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苏州市档案馆看到一份国民政府教育部关于民国大学校长薪俸标准规定的文件，文件号为I27-001-0001-031。签署人为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签署时间为1941年12月23日。文件共十一条细则，对大学校长的俸给以及相关特殊情况作了规定。

文件规定大学校长、独立学院院长及专科学校校长待遇以及公费支给各有区别。如果是国立或省市立大学校长俸给应该按照所叙简任职等级规定之俸额支取：国立大学校长铨叙级次自简任五级至一级，省市立大学校长铨叙级次自简任七级至二级。国立或省市立大学校长由教育部按年考绩，如果著有成绩者得晋一级支薪至最高级为止，但必须由教育部转咨铨叙部核定。具体薪俸标准如下：
（一）国立或省市立独立学院院长俸级表      

第一级 月薪600元        

第二级 月薪560元      

第三级 月薪520元      

第四级 月薪490元      

第五级 月薪460元      

第六级 月薪430元      

第七级 月薪400元

（二）国立或省市立专科学校校长俸级表     

 第一级 月薪520元       

 第二级 月薪490元     

 第三级 月薪460元      

第四级 月薪430元     

 第五级 月薪400元      

第六级 月薪380元    

  第七级 月薪360元

所谓简任，按照国民政府公务员法规定，文官官阶分四等，分别为特任官、简任官、荐任官、委任官。根据朱庆芳主编《中国公务员词典》（1990版）介绍，特任官是文官第一级官阶，一般由大总统或国民政府主席以特令任命，如中央政府各部部长等。其余三类便是公务员职位的三个等级，即简任职、荐任职、委任职，简任职最高，荐任职次之，委任职最后。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修正文官俸给表，规定特任官、简任官、荐任官、委任官俸给标准。由南京大学教授沈卫威先生提供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修正文官俸给表”（1927年10月28日修订）如下显示：
特任一级  八百元简任一级  六百七十五元简任二级  六百元简任三级  五百二十五元简任四级  四百五十元荐任一级  四百元荐任二级  三百五十元荐任三级  三百元荐任四级  二百五十元荐任五级  二百元委任一级  一百八十元委任二级  一百六十元委任三级  一百四十元委任四级  一百二十元委任五级  一百元委任六级  八十元委任七级  六十元
而1927年8月23日刊登在《民国日报》上的文官俸给表相对二档馆档案在具体数字与定级上又有差别，简言之，二档馆藏“修正文官俸给表”规定更为详细。国民政府的文官俸给标准时有变动和修正。刊载于1933年第91期《司法院公报》“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该官俸表1933年9月23日公布）规定特任只有一级800元，简任分八级，俸别依次为：680、640、600、560、520、490、460、430，八级至五级级差30，五级至一级级差40。荐任分十二级，俸别从180到400，级差为20。委任分十六级，俸别从55到200，十六级至九级级差为5，九级至四级为10，四级至一级为20。这样看来大学校长的薪俸很可能是参照1933年版官俸表上下浮动而制定。

这份教育部训令还有一些具体情况的规定。如国立或省市立独立学院院长及专科学校校长初任者皆以最低级起薪，如果资历特优或学术上有特殊贡献者，经教育部核定通过可从较高级起薪。除此之外，材料还规定了行政公费支取标准，支取时必须由教育部核准后方可执行：大学在四学院二十学系以上者月支二百至三百元；独立学院在四学系以上者月支二百元至二百五十元，不足上项规定及不分学系者月支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专科学校在四科以上者月支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不足上项规定者月支一百元至一百五十元。上项经费支取后不得再在学校经常费内支给其他特别费。考虑到一些具体情况，训令还特别规定了若私立大学校长独立学院院长及专科学校校长如因当地物价较低或学校经费困难，可以比照前项规定俸级及公费标准酌量减少开支。法令的制定和实际执行情况往往有差距，地区差异、币值不稳都有可能导致各大学执行起来便宜行事甚至实施不了。最明显的影响因素就是通货膨胀，货币的购买力持续走低，1942年至1948年可说是直线下降。陈寅恪1945年有诗云：“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所谓“双俸”按胡文辉的解释是陈寅恪既拿教育部发的薪水还有津贴。如果说1945年的情况和教育部训令发布的1941年年底货币购买力发生了较大变化的话，请看北大教授兼总务长郑天挺在1942年上半年所记相关情况，应该是可以较为真实反应训令执行情况。

1942年2月4日郑天挺记昆明物价情况：“细白糖一斤十四元、盐一斤四元五、红枣一斤二十五元、蜂蜜一瓶十五元、无敌牌牙膏一盒七元五、牙刷一把六元。昨今两日米价尤飞涨，前日尚二百六十元一石，昨已涨至三百二十元，今日已四百元矣，不知何人又在操纵。”郑天挺对物价记载相当详细，比如先施牙膏一九四一年九月三日买价二元二角，十月二十八日买价一元八角，十二月三十日买价三元五角，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买价七元九角，四月二日市价八元，十日前十元，虽有小幅回落，但总体涨势迅猛，一般大学教师的薪水是很难应付日常生活开销的。郑天挺虽不是校长，但以他的资望与级别仍然感觉物价需要加以管制，虽然他的薪俸较为客可观，否则开支浩繁无以为继。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日记：“领得联大教授三月薪四百四十元，联大津贴六十五元，部拨三月生活补助费七十元，部拨二月食米津贴四百十四元（六口每口六十九元）。联大学术研究费一百五十四元，联大总务长三月车费一百元，云大讲师三月薪一百二十元（郑天挺还在云南大学兼课，按照规定在其他学校兼职只能以讲师职级聘任——引者注），共一千三百六十三元。国家战时养士之优之厚，可谓至且尽矣，然不于经济物价加以统制，公务员与教职员之生活终无所济也。”

可以合理推测，作为总务长的郑天挺都有不少额定薪水外的津贴补助，联大校长的梅贻琦应该也有相关津贴，他的薪资不会低于第一级600元。梅贻琦一般不在日记里记他拿了多少薪水，但他会记出外吃饭所花费用。离训令颁布最近的一次明确记载花费的经历是1943年6月17日饭局：“晚六点常委会在西仓坡，近得一广西厨师，菜尚可口，但每桌便饭亦须八九百元。”这就是郑天挺所说物价不管制下来便像坐飞机一样直往上涨，这从侧面说明这一纸训令起不了多大作用。不过有可能后来教育部有修订大学校长的薪俸，但我还没有发现相关档案，不好下判断。按常识来推测，如果经济不稳定，修订永远赶不上骇人的物价。
但也不能简单说这份教育部训令就失去作用了。郑天挺1942年2月12日日记记载联大校长每月支公费300元，完全合乎教部规定。只能理解为国民政府在没有有效的经济统制情况下，各大学在制定薪俸标准时尤其是不引人注目的小地方之小学校更多考虑的是各自实情。好大学特别是与陈立夫圈子靠得近的大学往往有政策倾斜，银子相较而言便多一些可用。应该说这份馆藏教育部训令是一把衡量比照的标尺。

文：朱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