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是个人事业取得成功，不足以称其为一个伟大的人。若还能慧眼识珠，培养出继承他所追求的事业和理想的人，使其事业的接力棒代代得以传接，才能真正称得上成功和伟大。

张元济把他的事业先后分别交给了两个人，一个是三十四岁时便接替执掌编译所的王云五,他在张元济地全力扶持下，在二十五年里逐步把商务印书馆拓展成为国内出版业老大。另一个就是顾廷龙。张元济在晚年时期，把他开创的另一项现代文化事业——私立合众图书馆，交给了刚满三十六岁的顾廷龙。顾廷龙从接手至九十五岁高龄去世，终其一生，不仅实现了张元济的理想及愿望，且做得更好，取得的成就更大，为中国的现代图书馆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更为重要的是，顾廷龙因亲侍张元济二十年，他晚年撰写的回忆文章内，专门列“张元济先生”一章，这成为人们了解张元济的重要史迹与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顾廷龙深情回顾自己追随张元济二十年的岁月，十分感念张元济对他的教导，并高度评价张元济的文化地位。

一、文化接力

1939年5月，合众图书馆由张元济、叶景葵、陈陶遗共同发起，叶景葵捐资十五万元而创建起一个私立图书馆，馆名 “合众”，旨在希望社会各界合众擎举之意，抢救、珍护我国固有的典籍，使其避免受战争动乱所带来的灾难。

为什么张元济要在东方图书馆之外另建图书馆？这与张元济的图书馆情结有关！通艺学堂当年虽设有专门的资料室，但苦于无图书，张元济入馆后便又创立了资料室，以储图书供编辑之用。从他的回忆性文章可以略知：“余既受商务印书馆编译之职。”“每削稿，辄思有所检阅，苦无书。乃思访求善本及收藏有自者。”“乃倡言收书。”[1]1909年，张元济将其正式命名“涵芬楼”，取含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1911年2月出版的《涵芬楼藏书目录》已达七千五百多种。

涵芬楼从收集善本古籍开始，继而兼收中外图书，日本、欧美各国每年出版的新书亦尽量购置，到1924年，涵芬楼藏书已达到463083卷，成为当时最大的藏书楼，收藏各行省尤其以边远地区的2641种地方志为特色。1925年，又以十六万元收购蒋汝藻的密韵楼藏书，共得宋本563册，元本2097册，明本6752册，抄本3880册，涵芬楼收藏善本数量一跃成为国内藏书楼之冠。张元济决定把它改组成公共图书馆，对普通公众开放，并定名为东方图书馆。

1932年，东方图书馆被炸，所藏几乎全部被焚。张元济一直在谋划东方图书馆的恢复工作，到1936年底已累计筹资达254000元，张元济决定于1937年春天开工重建，但因抗战爆发，计划中止。两年后，上海成孤岛，要想恢复东方图书馆谈何容易？张元济见过太多的藏书家积聚一生、片刻散尽的悲剧，虽然他已有过几十万册积聚化为灰烬的惨痛，但承载着民族生命与智慧的文献必须保存并传承下去，这是他的不二选择。

目睹时局、身经惨痛后，藏书大家、工商业巨子、他昔日的学生叶景葵倡议创办一所专收珍稀文献的私家图书馆，并希望张元济领衔，共同为文献托命，为藏书化身，罗搜於劫后，保存于将来。张元济再次为之展颜。

在新的文化事业开创之际，张元济已年老且力不从心矣，寻找有志趣、有学识的年青人来坚守和主持这样的文化伟业，是他们这批文化老人考虑的核心问题。于是叶景葵和张元济便把目光投向了时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任职的顾廷龙。顾廷龙在前辈们精神的感召和嘱托下，为了文化事业，离京南下，勇敢地承担起这份为民族存亡续绝的事业。

二、共创合众

顾廷龙（1904－1998），字起潜，江苏苏州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国民大学、持志大学，1931年进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1932年硕士毕业，旋应燕大图书馆馆长洪业之邀，担任图书馆古籍采购工作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驻北平采访处主任。

1939年，顾廷龙应叶景葵、张元济之邀南下，执掌合众图书馆过程，在叶景葵与张元济一章已有描述。当叶景葵将顾廷龙推荐给张元济，张元济对其才华、能力十分满意，亲自致函顾廷龙，诚意相邀并催促尽早南下：“夙从博山昆仲饫闻行谊，久深企仰。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事正权舆，亟须得人而理。阁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驾轻就熟，无与伦比。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一俟交代停妥，即请移驾南来，俾弟等得早聆教益。”[2]殷殷之情，跃然纸上。

在全新事业的感召下，在长辈们的殷切期待中，顾廷龙义无反顾地辞去了席履丰厚的燕大之职，离开了时局动荡的文化古都。于1939年7月17日携全家抵达上海，正式加入“合众图书馆”。一个三十六岁的行家里手，带着满腔热情而南归，一个七十三岁的老者在殷切期盼中盼来了继承者，从此开创了他们俩长达二十年的共同事业。[3]

顾廷龙上任后，迅速草拟《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组织大纲》，不仅宣示“本馆创办于此时，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4]并将其定位为专门的国学图书馆。张元济对此完全认可，8月1日，张致函叶景葵：“顾君曾晤数面，持论名通，为馆得人，前途可贺。”[5]寥寥数语，意味深长。

办馆以“搜孓遗于乱离，征文献于来日。冀集众力，以成斯业。”[6]为宗旨，新旧书兼购，特别是商务印书馆所刊，大半收藏之，合众图书馆迅速发展为有国学特色的中文资料宝库。定位甫定，顾廷龙即构思分类法，因为藏书新旧并存，他提出了“仿四库而略并通”，他与张元济反复商议，又将其补充完善。这个编目分类主要强调与时俱进，如对新出文献按类安排。[7]这样的编目分类既继承了沿用千年的“四部”分类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它根据时代变化有所创新，十分适用于现代公共图书馆馆藏古籍的实际情况。

顾廷龙自1939年至1949年主持合众图书馆，一直在张元济领导指示下工作，一如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灵魂人物一样，他从此便是合众图书馆的核心。对于这个在“孤岛”上诞生的图书馆，张元济倾注了许多心血，不仅“数日必来馆一视”，而且对图书馆工作的许多细节提出合理建议。在整个“合众图书馆”时期，张、顾俩人就“合众图书馆”事务留下了大量互访和信件往来的记录。一检《顾廷龙年谱》，一一录陈。

顾廷龙不仅有自己的学术专长，且办事认真细致，所以私人藏书家无不乐捐。[8]十年间，合众图书馆巨大的成果就是劝募和接受了一大批品质高、数量多的名家捐献。在叶景葵、蒋抑卮两人力捐后，1941年4月，张元济在病后，也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捐赠，在8月合众图书馆第二次董事会召开之前，张元济完成捐赠并许诺部分家乡文献寄存。他自己带头捐献为之奠定了基础，并确立了馆藏特色。在张元济的号召下，即有李宣龚、瞿兑之、陈叔通、叶恭绰、潘景郑、周志辅、顾颉刚、胡朴安等人捐献。至公私合营时，已多达五十万册古籍，金石拓片一万五千多种，而新书不在统计范围之内。如此这般聚合文献，在中国图书馆建设史上从没有出现过，不仅保护了一位又一位藏家大家的珍藏，也使一大批寄托着文化幽光的学术文献得以生存于天壤之间，等待着后人的取资利用。

除捐献文献之外，他们为办成国学研究专门机构，在广泛购求善本书籍的同时，进一步谋求刊行珍贵资料，重点是整理捐献大藏家目录与刊刻《合众图书馆丛书》。在顾廷龙主导下，合众图书馆在汇聚私家收藏，征集稿本、手札、档案以及研究资料上蔚为大观。

顾廷龙对合众图书馆各家捐献十分重视，他很早就开始整理，并计划着编写各家专藏书目。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了主要捐献者的捐书编目九种，并亲自为这些印本撰写序跋。第一种即《张氏涉园书目》，其余油印八种为《叶氏遐庵书目》《叶氏卷盦书目》《蒋氏凡将草堂书目》《李氏硕果亭书目》《胡氏朴学斋书目》《顾颉刚书目》《潘氏宝山楼书目》《周志辅书目》。几乎所有的大宗捐献的整理和编目工作都完成了，只是限于条件，当时并没有广为印行。其他捐藏目录，到1953年合并时也没有得到整理。

从租赁到筑馆，从整理私家捐献到采购图书，从服务高等学术研究到刊刻《合众图书馆丛书》。顾廷龙学殖丰厚，十四年间，他践行实干精神，使合众图书馆真正成了一个学术文化空间，才有了在上海孤岛时期建设并成长起来的合众图书馆这一朵文化奇葩！当时虽只作有限开放，但对专家学者而言极为便利，真乃一方学术净土。钱钟书就是在那里得以沃读群籍的。

三、苦撑合众

合众图书馆创办于风雨如晦时期，成长于孤岛奋斗之时，虽有叶景葵无私的支持，但历程充满艰难险阻。虽有顾廷龙等人的苦守，但时势带给他们的却是难以抗拒的命运。在日占和伪政府时期，他们并没有向政府申报、登记，合众图书馆实际上等于是一个私人领地。抗战胜利后的局势，并没有给图书馆带来多大的发展空间，且发起人接二连三的物故更使其陷于绝地。先是陈陶遗去世，张元济不得不接任董事长，[9]随后捐助人叶景葵因病突发去世，更让合众图书馆处于倒闭的边缘。临近解放，合众完全处于被占和无以为继的地步。张元济晚年视合众图书馆为文化依托，为了坚守这份事业，他奋不顾身地给予支持，并帮助顾廷龙度过险关，使合众图书馆得以起死回生。张元济之子张树源曾有这样一段记述：“数年前，我往访起潜兄于其寓所，谈及当年主持合众图书馆的艰难。1949年年初，图书馆经费所存无多，而揆公于4月28日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使起潜彷徨无措。父亲与拔丈安慰说：一切由俩人设法筹措。为此，父亲去拜访了一位纱业巨子，好象姓江，名字似叫尚达，已记不清了，此公慨捐一笔巨资，使图书馆得以维持下去。”[10]

合众图书馆处在危急关头时，张元济以老迈之躯，亲自为之奔走呼号，助顾廷龙挺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日子，全力挽救了合众图书馆。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企图占领合众，已八十三岁高龄的张元济，不顾个人安危，奋力前去护卫，合众方得以保全。解放前后，张元济仍然坚持召开合众图书馆董事会，而且把原先每年一次的董事会改为每月一次。

1953年6月18日，经营了十四年的私立合众图书馆正式被捐赠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张元济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他终于可以放宽心了。“良以世间宝物，秘诸私，总不及纳诸公家之能揪存。”所以，“悉以归于合众图书馆，丐起潜为我护持，俾不至复有散失。”[11]当天，张元济致信顾廷龙，回首多年来与“合众图书馆”一起经历的往事，他十分感慨地说道：“若干年来，弟尤得读书之乐。吾兄十余载之辛勤，不敢忘也。苦心孤诣，支持至今，揆翁有知，亦当铭感。”[12]这是张元济晚年对顾廷龙最真实的评价，他认为办“合众图书馆”十多年，自己的心情是愉快的，且对顾廷龙在艰难时期尽力维持了“合众图书馆”的正常运转深表感谢。他还把存放在馆中的藏品，尤其是他个人的资料、信札、馆事日记，包括友人函札，均妥交合众图书馆。

1954年，合众图书馆改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由顾廷龙任馆长。合众图书馆在创办发展十四年后结束了，但它却在事业上重获新生。1958年，鸿英、明复、历史文献合并而成上海图书馆。张元济的志业，顾廷龙的努力，最终，奠定了上海图书馆的基础。

张元济对顾廷龙的充分信任和支持是“合众图书馆”发展成长的基础，也是令顾廷龙感铭一生的记忆。晚年他由衷地说：“回顾（合众）从创办到捐献十有四年的经过，诸位先生的贡献都是巨大的。其中张先生始终参与其事，建国前后更直接主持馆务。每一项关键性事务，都得到他的妥善处理，其劳绩尤为卓绝。”[13]

在新时期，过去由社会名流贤达苦苦支撑的文化公益事业，终于成了政府支撑的文化社会事业。张元济不再有典籍聚散之虞，更喜图书能为社会大众服务利用，当然最令人放心的是，这一切都由顾廷龙主持。病中十年，张元济终于盼来了一个安慰，实现了一生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他们所做出的业绩、取得的成就，不仅空前绝后，且关乎民族文化核心。

合众图书馆的创办，本用于存私家旧友之藏，初以避散失为目的，其后又化私为公，由专业收藏变为系统整理，进而传刻珍本，成《合众图书馆丛书》，老一辈的情感不仅得以继承，且这份文化事业得以发扬光大。最终，合众图书馆筑成上海图书馆之基，这正是张元济一生致力于图书馆事业和文献积累的成功所在。合众图书馆是张元济晚年在贫病中和朋友、同道一起完成的又一件文化盛举，从此东方图书馆的复兴重建之梦在他心中淡出，而另一文化梦想地实现，为他的图书馆情结划上了完美句号。

四、传承绝学

如果说顾廷龙愿意主持合众图书馆，是因为张元济、叶景葵的嘱托和他们共同的文化追求，那么，顾廷龙也通过合众图书馆这个纽带，认识并了解到张元济的文化疆域，从此成为张元济古稀之年后合众的一位扶助者、参与者和论学者。为了把张元济的心血和学识传承下来，顾廷龙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并发挥了独有的作用。没有顾廷龙，我们今天不可能这么深入地了解张元济的事业和学识。顾廷龙在张元济地指导、帮助、支持下，完成张元济一生中具有独特文化价值的作品：《涵芬楼烬馀录》、《张氏涉园书目》、《涉园序跋集录》。有此三书，张元济文献大家与学术巨擘的价值才得以真正体现，其学问和精神才得以传承。

《涵芬楼烬馀书录》是张元济留给我们的一部经典的目录文献学著作，也是近代文化史的实证。这部书的成书与顾廷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张元济当年为商务印书馆收购古籍，为安全起见，他将5000多册宋、元善本寄存于租界金城银行保管库，从而逃过了“一·二八”事变和几场浩劫。从1934年起，张元济陆续对这批劫后余生的宋、元善本进行整理，最终编成《涵芬楼烬馀书录》初稿。张元济结撰此稿，因故而时断时续，一直没有定稿。经李宣龚多次催促，张元济解放前夕才再次着手整理这部书稿，不久，张元济中风，神志不清，半年后病情才稍复原。神智刚刚恢复清醒后，他开始挂念这部没有完成的《涵芬楼烬馀书录》书稿，将顾廷龙叫到病榻上，一再托付让他料理之。此后，顾廷龙常常在下班时去张府，俩人就《涵芬楼烬馀书录》修订工作切磋讨论。顾廷龙几乎每天都去张元济家，坐在张元济的病榻之侧，讨论书稿内容、商讨字句、排定目录，到1951年初方定稿。４月份，顾廷龙又亲自到商务印书馆安排排校之事，并按张元济之意代为撰后序、题书名。到５月出版时，前后花费了十个月时间。可以说，《涵芬楼烬馀书录》的成书不仅了却张元济的一大心愿，也为版本学、目录学及至文化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更是融入了顾廷龙的心血。如果没有顾廷龙的努力，张元济很难完成《涵芬楼烬馀书录》。这让张元济为之感动，特于序言中记录之：

“稿成，储之箧中，未敢问世。馆友李拔可敦促再四，前岁始付制版，工仅及半，余以病阻，事遂中辍，拔可复约顾子起潜赓续为之。起潜邃于流略之学，悉心仇对，多所匡正，不数月，遂观厥成，滋可感也。”[14]

张元济撰《涵芬楼烬馀录》，开始只是整理资料，而顾廷龙则更着眼于为整个涵芬楼的兴衰存史。顾廷龙了解到北京图书馆藏涵芬楼目录复本，建议张元济将之附于《涵芬楼烬馀录》中，对此，张元济极表赞同。但张元济年老力弱，加之该本属草目，凌乱缺漏，要重事整理，谈何容易。顾廷龙却勇于担任，补苴复旧，归纳移易，终于补成一千七百多种的目录。经顾廷龙之手，《涵芬楼烬馀录》真实、较全面地记录了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典藏的历史。当然，顾廷龙通过核定、编排这部著作，从一位大师身上得到了最有价值的绝学，从而成为张元济古籍研究方面的真正继承者，其自身的流略之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六十年的文化奋斗，让张元济本身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他不仅留下了彪炳历史的业绩，也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其作品是二十世纪学术出版乃至政治的重要文化史料。对此，顾廷龙自然深知。而且，张元济身上巨大的人格魅力，也感染了顾廷龙。

1956年，顾廷龙将张元济一生所撰善本题跋《涉园序跋集录》于1957年交由上海古典文化出版社出版，这是张元济生前见到的最后一本个人作品集。1958年《续古逸丛书》又得以恢复出版。张元济与顾廷龙一起撰述宋本《杜工部集》跋语，这足见张元济十分认同顾廷龙版本之学，这篇跋也是张元济的最后一篇文字。八十年代，顾廷龙又整理了张元济遗稿《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以上诸书，堪称张元济一生文献、一生学术的扛鼎之作。从此，作为出版家、学术大师、文化巨匠的张元济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

尽管张元济一生并不事著述，更没刻意为文，但得益于顾廷龙几十年的用心，张元济的事业、学术终于得以多种方式展示在世人面前，传之后代乃至千秋。

一代出版大家、文化宗师的心血和贡献，其保存和传承多与顾廷龙有关，能够全面展示张元济在这方面的成就，于顾廷龙而言又是最幸运的事。所以，每一书出版，顾廷龙都写序言，甚至具体参与出版事务。他是张元济晚年亲身交往的重要学人，加之其学力及理解力，自然是最有资格和能力，担当张元济遗产保存和整理的人选。

顾廷龙意识到张元济的工作记录及往来信札乃至片言只字，无不是宝贵的学术文化史料。所以他对此处处留心用意，更利用其有利条件加以存录、传录，使一代文化巨人的学说、事业得以延续。解放后，顾廷龙提出让上海图书馆加以收藏这些文献，张元济的家人便配合张元济抱病检点，对这些史料记录加以取舍，只要张元济想留下，顾廷龙就将其中要件装裱成卷、编制目录、部分抄录，供人借阅。张元济捐书入藏之初，顾廷龙就十分用心地对重要文献进行装裱，可见其珍重之心，一般参观研究者来询，他也只拿出复印件，完全视之为文物。1964年1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向上海图书馆索要《张元济日记》，并请顾廷龙撰“张元济传”，顾廷龙表示“义不容辞”。[15]他对张元济批校稿本书进行了妥善保管。期间，顾廷龙还积极谋求《张元济日记》手稿入藏合众图书馆。在他的强烈坚持下，张元济所存珍贵史料得到保存。由于他一直典守上海图书馆，张元济的史料才没有缺失。

文革期间，顾廷龙被派往上海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参加整理查抄图书之事。他熟知张元济的手迹，当发现一部版本学名著《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批注本时，发现出于张元济手泽，当即单列别致，以防散入群书再遭遗散。如此他仍不放心，又加了小条，标明为张元济手迹后得以将原物返还至张元济子张树年手上。发还文物时，这本书仍有顾廷龙手迹。此书若不是顾廷龙备加珍护，可能也就变成雪泥或烟灰。《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稿精勤不苟，今已收入文集，张元济的心血得以面世。

保护抢救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是顾廷龙的又一卓越贡献。《百衲本二十四史》刊行的十余年里，张元济结撰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这部校勘记是校勘史上继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又一成就。张元济在刊行影印本《百衲本二十四史》之后，撷其要刊布为《校史随笔》，但全书原稿并未刊行。《校勘记》一直存放在商务印书馆，并未捐给“上图”。

最早开展整理《二十四史校勘记》是山东大学教授的王绍曾，当年他曾在张元济领导下从事校史工作，但时过境迁，手头资料有限，为此特向顾廷龙求助。顾廷龙得知部分稿件被中华书局借走并遗失时，深表惋惜，“此种稿本只有交给国家图书馆才能被重现，出版单位无真知灼见之人。”为了赶快抢救这部手稿，顾廷龙心急如焚。他致信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要馆方重视并谋求整理，还建议整理后原稿交国图入藏，也给中华书局负责人去信打探稿件下落。

1987年，商务印书馆百年大庆，顾廷龙借机呼吁整理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在顾廷龙的支持鼓励下，南北相应大量资料得以汇聚。十年间，王绍曾最终主持完成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顾廷龙不仅题写了书名，还特为之写序。[16]遗憾的是，由于《校勘记》没有得到保护，仅存十六种，遗亡了八种。《校勘记》整理后出版，顾廷龙也没能全部看到。

1959年张元济去世后，顾廷龙始终不忘张元济的知遇之情，直到耄耋之年，仍促成了几件与张元济有关的事情。例如，将上海图书馆藏海盐地方文献复制成胶片，赠给海盐县图书馆。这批嘉兴、海盐先贤遗著，原是张元济历年在北京、上海等地收集到的。1941年4月至10月，分多次移送给合众图书馆，其中包括嘉兴地区先贤遗著476部1822册，海盐先哲遗著255部1115册，张氏先人著述及评校之书104部856册。按张元济当时设想，先暂存合众图书馆，以“冀异日敝邑或有图书馆之设，则仍以归诸故土，稍助乡邦文献之征。” [17]因战乱，张元济想在家乡建图书馆的愿望迟迟未能实现，遂改为永久捐赠。顾廷龙却一直记着张元济当年的愿望。上世纪80年代，在他地极力促成下，上海图书馆将张元济捐赠的海盐地方文献陆续复制成胶片，赠给海盐县图书馆。事隔40多年，这些海盐文献终于回到家乡，顾廷龙又完成了张元济平生一大心愿。

五、续写春秋

十年浩劫，顾廷龙历尽沧桑，也步入当年张元济文化托命时一样的高龄。但使命与责任让他投身于对张元济文化遗产的整理事业，投身于对张元济文化遗产的守护。在他的推动下，《张元济日记》《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张元济书札》《张元济诗文》《校史笔记》《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出版，他还主持策划编写了《张元济年谱》。这些作品在张元济去世三十年后陆续得以面世。七十高龄的他，本就馆务与社会活动繁忙，但他忘我奋斗，以无私的精神，为张元济著作的出版付出了极大心血。也正是由于忙于张元济的学术传承，他自己也罕有精力从事著述，成为张元济之后又一不事著述的大学者。这种胸襟品德是永远值得铭记的。

在学术的传承上，中国知识分子中总是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本身学问优渥，但为了前辈们的事业，完全放弃自我，甘为人作嫁衣裳，汲汲于传承先辈们的学术而中止废弃自己的学术专长，这便是中华学术传统的美德。顾廷龙正是这种美德的化身。

顾廷龙一生都对张元济深怀敬意，从1939年到“合众图书馆”任总干事开始，直至张元济去世，俩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和私人交谊。在“合众图书馆”期间，正是国土沦陷、经费支绌的困难时期，顾廷龙不仅勉力维持了图书馆的日常运转，而且在搜集、保存流散古籍，编辑出版馆藏孤本、珍本丛书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这些都与张元济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正因为如此，顾廷龙一生视张元济为师长。“合众图书馆”捐赠后，张、顾二人的工作关系也告结束，但私谊却一直保持下来。

顾廷龙与张元济二十年的共事经历和学术体认，更激发了他对张元济的敬爱之情，他为张元济代撰年谱就是他心中的大事和乐事之一。

1949年3月，胡适赴美前夕到合众图书馆看书，张元济、顾廷龙陪同。胡适第二次提议张元济自撰年谱，老人都模糊回答，坐在一旁的顾廷龙自告奋勇地对胡适说：“我能成之。”顾廷龙至晚年，终未能完成，引为憾事。后来张元济哲嗣张树年终于得众人之力而成《张元济年谱》，顾当然无比欣喜，在所撰《年谱序》中，用渗透纸背的情感语言讲述了交情的片断，特提到“年谱”为自己“志所未逮”。最后表示：“欢喜之情，莫可名状。”[18]今日读来，让人心境大开。

世所谓仁者寿，张元济活了九十三岁，“乃身已见太平来”，顾廷龙活了九十五岁。他们的长寿，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份幸运和机遇。

张元济去世后，中央和上海组织了很高规格的治丧委员会，顾廷龙为委员之一，在追悼会上，由他亲自介绍张元济的生平事迹，这是张、顾俩人来往的终点，也是顾廷龙矢志不渝传播、研究张元济文化事业的起点。

顾廷龙晚年专门撰有一系列关于张元济的回忆或研究文章：《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1980年）、《张元济书札跋》（1981年）、《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1985年）、《我与商务印书馆》（1987年）、《张元济访书手记辑录》（1987年）、《张元济年谱序》（1991年）、《张元济访书手记辑录》（1999年）、《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序》（1995年）。顾廷龙晚年撰写的这些回忆性文章，既是他对张元济的深切缅怀，也为后人研究张元济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同时，顾廷龙也积极推动了张元济研究文献的出版。

张元济和顾廷龙并非学界通常的师徒之谊，他俩亦师亦友。他们不仅是二十世纪上海产生出来行可比肩的文化巨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辉映前后的文化巨匠，共同传承了传统文化。俩人不仅学养相近，且性格也有较近，张元济是品格高尚的化身，朴素、实干、待人真诚，而顾廷龙也一如张元济一样，喜欢培养年轻人，目录校勘界的一大批人才，出自顾门之下。俩人均有深厚学养，但不喜个人著述，并没有把精力放在可体现学养的著作上，而是把更多的精力贡献给了社会学界。如今他们相遇在天堂，一定会，会心而笑。

从1939年陪伴张元济，一直到张去世，二十年间，顾廷龙不仅是张元济晚年交往最多的人；也是其学术合作交流最多的人；更是感受、认知张元济学识、人品最真切的人；尤其是张元济去世后半个世纪，对张元济推广、研究最力最深的人。如果没有顾廷龙的协助和参与，我们不可能看到张元济的众多重要学术成果。如果没有顾廷龙的深入、准确评价，我们很难认识、了解到张元济成就的高度与深度。当然，同样，在顾廷龙心目中，张元济带给他的学识涵养和事业也是无人能及的。这种取和予之间的巨大作用力，在文化学术史上达到了难以比拟的高度。文化传承和学术发展，在张、顾二代人身上实现了完美体现。

参考资料

顾廷龙文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2年   

顾廷龙学述       刘小明整理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年

顾廷龙年谱      沈津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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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涵芬楼烬余书录》，《张元济全集》第9卷，144页。

[2]《张元济全集》，第 卷

[3]顾廷龙《涵芬楼烬馀书录后序》中写道：“抗日战起，先生与叶揆初丈虑寇氛之日炽，亟图国故之可以保存，乃创设合众图书馆，召龙司检校之役，追随杖履，沃闻绪论，夙亦有汇辑流通之好，惜时会难逢，百无一就，忝荷奖掖。[3]”《张元济全集》，第8卷，521页

[4]《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顾廷龙文集》，604页。

[5]《张元济全集》，第1卷，313页。

[6]《顾廷龙年谱》，95-96引《燕京学报》第二十六期报道。

[7]8月30日，张元济致书顾廷龙，“《四库总目》，疵类诚多，然本馆收藏既以国粹为界，《四库》奉行已久，且集历代之大成，鄙见既已奉为准衡，则凡《四库》已收之书，原属之类，似不必加以移改……至于近出之书，无可比附牵合者，则以增析济其穷。”（《张元济全集》第3卷，37页）

[8]商务印书馆的元老蒋维乔，曾主持上海当时很具规模的鸿英图书馆，却把自己日记的手稿捐献给了合众图书馆。

[9]当时陈陶遗出任董事长，主要就是利用其资望与各界交道，而张元济不喜抛头露面，周旋于社会。

[10]《张元济往事》第十六章《抗战时期》，181-182页

[11]《秀野草堂图题记》，1942年撰。《张元济全集》。

[12]《张元济全集》。

[13]《秀野草堂图题记》1942年撰。

[14]《张元济全集》第8卷，147页。

[15]《顾廷龙年谱》，560页。

[16]《顾廷龙文集》，45页。

[17]《》

[18]《顾廷龙文集》，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