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河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谜一样的人物，看似大奸大恶，又似乎大智大勇，这二者和谐地统一在他的身上；他似乎精明无比，又仿佛愚蠢至极，这二者也神奇地统一在他的身上，让人难以捉摸！
    关于袁氏的种种“罪恶”我们已经听过不少，单就他的功绩而言，学者张华腾曾简单列举过：
    “清末的袁世凯曾经是一个勇于创新的改革家。比如，甲午战后他学习西方，练新军，变军制，进行军事改革，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促使中国军队走向现代化道路；他联合张之洞等督抚，连上数折，促使清廷废除了自隋唐以来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他在任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六年间，在所辖地区大力推行新政，把经过八国联军入侵之后经济惨遭破坏的直隶治理为全国的‘模范省’。更为重要的是，武昌起义后，他顺应共和潮流，与革命党人联手，共同推翻清王朝。即使在任大总统期间，他在加强专制集权的同时，也注意发展经济，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和刺激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张华腾还有一部《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专门论述袁世凯与北洋集团的有关历史）
    当然，以上张氏所论，本人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这里不再展开论述了。
民初袁氏任临时大总统时，国内几乎是一面倒的赞颂，包括孙文、黄兴、宋教仁等前革命党也是不吝言辞，真可谓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及至其称帝的企图被打破时，又真可谓四面楚歌、处处喊杀！
    现在大家一说起袁世凯的罪过来，主要就是指责他是所谓的“窃国大盗”，痛斥其欲“复辟帝制”。其实国体根本不是关键问题，而政体才是关键问题，只要有宪政民主，有无君主都是无所谓的，反之即使共和了，得到的依然可能是一种最野蛮、最邪恶的制度——甚至于君主制再坏也有底，共和制坏起来就没有底！
    所谓打天下、坐天下其实就是一种“窃国”行为，无论口号是何等漂亮、理想是何等美好，就像章太炎在1928年间所批评的，袁世凯无非是一个人做皇帝，而国民D却是一个党做皇帝——哪个都不光彩！
    我时常认为1913年是近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宋教仁的被杀是一个重大事件（有关宋氏生平及宋案详见本人另外两篇文章），不过就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和文明程度而言，不管如何，袁世凯的走向集权都有其合理性，对此梁启超、蔡锷等人也是支持袁氏实行“开明专制”的，比如蔡锷曾说：“非有强健有力之政府，不足以巩固邦基。”二次革命发生后，蔡锷抨击国民党是暴烈派，支持袁世凯方面对其进行镇压。
    【补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而且专制传统深厚，又遭逢列强环伺的艰危局面。在人类的近现代史上，大陆国家如法国、俄国、德国、西班牙等还没有一个可以顺利走向宪政民主，挫折和震荡都带有一些必然性。因为大陆国家都带有很强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传统，而且容易受到外力的强烈干预，这种干预往往会正向加强政府的集权。】
    而且，袁世凯的权力还具备了一定的法理基础，首先他传承自满清的合法授权（满清在国际上是获得一定承认的，毕竟它与各国已经形成千丝万缕的联系），然后在民意上他也具备了一定依据。而更为关键的是，袁氏是当时中国最为强势的人物，他也有的是具体的国家建设经验，甚至说他就是非常开明的（不排除他有相当狡诈自私的一面），他来出任国家元首，几乎是不二人选——这一点几乎明白点事理的人都是承认的！
    虽然袁世凯也有过解散国会这样的昏招，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很多人依然选择继续支持他，由此可见，在“帝制运动”以前的袁世凯还是给人以较为正面的印象。如果他死在1915年之前，那么得到一个类似“中国的华盛顿”之类的称号，也并非意外。
    可是历史偏偏来到了1915年，偏偏让袁世凯不识时务地开启了一场“帝制运动”。
那么袁世凯到底为什么要称帝呢？我们不妨结合有关史实来试着分析一下。
    就像晚清时期地方势力因为太平天国等动乱而坐大一样，在二次革命的时候，地方势力、军人势力也越发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那些有兵有权的，根本不拿法律当回事，甚至于对袁本人都很不恭顺。
    比如掌控陆军的段祺瑞，有时他对袁氏表面上的尊重都做不到了，甚至恶语相向，让袁十分难堪；毅军统领姜桂题竟然当着袁世凯的面满口脏话，还敢拿袁氏会客厅的痰盂撒尿；更甚者，江苏督军张勋连民国的国旗都不挂，一切规矩大体都还沿用前清那一套，对此袁世凯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果大家看过《史记》或《汉书》，可能就知道刘邦当年刚刚登基称帝之后，众臣子们在朝堂上种种不恭情状，令刘邦不胜其扰；最后还是儒士叔孙通出来，拟定了一套隆重的礼仪，要大家都跟着三跪九叩，慢慢的才让刘邦无上的帝王权威建立起来。
    如果袁世凯也成为皇帝，他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刘邦第二”呢？至少他心里也会这样期望。
    其次，袁世凯家族有一个魔咒，就是男丁都活不过60岁，偏偏袁世凯本人又比较迷信，因此他就开始幻想以登基称帝来“冲喜”（唐生智、陈济棠这些人都极其精明老辣，但也都非常迷信，最终都被迷信给害了，这也是解读袁氏其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这一点而言，这也算是袁世凯的一个私心。
    另外就政治转型的困难而言，英、法这些先进国家在经历过革命的震荡以后，因为各种不适而出现了君主复辟或拿破仑称帝（还有波旁王朝复辟、拿破仑三世称帝）之类的事情；再有像当时的墨西哥，也是一个共和国家，但政治却混乱不堪，不能不引起袁世凯的重视（在跟朱尔典交谈时，袁世凯曾经提及墨西哥的例子）。
    那么共和革命后的中国，能够完全避免这种不适感吗？经历过两千多年帝制的深入骨髓的统治，国民（实际上也包括大部分精英）真的习惯没有皇帝的日子吗？起码他们心中对于“明君”似乎还有一种热切的期盼——“明君”的出现，至少便于打压各路野心家！
    当然，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有无皇帝并不是真正的要害，要害在于能不能顺利推行宪政（宪政比民主更为重要，虽然它也需要一定的民主基础）——做到分权与制衡才是关键之所在——哪一方独大都不是好事，更遑论完全消灭反对力量，从而严重地激化国内矛盾、强化社会对立！如果君主制更便于推行宪政，那何妨恢复君主制呢？
    可是，不说袁世凯、孙文等人的觉悟与素质（事实上都想独揽权力），作为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悠久传统的大陆国家，中国要顺利实现宪政，实在是太难了——较为顺利实现宪政的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美国本质上不仅是英国的翻版（也是升级版），它的处境也类似一个海洋国家；岛国的日本也是如此，虽然它当时只是半立宪体制。而且以上三个国家都没有过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传统，至少是不能跟大陆集权国家相提并论。
    可是话说回来，如果当时的中国尚有皇帝在，那么至少可以避免野心家们对最高权力的过度觊觎，避免一些过度残酷的权力斗争乃至内战，君主也可以起到很大的社会矛盾的调解作用，甚至于君主还可以制衡某些政治强权人物的独裁。
    在当时的很多中国人尤其是袁世凯本人看来，同文同种、快速富强的日本，才是中国最理想的榜样，尽管他们没有看到日本与中国的国情与传统的巨大差别。
    另外，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在称帝以前，袁世凯这个大总统已经可以无限连任，而且还可以指定下一任总统，就权力方面而言，这跟皇帝有什么区别吗？不过，也正是由于袁世凯一步步的集权表现，才让梁启超等人越发对袁不信任，认为他还是在朝着君主专制的老路走——在那种制度下，确实会对人们的自由形成巨大威胁！
    可是话说回来，如果袁世凯真的成了皇帝，那么他的子孙也可以做皇帝，但是深悉中国社会权力运行法则的袁氏，一定会认为他那些不肖的子孙做了皇帝就是好事了吗？除非真的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为子孙后世考虑——就会成为袁世凯的一种变革的动力！

    对于称帝之举，袁世凯其实更看重列强的态度，起初德国、英国、日本等都支持袁世凯称帝，只是日本稍微有些阴晴不定。
    据张华腾《洪宪帝制：袁氏帝梦破灭记》中所指出，最早怂恿袁世凯称帝的并非是哪个中国人，而是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最高统治者——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当时，威廉二世急欲在东方寻找一个战略同盟，袁世凯与德国之间又存在很多友好关系，且中国还是一个大国，因此能够与德国合作的也只有中国。而德国当时又是君主立宪制（皇帝其实非常集权），因此威廉二世便在1913年通过袁克定（袁世凯长子），辗转向袁表示了劝说其改行帝制的意图。
    据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薄注》中的记载，威廉二世后来还亲笔写来了一封长信，秘密转交给袁世凯，其意思基本相同。袁克定在1914年回国后，开始积极倡导帝制，大概正与此有关，因为得到了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支持，他的心里就踏实多了。袁世凯受此影响，也越发在各个方面效法德国，甚至一时间影响了整个北京城，“都中揣摩风气者，皆易八字须为牛角式，效威廉风也”。
    接着，日本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也开始鼓动袁世凯称帝，只是他们的居心有点复杂：日本当时的体制跟德国非常接近，如果袁世凯称帝成功，那么中日体制一致，不仅可以降低日本发生革命的风险，而且这种对袁的“帮助”就会成为未来在中国获取更多权益的基础；如果袁不能成功，那么日本可以借机消弱中国，同样可以达到间接获利的目的。
    袁世凯与日本方面打了三十年交道，无论是他的态度还是他的实力，都是对日本扩大侵华权益不利的，为此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曾指出：“清末民初袁世凯之当国，甚为日人所不喜。故此时之日本对华外交，大体言之，为宰割中国。局部言之，也为反袁。”
日本的“黑龙会”在一战爆发后向日本政府提交了《解决中国意见书》，很能代表日本朝野的一般意见，文中指出：“必须乘此时机，改变中国之共和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并使其与我日本的君主立宪政体基本相同，此乃改造中国政府之根本要义。”《黑龙会备忘录》还明确指出：吾人当容纳中国革命党、保皇党及其他不满中政府之人物，以扰乱全中国之地。其全国既扰乱，而结果乃推翻袁政府。
    不过精明如袁世凯，深知日本人的不可靠，如果他一意推行帝制运动，还是需要在当时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英国方面出来支持。
    英国方面起初很担心恢复帝制会引来中国政局的动荡，从而影响英国的在华利益，但是考虑到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当时英国和日本有同盟条约，日本人支持的事情，英国也理应支持；为了英国自身的利益，为了同日本方面竞争在华权益，英国也要支持帝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便改变了态度。朱尔典在与袁世凯会谈时，还试图打消袁的顾虑：当年选举大总统也好，如今推举皇帝也罢，都是民意，于信用没有关系。
    有了英国的站台，袁世凯这才放心多了，当时的日本仅仅是一个二流强国，就算日本出尔反尔，有德国、英国这两个一流强国的支持，那么帝制运动就有希望——我们观察和思考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一定要留意外部的因素。
    正是在列强怂恿鼓励下，经过一年多的酝酿，袁世凯终于迈出了称帝的第一步，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帝制运动算是从此正式拉开了序幕。
    可是由于一战的爆发乃至旷日持久（这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令英国、德国等自顾不暇，国力也都受到极大的消耗，日本的态度于是慢慢就成了最为重要的。如果此时袁世凯断然放弃帝制运动，还是可以稳定大局的，可他偏偏不惜铤而走险！

模仿帝王的祭天典礼

不管怎么说，对于称帝之举，袁世凯的确是错了，他错在对形势的错估：
首先，错在可能真的被儿子及筹安会诸人蒙蔽了。比如袁大公子伪造报纸的事情，这个事情虽然没有长期蒙蔽住袁，但在一个时期确实也让本已头脑发昏的袁错判了形势。
其次，如果袁世凯称帝，那么部下们就要对他下跪，这些是包括段祺瑞等很多北洋元老们都十分抵制的。
    再其次，梁启超、蔡锷等人表示坚决反对。秦晖教授曾经指出，辛亥革命以后的很多中国人之所以不想再恢复君主制，其实正在于中国人是怕皇帝，而不是爱皇帝、敬皇帝，因为两千年来的皇权专制已经让皇帝的丑恶面目充分暴露（这不同于英国、日本的情况）——其实这就是梁启超等人的担心所在。
    当然，梁启超还有一些理由，比如说他认为民国初立不宜胡乱折腾：今天订约法，明天改约法；今天召集国会，明天解散国会；今天是总统制，明天又是内阁制；如今又想改变国体，越折腾就让政府的威信就越低，这是无风鼓浪，兴妖作怪——梁启超也曾经反对袁世凯解散国会，解散国会也体现了袁世凯对于近现代政治文明的体认不足，不管他出于何种理由，这都是一大错也！

国际形势的变化是袁世凯所始料不及的，致使日本的影响力和破坏力加大。作为袁家亲戚的张伯驹曾经如此透彻分析道：“项城之为帝制，其主因，实乃由英、德两国之倡赞。英、德皆帝国，谓中国尚不宜共和，实为妒日本对中国侵略独获其利。项城以有两大国之奥援，国内为其所掌握，用远交近攻之策，日本器小易盈，容易对付，帝制自为，百无一失。不意欧战发生，英、德成交战国，自顾不暇。日本遂提出二十一条，对项城压迫，又买走段祺瑞，拆散项城之班底，帝制遂失败。成败主因，实在国际而不在国内也。”

    当然，重中之重的大概是，袁世凯的威望、权柄还不足以称帝——除非是国家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推举他做皇帝。
    想当初，英国的克伦威尔战功彪炳、权威无限，因此就被很多人拥戴做国王，可是克伦威尔最终还是没有迈出这一步！成功称帝的拿破仑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他的权威和控制力都来自于频繁的战争（法国的民心也需要一位皇帝），这一点是袁世凯所不具备的，何况拿破仑称帝时还是如此年轻！
    不过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袁世凯其实并没有正式登基，严格说起来他还不是真正的“皇帝”，他虽然接受了拥戴并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但他没有口称过一天的“朕”，更没有举行过正式的登基大典。
    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袁世凯自始至终还是有一种走一步看一步的试探心理，这也是他比较老成的表现：帝制初起时他神神秘秘、讳莫如深，对谁也不说实话，有时几乎赌咒发誓般地撇清自己，说是没有称帝之意；帝制进行中时，他又一步三回头，忽冷忽热、左顾右盼、战战兢兢，完全没有了平日沉稳、大度的模样；帝制后期更是心虚胆怯，迟迟不敢登基，一看情形不妙，马上又宣布撤销了帝制。
    令袁世凯最为意外的，应该是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致使“墙倒众人推”的局面生成——其实这既是外部的日本（借重革命党等）欲图搞乱中国、从中渔利的图谋，也是内部一些地方实力派等对袁世凯和中央集权的一种反击——袁世凯面对这种空前的困局，形如火盆上被烤之人，以致“不好好治病”，延续寿命不成，反害了卿卿性命！
    这既是袁世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莫大悲剧，因为它的消极影响极其深远！

    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如果袁世凯当初没有搞帝制运动，或者浅尝辄止而没有引发“护国战争”，或许他还会掌权多年，那么中国的政治就不会朝向未来的那种动荡局面演进，至少程度不会那么深。
    二次革命、袁氏称帝，都是民初的重大历史挫折，从这意义上说，袁世凯确实是我们民族的大罪人，尽管他也曾是这个民族的大功臣，但功过不能相掩，这就是我为袁氏盖棺论定的一个评价吧——虽然中国的民族罪人不仅仅只有袁一人（重量级至少有三四人，但那些人连功劳都微乎其微）。
    这里还是忍不住要再谈一谈革命党的问题：
    革命党在清末的形成，肯定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的，只不过他们因为与各类江湖组织相结合，又有孙文这样的独裁气质浓厚的首领，因此帮派气息、江湖气息越发浓重，在民初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凝结成一个较为的紧密团体，这种团体肯定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政党。
     孙氏革命党的壮大和发展，既是中国政局不断恶化的结果，也是中国政局不断恶化的主因之一；同样，它既是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的结果（如苏联的诞生），也是触发国际变局的一大主因，比如我曾经指出的中国革命对日本的刺激。
    自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党统”对“法统”的取代，无疑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退步，因为对“党统”的争夺，越发依靠无底线的权谋和暴力元规则，由此促使国内局面越发混乱、国内矛盾越发激烈，在浓郁的血腥气息中，人们的思想也就越发激进乃至极端！
    从二次革命到国民革命，再到后来的共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其实这都是一环紧扣一环、层层递进的，尽管也有很多偶然的偶发的因素，绝不是轻易能够割裂开来的。因此当我们思考五十年前的悲剧时，要追溯远因，还是应该回到19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