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黄老道札记 

青天白日国无宁

  《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19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最初是有教会色彩的发行量不多的小报，1926年经营不下去，张季鸾与吴鼎昌、胡政之（胡霖）三人商量，5万元买下《大公报》，建立公司。吴鼎昌、担任过造币厂监督、中国银行总裁，出钱，担任吴任董事长，张、胡智力投资，二人皆留日老同盟会员，志在报业，张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胡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停刊一年后复刊，张季鸾在当日报纸一版上发表《本报同人志趣》，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

这个“四不”方针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第一不党。党非可鄙之辞。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排戏，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本社之于全国人士，除同胞关系一点外，一切等于白纸，惟愿赖社会公众之同情，使之继续成长发达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为盲信；感情所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大公报》的四不方针，实际上是在做中国报纸成为“第四种权力”的尝试。今天我们重读那些激动过一个时代的评论，仍然会被他们的无私、诚意和勇气所感染。

      张季鸾的评论泼辣敢言、精辟独到之处。早在1927年11月4日发表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说汪精卫这人：“特以‘好为人上’，可以举国家利益、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暗示出其之后，堪称一绝。

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创办《军事周刊》，由著名军事家蒋百里主编。一·二八抗战爆发后，连续发表社评，高度赞扬第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精神，谴责日军的侵略行径。连载日本侵华史实的文章（后由王芸生撰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编印成书）

      1935年7月，派出记者范长江前往西北采访，9月开始在报上发表关于中国西北地区的系列通讯，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行踪和影响，后来这些通讯辑成《中国的西北角》，1937年4月系列陕北通讯、辑为《塞上行》。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张季鸾，每天撰文一篇发在《大公报》上，由南京飞机空投西安，号召和平解决，一致对外。坚定支持南京政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华北、华中、中原相继陷入敌手，《大公报》逐步南迁，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出版，1937年9月刊行汉口版，1938年8月刊行香港版，同年12月刊行重庆版。

      1938年7月，张季鸾在武汉曾代蒋草拟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提出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

《大公报》的版面上长期坚持“不用‘工匪’、‘匪军’字样，只用‘共党’‘共军’，它承认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而不是‘土匪’。”比如派曹谷冰到苏联采访，派范长江去西北采访都是当年罕见的举措。

1935年吴鼎昌入阁正部级，辞去大公报兼职，张季鸾则成为大公报的灵魂，大公报的办报方向用人皆由张定，大部分社评（社论）均出自张季鸾的手笔。《大公报》报道的范围、内容，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关注，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很有特色·，作者尽是各界名流。。最初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8人。此后，任鸿隽、张奚若、吴景超、梁实秋、马君武、何廉、吴其昌、陈衡哲、竺可桢、太虚、范旭东、蒋百里、邵力子、穆藕初、孙科、陈立夫、雷海宗、郭沫若、茅盾、老舍、费孝通、蔡尚思等不断加入，个个名字响当当。其中多无党派的自由知识分子，同时也兼容并包个别军政界人士，第一篇是胡适当年1934年1月7日发表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1934年到1935年丁文江、张奚若、胡适等就独裁与民主问题进行论战，也在“星期论文”出现。1945年2月24日，傅斯年、储安平、吴世昌、等20人发表《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1946年1月6日，沙学俊等十位无党派教授联名发表《论今日国是》，提出九点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还政（包括军权）于民”，“共产党还军（包括治权）于国”，“实行民主政治和国家统一”。

星期论文矛头直指权势集团，就政治、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表达了他们独立的看法。15年间即使炮火连天，敌机轰炸之下也没有间断过，共计发表了750篇，作者多达200多人. 他们文章观点并不一定代表《大公报》的立场，却是《大公报》文人办报的理想所在。胡政之在1936年说过，“报馆比学院更了解社会，接触实际，超然公正，洞察全局。这样才能把报纸办成社会向导、舆论权威。”“我们向来主张学术自由，在政治允许范围之内，各种学派都可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相互探讨；为了民族复兴，求同存异。我们的社评和《星期论文》，就是这样，并不都顺从当局的意图。正由于我们不是政府机关，不食禄领俸，客观公正，可以发挥自由思想。”

　　这番话不仅是胡政之个人的观点，也是《大公报》始终坚守的信念，——客观公正，超然独立，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百家并存，各抒己见，等。实际上就是追求言论、新闻自由。

    在极为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大公报》到处开花，先后在武汉、重庆、香港、桂林四地出版，桂林版发行量最高达6万多份，重庆版的发行量9万多份。抗战胜利后，《大公报》最盛期同时在上海、重庆、天津、香港四地出版，发行量达20万份，这个数字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却差不多是中国报纸所达到的最高记录。

    作为具有全国影响的大报，无论是坚持批评当局，还是批评革命党的立场，这些完全都是它独立的选择。既是大公报人又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李纯青回忆，“第一，不论新闻采访或评论，我不知道有一事一字来自大公报以外的指示、暗示或操纵，所有一切宣传，几乎全是大公报工作人员主动创作、独立思考的。大公报内没有一个国民党组织，并且绝不允许国民党员在报社内部活动。……录用新人必须无党无派。……大公报称为无党无派的报纸并不是伪装，不但言论独立，组织也名副其实。大公报内虽有地下共产党员，也没有组织。”

   《大公报》聚集一大批身怀文章报国志的高素质的媒体人，在名垂报业史的人物中我们看到了无数大公报人的身影，———徐铸成、张琴南、范长江、孟秋江、曹谷冰、金诚夫、李子宽、徐盈、彭子冈、肖乾、杨刚、王文彬、张高峰……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

    不管他们最后走上了什么路，却都作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其中杨刚、范长江、孟秋江是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的。今天我们的最高新闻奖却是以范长江的名字命名的。

    从张季鸾到王芸生，两代执笔政的都是具有独立品格的知识分子，而今《季鸾文存》、《芸生文存》早已成为传世的经典。

   1941年9月6张季鸾在重庆辞世。1949年4月14日，胡政之在上海黯然谢世。作为《大公报》第二代执笔政者，王芸生1948年11月初悄悄离开上海。1949年2月，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6月17日，上海《大公报》发表《新生宣言》，标志着《大公报》过去的结束。1966年9月内地《大公报》停刊，只有香港大公报维系至今。

  回望百年、在发黄的历史画卷中，但谁也无法抹去一代报人理想的足迹，铁肩担道义，文章不染尘。无论是悲是喜，是歌是泣，都让今天真正的媒体人神往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