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不仅是一代文学家、文献学家、文物收藏家，也是一位兼杂志、报刊、丛书的编辑大家。解放后，他曾负责文物工作，世人皆知当时“文物的事问郑振铎”是毛主席对他的肯定及厚望。他真正从学校走向社会，迈上文化舞台，是从商务开始。他一生朋友很多，而最尊崇的长辈是张元济、高梦旦。一个成了他终身敬重的长者，一个则是他的岳父。

张元济比郑振铎年长三十一岁，但郑振铎于1958年因公牺牲，去世比张元济早一年。他们是真正的忘年之交，有四十多年的深厚友谊。在商务印书馆新生代人才中，真正能成为张元济朋友的不多，他曾经依赖的多是与他年纪相近的一辈。这并不是他不肯接纳年轻人，而是因为商务印书馆实在是个大舞台，又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人才济济。年轻人要真正接触到张元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郑振铎则是一个例外，这于他是一种幸运。

一、雏凤新声

张元济和郑振铎于1920年10月初识于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

正在北京读铁路学校的郑振铎求得好朋友蒋万里的介绍，专程去拜访为馆务来北京的张元济、高梦旦。正在积极办刊和译述的郑振铎，希望张元济支持他集合同人办新文化刊物的努力。正在为挽救商务期刊出版物因新文化运动冲击造成的颓势而奔走的张元济，没有满足郑振铎。也许是因为有一贯重视人才和乡谊的高梦旦的介绍，晤谈后，张元济“允侯归沪商议”[1]。

没有得到张元济认可办刊的郑振铎，一方面加入《共学社丛书》的翻译团队，一方面积极筹组文学研究会，同时接受沈雁冰的邀请，为其新主持并改革的《小说月报》出力。

1921年3月，郑振铎毕业后不久，离开了他的爱情受到打击的北京，辞去了文学研究会书记干事一职，来到上海铁路局谋生。他为了自己的文学兴趣爱好，和《时事新报》合办了《文学旬刊》。他与商务办刊的构想也得到了落实，双方商议后，确定合作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

来上海三个月后，本就不耐烦铁路工作的郑振铎，在高梦旦的激赏和沈雁冰的力劝下，正式放弃铁路工作。5月，他加盟商务印书馆。工作不到半年，馆方交由他筹办创刊《儿童世界》。他读大学时就有办刊经验[2]，所以很快推进，1922年6月，刊物面世。《儿童世界》不仅是商务自办的第一个周刊，也是国内最早的一个以儿童为对象的文学阵地。

商务很早就在教科书之外关注儿童读物，由林白水、孙毓修、茅盾等主持的《童话》、《少年杂志》、《少年丛书》已出版十年。由于孙毓修故去，茅盾主要致力于《小说月报》，儿童读物这一产品出现断档。其时中华书局大力推出了《中华童子军》、《儿童画报》（1914）。郑振铎成为商务这一领域的继承者后，以其主办的周刊重新激活了商务对儿童文化产品的关注。他奋力撰稿，几乎包揽了前几期的大部分文字。但竞争对手中华书局马上跟进，其与《儿童世界》同时推出的由黎锦晖创办的《小朋友》，第一期就发行达20万册。年青的郑振铎所面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刚刚跨入商务一年，他就有了惊人的收获，也获得美誉与爱情。1923年10月，郑振铎成为高梦旦的乘龙快婿。

郑振铎从一个工科生转身到文学出版事业上，在编译所这个平台，他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在一大批文化顶级人物的提携下，渐渐成为一位大家。

郑振铎这个在新文化运动中熏陶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凭他极高的才华和幸运赶上了高梦旦主持的编译所的末班车，成为王云五新编译所的老兵。对文学的热爱与投入让他充满激情，他在商务这个平台上光芒四射。参与《共学社丛书》，新创《文学研究会丛书》，他开始展示自己生命的活力。他写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做文学研究，翻译外国作品。他懂俄语与英语，是一个翻译界的行家里手。工作之余，他还开始进军收藏界，东方图书馆丰富的收藏，让他明确了自己奋斗的方向。

主编《儿童世界》一年后，郑振铎于1923年接手《小说月报》主编。虽然大部分精力花在文学研究会工作上，但他以旺盛的精力推出了《小说月报丛刊》《文学研究会通俗戏曲丛刊》，同时不忘个人著作，甚至还和朋友办起了出版机构——朴社，主编《文学旬刊》（后改为《文学周刊》）。

“五卅运动”爆发，郑振铎勇敢地冲在最前面。，他大力抨击帝国主义的野蛮行为，和同道们一起创办了《公理时报》。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他险遭逮捕，无比关爱家人的高梦旦让他避居海外。一年后事态平息，他才回国，继续主编《小说月报》。他的充满活力，让小说戏曲研究焕发出勃勃生机。其后三年间，他为自己构画宏大的文学史进行扎实而开拓性研究，他巨大的才情和不断累积的学识，使其成果不断面世，一个新文学作家、翻译家诞生了。

王云五全面主持馆务后进行的急风暴雨式的改革及其本人强势的作风，让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等一干年青人无法忍受。工商化管理的程式化与文人自由的个性必然发生矛盾，他们感到不再能自由翱翔的痛苦。一向讲究事与情分离的张、高两位父挚不会干预其事。郑振铎自然也无须依赖长辈庇护。1931年8月，他在馆方只同意给假半年的情况下，携妇将女，来到北平燕京大学教书。摆脱繁杂的编辑事务，着力完成他的文学史编写计划，也是他的选择。北上时，张元济知道他开始潜心学术，更对收藏发生浓厚兴趣，特地致信给罗振玉、傅增湘、陶湘、王季烈等诸老，不仅为之介绍，且让郑振铎得以赏阅诸家收藏精品。郑振铎既大开了眼界，又结交了一批老辈学者，为自己于新学之外补上了很好的一课。

他同当时所有的文化名人一样，在北平各大学里讲课，在上海的刊物上不断发表文章，而且常常在京沪两地来回奔波，联络亲情与友情，结撰一部又一部著作。

“一二八”大火，把他写就的重要书稿及大部分藏书毁于一旦。他重新出发，写作还有购书，在北平客居三年，他终于完成了继《文学大纲》之后的又一巨著《播图本中国文学史》。因商务的印刷制版能力被毁，他交给好友也是商务同仁的开明书店出版，期间，他还完成了几部长篇小说的创作。

郑振铎是一个极为讲朋友交情的人。1935年，在好朋友也是商务同事何炳松的力劝下，他重返上海，不过没有再回商务，而是担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就在他返沪第二年，他敬爱的岳父高梦旦突然离开人世，从此，张元济自然成了他唯一最尊重的长者。1937年商务的大转移也让其上海业务黯淡下来，郑振铎不可能再作冯妇。为了朋友，为了家人，他扎根上海达十五年之久。1949年，他离开上海到了解放区。

二、共同抢救国宝

抗日战争前期的上海“孤岛”上，郑振铎和张元济共同替国家在战火中抢救了一部极其珍贵的文献——《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让他们的人生、友情、事业，再次精彩。

《古今杂剧》的发现有一段戏剧化的离奇故事，故事中参与的角色很多。郑振铎和张元济先是各谋力而得此书，后又合作刊行。他俩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首先不能让《古今杂剧》再沦于外国人之手，其次是定将其传播刊行，以供填补文学史研究的空白。

郑振铎一直专注于戏曲小说的收藏，很早就从事于戏曲小说的研究工作。1929年，他避难归国后，从报纸上得知，《古今杂剧》曾在丁祖荫手上。这让他雀跃不已。[3]他虽通过多方向丁祖荫了解，但并未得到确切的答复。1930年丁祖荫遽尔去世，一部奇书就这样中断了线索，这让郑无从查究！

1938年5月初，陈乃乾告诉困居“孤岛”的郑振铎，常熟脉望馆丁祖荫旧藏《古今杂剧》有二百四十二种，六十四册在苏州现世。[4]丁氏过世后，书被看守的仆人偷出，流转于市。闻讯后，郑振铎前往寻访，但集宝斋店主孙伯渊已捷足先登。

郑振铎太想得到此书了，他历经艰难求索了近十年，怎能失之交臂。他知道，如此巨献，非巨资难以购下，自己无此财力，因而萌发了为国家而购书的想法，分别电告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和教育部。终于得到教育部的支持，同意以3000元购下。价格对他来讲已不是首位的问题，他关心的是攻下此城，完璧归国。他找孙伯渊交涉并交定金1000银元，第二天就凑钱送去。1000银元是大数字，凑齐不容易。当郑振铎拿了1000元钱去买某书商处的32册时，却已晚了一步，书被某古玩商买去了。

他太低估书商们的逐利欲求了。书商很快就抓住了他对书痴迷的弱点，欲擒故纵，退回定金，索价万元，。郑振铎被打了一闷棍！对此巨价，北图回电无法购入。但同样识货的卢冀野答应了，由教育部出资购下。郑振铎绝处逢生，和卖主讨价还价达三天三夜，终于以九千元成交。这样，郑振铎历尽周折，“几得而复失者再”，终于将“绝世之国宝”《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这部三百年来不为外人所知的戏曲精品归于公藏。。这不仅是中国文学史的大发现，也是藏书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时正巧是5月30日，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如同所有的商业交易一样，曲折的过程不为外人所知。同在此时，5月28日，6月1日、2日，张元济从傅增湘连续来电来信知道此事，傅增湘来让他打探并托购这套书。张对正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但他知道这套奇书太重要了，又有老友相托，自然不能懈怠。

张元济马上打听得知书在潘博山手头。6月4日，张赶到苏州玉海堂拜访潘博山后，见到了《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的一半32册，但潘博山告诉他，孙伯渊即将取走以巨价卖给外国人。其实潘博山是这件事的真正幕后操纵者，尽管已收郑振铎的定金，但他不敢拂长者的面子，没有告诉张已与郑签约并收定金，只说了一个3000元的价格。张元济严肃地对他说：书一出国，此后恐不可复见，可否暂留数日，将不见于《元曲选》中者，让书馆摄照留作底本。回家后，张又写信给潘，以昭郑重。

得到如此多的孤本，郑振铎希望能将之传世。他也很快知道张元济以八十高龄而空忙一场，为的是传刻出版。6月9日，他去信与张元济商量出版事宜：“闻潘博山先生言，先生对于此书，亦至为关切，知保存国宝，实人同此书，不知商务印书馆方面有影印此书之意否。因此种孤本书，人不流传，终是危险也。如一时不能承印，则最好用黑白纸晒印数份，分数地保存。”在出版一事上，两人不谋而合，但因此书所有权属教育部，教育部并不同意印行。经郑振铎反复工作，11月教育部终于回复同意。因时局变化，王云五又不在上海，张元济与王云五书信沟通，至年底才确定双方合作选印。教育部答应出版的合作条件是，商务印书馆支付1000元版权，教育部送书10部。

郑振铎视《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为生命，希望商务印书馆全套影印此书，以保证原貌。对此，张元济十分慎重，他坚持自己一惯的严谨出版的方式，剔除《元曲选》已有的内容，把未刻未传的交由自己的老友、戏曲权威王季烈整理。郑振铎尊敬前辈。，王季烈正在病中，张元济安排姜佐禹、胡文楷作具体校勘，事务操作和排印由丁英桂负责，自己总其成。后来，王季烈因病手术，移居北平，在病中完成了整理和看校样、写提要等工作。从242个脚本中选刊了未见流传的和虽有流传而《与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本有重大差异者共144种（其中136本为孤本），用排印线装方式出版，共三十二册。全书于1941年秋天在上海出版。

当时社会经济萧条，不敢多印，但张元济还是坚持他的一惯主张：“与其印近人所作有时间性之书，不如印此较有价值可以永久之书。”[5]北平图书馆买下了二百套，但当时未能普及。到1957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用商务印书馆纸型重印了一批，不过改为精装四册了。建国后，郑振铎主管社会文化、文物工作，兼任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组织了“古本戏曲丛刊编刊委员会”，陆续原式影印国内各图书馆和专家所藏罕见曲本，供戏曲工作者研究，名为《古本戏曲丛刊》。具体印刷工作仍由商务印书馆担任，郑振铎点名要丁英桂主持。1954年出版第一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全书品种收入第四集中，于1958年出版，圆满地实现了他二十年前将其全部影印的愿望。这套书的出版工作，郑振铎均十分关注，每册钉样他都要亲自检查，无误后才签字让印刷出版。

三、文献保存同志会

郑振铎是一位崭露头角的收藏家，虽只为学问而藏书，但收藏也很多，计两万册，多为弹词、宝卷、小说类。“一·二八”之役，大部分为战火所毁。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军虹口，郑振铎的劫后之书及新收古籍又遭兵祸而再度焚毁，共计二千多种，一万多册。得书被劫，劫后得书又毁，事虽发生在郑振铎一人身上，却足以让人窥见一个时代的惨痛。对年轻而又痴迷于收藏的郑振铎而言，痛复何如？不过，更大的灾难又在向他靠近，那就是国家文化的灾难正再次袭来。

上海沦为孤岛后，华东地区的古籍善本遭到了一次空前的散失，不仅日本人在掠夺，美国人也开始凯觎。经由抢救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这件事，想到自己书的散失，看到目前国内的情况，郑振铎开始意识到，只有国家行动，依托大家，才能承负起历史的重担。他先找到父挚辈的张元济，和他商议，发起一场抢救文献运动，购书由政府拔款支持。有了古今杂剧由国家出资购书的先例，张元济心里也有了底。只有用此办法，方可不使文献散佚。1939年底由郑振铎起草，张元济具名，他们联名向国民政府上报了有关文献抢救的方案。

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朱家骅立刻复电，特别表彰张元济关心文献的精神，并建议其先动手组织，政府再想办法。国难当头，政府那有经费进行这项抢救工作？要把散佚的古籍保护抢救，又都是收藏级的，即使在承平时期，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也许是机缘巧合，由中英庚款拔付的建设中央图书馆的一百八十万元，在前期仅花费十万元，因时局动荡，图书馆建设的事搁置了下来。朱家骅出身于簪缨之家，是张元济故交朱祖谋之子，曾在南京失陷前抢救了13000多箱古物存放南京。由于中华典籍大量外流，他决定以中英庚款董事长的身份，同中央图书馆合作来开展此事。他先安排4万元资金抢救古籍，命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处长蒋复璁到上海秘密行事。

1940年1月14日，化名“蒋明叔”的蒋复璁来到了张元济的家，蒋复璁是蒋光煦曾孙张元济旧友蒋百里之姪。先前他们已经为印行《四库全书》珍本进行过很好的合作，蒋给张元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蒋复璁此行专程拜访张元济，希望张元济主持其事。但当时张元济正忙于合众图书馆的建设和《脉望馆古今杂剧》的校勘，加之已年过七十五，身体日衰，所以推荐了精于收藏的张寿镛来主持。有此安排，蒋复璁复命去了。

1月19日，郑振铎、何炳松、张寿镛、张凤举等在张元济家里开会，决定成立民间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约定，为避人耳目，购书的名义以涵芬楼、暨南大学、光华大学的名义进行。

文献会只有区区五人。张元济作为发起人但并不具名，但为所搜善本掌眼。这对郑振铎而言，是最好的扶持，具体事务也不用去打扰张元济。于是确定，郑振铎负责访书，张元济负责鉴定，张寿镛、何炳松负责经费保管。这一切都以张元济为核心，出力最多者则是郑振铎，后来又有李宣龚、徐森玉、顾廷龙协助工作。

郑振铎提出了具体的文献保存计划，并草拟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十条[6]，张元济立刻复信：“甚周密，弟可声明不与于办事之列，故未能遵命署名于上”[7]，对此，郑振铎心中有数。事情一定，郑振铎就拉上张元济到苏州，看刘世珩的玉海楼藏书，张元济一一审定，一次就选定购了一百余种，仅花费一万七千余元。玉海楼成为最早购进对象，首战告捷。

在当时藏书处于困境，日、美等国悬鹄求书的情况下，郑振铎诸人尽量多收购藏书。他们想尽了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摆脱中间方，直接找求售的藏书家接触，尽量劝从藏书家能自守则自守，急于求售以抒困者，则购之。

接下来是谋划购进邓邦述的群碧楼藏书。邓邦述一生显宦，与傅增湘同科进士，并一起选为庶吉士受翰林院编修。曾入瑞方幕府，民国后不仕，参与纂修清史。所藏以明嘉靖本为冠，仅居陶湘之后。张元济和邓邦述关系甚密。早在1920年，张元济曾让版本学家孙毓修查询邓邦述群碧楼书目，拟购进六种，他所藏《通鉴纪事本未撮要》就曾转上涵芬楼，并曾为其收藏转让多方协商。如1927年，邓邦述欲大规模转让所藏，张元济为之联络。开始是请当时主持北平图书馆的梁启超，后以五万元之价归中央研究院。抗战前，邓邦述还曾售过一批书给九峰旧庐主人王体仁。[8]最后，经过张元济的努力，邓邦述逝世后所余一千一百多部，四万余册，全部售给文献保存会。邓邦述书从藏到散，仅经十年，所掷心血，未付东流，今能留存世间，全得之于五人之力也。

1940年5月间，张元济有要事赴香港与王云五商议，在香港期间，也为文献会交接工作而辛勤奔走。期间，张元济大病过一次，所以郑振铎也特别关心他老人家的健康状况。

清末民初以来的私家藏书群体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一是规模大，是前代所不及的；二是各擅一门，独具特色。藏书家们大都是正直、有道德的文人，在国难当头的时代，逐利之辈很少，爱国之人居多。对于他们来说，藏书是其倾注了一生心血的钟爱之物，已有皕宋楼售与日人的前车之鉴，他们不会轻与外人。而且，收藏诸家哪个不知张元济的盛名，文献保存同志会之所以能直接商之藏家，且聚合当时最负盛名的各家，与张元济的道德文章和故交名望有直接的关系。

文献保存会最重大的成就是收罗了嘉业堂和适园两大家的精品。适园、嘉业堂和密韵堂是二十年代上海的三大藏书家，他们个个都是张元济至交。密韵楼已在1927年归于张元济涵芬楼，成为商务印书馆藏书的主干。

嘉业堂藏书的获得，是这场抢救运动的重要事件。1940年夏天，在得知刘承幹散书的消息后，日本人以六十万元的价格竞购。随之，伪满、美国也加入竞购之中。郑振铎急在心头，设法找到了掌管嘉业堂的老伙计施韵秋，拿到三十六册抄本目录，随后送交张元济审定。张元济对嘉业堂藏书早已了然于胸，他不仅同意采购，因法币价值跌落，还主张按原价十倍购。在郑振铎的努力之下，并经刘承幹同意挑精汰芜之后，终于选取明刊本一二百余部，抄校本三十余部，1941年4月，以二十五万五千元之费购入，从而使嘉业堂大宗文献没有流出国门。

1941年底，文献保存同志会又以七十万元购得张氏适园宋、元精品本一千多种。张氏适园后人张芹圃（乃熊）自知书难自守，也有散出之意。张芹圃之父比张元济还年轻几岁，其关系自不待言。在多方努力下，文献保存同志会获得其藏书精华，计宋本88部，元本740部，明本407部。其中黄丕烈跋本101部，是藏品中之极品。张氏三代的积累大部得以存世，幸于以量取胜的刘承幹藏书的四处星散。可惜的是，张乃熊于1942年去世，年仅五十二岁。

除上述大宗购入之外，两年间同志会还先后洽购了莫伯骥五十万卷楼，宗子戴之咫园，潘祖荫之滂喜斋，沈曾植之海日楼，刘体智之远碧楼、李文田之泰华楼、邓实之风雨楼、丁祖荫之湘素楼以及铁琴铜剑楼的大批善本。以上诸家，几乎无一不是张元济的故交或旧识。

就这样，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们秘密抢救了大批文献，为国家、为子孙后代做了一件极大的好事。

1940年10月，文献会同仁在收得嘉业堂存书后，开始规划出版之事。开始定名为《晚明史料丛书》，“工程极大，却非交商务印不可”[9]，最后确定为《明季史料丛书》二十种[10]。同时还有“善本丛书”计划，印行宋元刊本，最终只专收明代的珍稀文献，易名为《玄览堂丛书》，1940年由商务易名之上海精华印刷公司印行。初集共收31种，郑振铎与蒋复璁商议继续收下去，后又编成了《续集》21种，由国立中央图书馆1947年影印；编好第三集12种，后由台湾出版。每书均附有提要，为张元济先生此时重要帮手顾延龙所撰。顾延龙《玄览堂丛书提要》题记：“当倭寇时，东南沦陷，旧家图书，散亡无所。国立中央图书馆遂请郑振铎先生在沪搜采之，并选元明著述传本罕见者，辑为《玄览堂丛书》，以广为流传。初集为民国二十九年影印，一百二十册，风行于海内外，胜利后遂为《续集》，时三十六年，亦一百二十册。去年又印三集，成三分之一，财绌，尚未装订成册，兹撰提要一卷，以便览观，三十八年六月[11]”

郑振铎曾自豪地叙述这次抢救工作的成就：“所收书时间太短，从二十九年的春天开始，到三十年的冬天，即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暴发爆发后，前后不到两年的工夫。但在这两年里，我们抢救了，搜罗了很不少文献。我们创立了整个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12]” 他将两年间记录抢救工作过程的《求书日记》在报纸上发表。曾拟将全本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未果，后时过境迁，大部分已无存[13]。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也占领了租界，文献同志会不得不中止购书，致全力于保护留沪之藏品。这批珍籍先后存放于上海、香港和重庆三处。存放香港的还未及运往重庆，香港就沦陷了，珍籍被日军劫走，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追回。

这项历时两年的抢救工作，成为了最有成效的文化救亡事件，对今天和未来都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国民党退居台湾后，中央图书馆的馆藏就是以此为基础的，共计善本四千八百六十四部，四万八千多册（总数已超过《四库全书》），普通本一万一千多部，是中央图书馆最有价值和规模的藏品。能在两年时间内，购下如此众多的善本古籍，使之没有流失，让处于危机中的华东藏书几乎全部留存，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成就。整个抢救工作中，年事最高的张元济主要是当顾问，关键的时候请他出马。郑振铎差不多每天都写信给张元济等老先生，向他们请教和商量有关问题。为了保卫中华民族文献，大家携手工作得非常和谐。

1939年初，张元济不得不卖掉住了二十多年的极司菲尔路住宅，租住到霞飞路上方花园。对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痛心的事。接着又是生病住院，他只好登报做广告，以鬻字为生。1940年底至1941年初，张元济做了两次手术，住院两个月，他甚至拟好了遗嘱。1941年3月，因经济窘迫，他不得不将所藏宋版《荀子》出让，得款4000元，这是他第一次售书。1941年5月，张元济又出让唐写本《文选》、宋写本《太宗实录》以及宋刻本《山谷琴趣外编》、《醉翁琴趣外编》和《王荆文公诗注》元刊本。郑振铎在报告中特称：“此五书，皆可称压卷之作。”“菊老大病后，经济甚窘”，[14]又提供六种，共得款2600元[15]。

在这场抢救运动期间，郑也因失业在家，十余口无以维生，也只好出让他所收的清人诗文集八万余种以及《四部丛刊》，《二十四史》，所得全部易米。

四、鞠躬尽瘁寻常事

在艰苦卓绝的时代，为文化的传承,郑振铎总是以全部的生命去冲击文化事业的一个又一个高度，奉献一个又一个超越时代与历史的成果。孤岛时期，1947年3月，他竟然推出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的浩大工程，计划二十四辑，到1951年才完成。其他成果有《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西域画》《中国版画史图录》、《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和《晨光世界文学丛书》，以及没有完全实现的“世界美术丛书”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之计划。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不断卖书易米，四处筹款，印图谱诸书之时。有如当年利用东方图书馆一样，他巨大的工程所需之珍贵资料，不少是从合众图书馆中获得的。

令人痛苦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及香港两处核心资产全部落入日军之手，两处业务停顿告，王云五转战重庆，从此无法联系。张元济则在故友、至交及同事不断故去中备受煎熬。伍光健（43年7月）、孙伯恒（同月）、邹韬奋（44年7月）、鲍妹之三叔（44年2月）、鲍庆林（44年7月）、张寿镛（45年8月）、何炳松（1946年）去世的消息相继传来，这对十年近八旬的病后老人是如何巨大的煎熬。

1949年9月，张元济北上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下榻六国饭店后，他不顾劳累，立即赴北京饭店访郑振铎。翌日，郑振铎回访张元济。在政协会议的一个多月里，张元济和郑振铎在会上会下多次见面和畅谈，谈得最多的是今后的出版工作。张元济回上海后，11月3日致信茅盾，告之以拟在商务印书馆成立出版委员会，欲请茅盾主持。茅盾14日回信婉辞，转荐郑振铎自代，并提及商务印书馆欲出《新民主丛书》诸事，“已商诸振铎兄，甚为赞同。如何约稿，何日期得半数等等，振铎兄均胸有成竹”。所言郑振铎胸有成竹，是指郑已向费孝通、宦乡等人约稿，张元济得信甚慰。此时茅盾和郑振铎都实在太忙了，作为即将在文化部担任领导职务的他们，也不便去当时尚属私营的商务印书馆任职。所以，郑振铎后来也未主持商务印书馆出版委员会的工作。不过，作为一个老编辑，一个爱书人，郑振铎仍然尽可能地为帮助商务印书馆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如张元济关心郑振铎的文博事业一样，商务印书馆出身的郑振铎，也十分关心其业务的发展。建国初，张元济卧病在床，商务印书馆几次业务改进，郑振铎都参加了。郑振铎希望商务印书馆继承张元济当年影印《四部丛刊》的伟业，有系统地多影印一些珍贵的古籍。1954年开始影印出版由郑振铎主编的《古本戏曲丛刊》，商务印书馆这边派出专家史久芸、戴孝侯、丁英桂等协助之，直到郑飞机失事去世，共出版了四辑。

1957年，为支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郑振铎向来京的史久芸建议，对《百衲本二十四史》加以标点，影印出版；还建议商务印书馆印行《册府元龟》，缩印《太平御览》，重编《学生国学丛书》；足见其对商务印书馆出版复兴的关注和帮助。郑振铎曾致信张元济，希望出版《四部丛刊》四编，并愿意从北京各馆及机关借取善本。张元济闻之深受鼓舞，但一则精力人手不够，二则不合时宜，他只能筹备其事。这大概也是解放后提出出版《四编》唯一的一次，郑振铎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

1956年9月14日，张元济90寿辰，郑振铎写了热情洋溢的祝词：“近六七十年来，文献图书之得以保守毋失，不至蹈皕宋之覆辙者，赖有南北公私诸藏之网罗散佚耳，涵芬楼尤为其中巨擘。张菊生先生阐旧学，启新知，于中国学术贡献甚大，而其精力所萃，犹在涵芬楼。不仅能聚之，且能传播之。今士子辈胥能乎？《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以研讨古学者皆出先生赐也。仁者多寿，敬颂千龄。”这份祝词不仅精到，而且尽显郑振铎的学术情怀，饱含敬仰之情。

1958年6月20日，郑振铎为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写序，又一次高度肯定了张元济当年主编影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重要意义。1958年10月16日，郑振铎上午赶写了《古本戏曲丛刊》四辑序，这成了他最后一篇文章。第二天他就随文化代表团取道苏联到阿富汗访问，结果飞机失事。谁也不会想到，精力充沛、生龙活虎的郑振铎就这样因公牺牲了！年底，商务印书馆《古本戏曲丛刊》四辑出版时曾影印其手迹置于卷首，以为纪念。

据张元济的家人说，得知郑振铎失事，张元济悲痛万分，但病重卧床，无力握管，未能写下悼念文字。

郑振铎去世后的第二年，他夫人和家属根据他生前的意愿，将其所藏近十万册古籍及其它图书，捐给了北京图书馆。他的同事朋友，当时的文化部长特为此向郑振铎的夫人高君箴颁发了奖金。

纵观郑振铎的奋斗历程，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非凡能力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的绝世贡献不仅得力于他个人非凡的才学，也离不开商务的平台和张元济、高梦旦的培养和关照。在同时代人里面，他是幸运的，但命运又是如此的不公，不到六十岁的他竟因公出访而以身殉职。如果天假以时日，他所能为和肯为之事，将会有多么巨大的价值。但他有限的生命在苦难的时代已经展现了他的绝代风华。

参考文献

郑振铎年谱        陈福康      三秦出版社     2008年

郑振铎传          陈福康      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4年

郑振铎纪念集     上海鲁迅纪念馆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为国家保存文化——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    陈福康

我的父亲郑振铎    郑尔康             团结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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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8年11月29日致王云五信。

[2]大学时代，郑振铎就创办了《新社会》（旬刊）、《人道》、《批评》（半月刊）。

[3]郑振铎曾读到丁氏所撰《黄圃藏书题跋已续记》（载于《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

[4]此书原为明代赵琦美脉望馆所有，后归钱谦益绛云楼，历经钱曾、季振宜、何煌、顾珊、黄丕烈、汪士钟、赵宗建递藏。清末民初,丁祖荫从赵宗建旧山楼中所得。

[5]1938年11月29日致王云五信。《张元济全集》第三卷页。

[6]《为国家保存文化——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17-18页。

[7]《张元济年谱长编》， 1113页

[8]张元济编《涵芬楼秘笈丛刊》，邓邦述提供《雪庵守要》（1918年），《四部丛刊》，提供《苏平仲集》、《齐民要术》。邓邦述曾从张元济手中，以其他书交换过宋版唐人小集唐李推官的《披纱集》。

[9]《第五号工作报告书》，《为国家保存文化——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336页。

[10]收书二十种，1944年，圣泽园影印

[11]《郑振铎纪念集》，95页.

[12]《为国家保存文化——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336页。

[13]《为国家保存文化——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21页

[14]《第八号工作报告书》。《为国家保存文化——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356页。

[15]其中600元包括宋刊《春秋经传集解》、宋蜀刊《权载之文集》、宋刊明印《真正忠公续文章正宗》、《正德十六年登科录》、《万历十四年会试录》、《嘉靖十九年应天乡试录》六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