有是非。严修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同样谈到时机的问题，他指出，曾有两次称帝的良机，摆在袁世凯面前，他都没有珍惜，一是“破汉口，下武昌，传檄各省，受禅清室”，二是“于癸丑之役，逐孙黄，定长江，四方推戴，自践帝王”，现在称帝，为时已晚。然而他还有一番高论：“为中国计，不改国体，存亡未可知，改则其亡愈速。为大总统计，不改国体而亡，尤不失为亘古唯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之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同是失败(亡国)，是非分明。

　　这么说并非要苛责王锡彤们，我写这一节史事，只为呈现那被遮蔽的一面。陈独秀论袁世凯称帝，曾说“就是反对帝制的人，大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此言向来被视为至论，可惜还是遗漏了王锡彤等人，他们连“袁世凯做皇帝”都不反对，只是反对袁世凯在此时做皇帝。

这两种反对帝制的声音，足可警示世人：帝制的失败，未必是共和的胜利。

作者：羽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