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大多以学识和敬业见长，商务前五十年受聘过的编译者数以千计，有学问和著作传世的比比皆是。因职业与时代因素，很少有思想家出现，但有一位除外，那就是杜亚泉，一位十分重视理性思维，敢于坚持自己的思想，而且成果十分卓越的文化大家。他被写入诸多现代思想文化史著作中，较之出版史研究，他的学说更为人关注，他是一位具有历史地位的思想家。

杜亚泉是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二十八年的前辈学人，同仁给他的评语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前辈”，与高梦旦、陆尔逵被尊为早期“创业三杰”。[1]可以说，他的一生，对商务印书馆及社会有三大重要贡献：一是所编印科学类为主的教科书达百余种，是现代教科书史上编纂数量最多的人。二是主编《东方杂志》近十年，创建了现代期刊与文化思想典范。三是从事科学、辞书与人文学研究、著述与翻译。他的思想与学说，历久弥新。他博学勤奋而又思想独具，可以说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第一代现代自由知识分子。

他的名字，他的命运，他的事业，最终和商务印书馆也和现代思想文化出版业完全交融在一起。

一

杜亚泉（1873—1933年），浙江绍兴人，原名炜孙，字秋帆，后来以别字亚泉名世。他早年的奋斗和求学可谓超乎众人，早年就读于杭州崇广书院，受业于何桐侯，“致力清初大家之文，上追天崇隆万”；稍后“从叔山佳治训诂，罗致许氏学诸家书”，潜心研读；也曾勤习举业，16岁即在家乡浙江上虞中秀才，1895年他参加乡试获全县第一。然而，就在这一年，甲午战败，受到巨大震撼的他，放弃帖括、训诂科举之学，开始自学历算、医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主动接受西方科学知识，并自己“购置制造局傅、徐两氏所译诸书，虽无师，能自觅门径，得理化学之要领”， 还自学时下十分流行的日文。

1898年，蔡元培聘请这位有新学模样的杜亚泉为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师。三年后，杜亚泉与蔡元培共退，辞去中西学堂之职，不同于蔡元培留在家乡，杜亚泉迈入了上海。他创办亚泉学堂，发行《亚泉杂志》，“揭载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2]在青年中普及自然科学知识。这个杂志，每月出版两期，发表的都是数理化的论文，被科学界公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绝大部分文章由他个人独立编译撰写。

1901年，杜亚泉将亚泉学堂改办成普通学室，并刊行《普通学报》，《中外算报》，继续出版自然科学类书籍。同时他陆续编译了《普通数学》《普通化学》《普通地质学》《普通矿物学》《普通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普通英文典》《普通新历史》等中等学堂用书。他这种统一冠名的“普通”品牌的教科书，是第一家系统完善的教科书，这些书都成为他后来在商务编译所编书的基础”[3]。他以家庭之力和个人的兴趣、爱好、追求，以公益的方式，为懵懂的社会大众输入新学，这对大变革的时代和僵化的社会而言犹如一道闪电，称他为知识界的仁人志士亦无不可。

必须一提的是，从1901年开始，杜亚泉独立编写《绘图文字初阶》六册，此书是“癸卯学制”颁布以前最早出现的适合于学生教育，并面向社会编纂的语文教科书，也是影响极大、发行甚广的一套新式教科书，从1902年到1905年共出了八版。[4]杜亚泉不仅完全放弃以科举为读书目标的指导思想，且在课本中灌输读书、学习是人生指导的思想，呼吁对社会的认识与关心，并将爱民族、爱国家融入其中，其中有序谓蒙学一事，不但为学生一身德行之基础，实为全国人民盛衰文野之根源，所关甚巨。可见杜亚泉所着力于社会教育的思想原则和精神境界！

一、为国家谋文化之建设

1902年元月，张元济办《外交报》，蔡元培、杜亚泉、赵从藩入股。《外交报》即由杜亚泉普通学堂发行。《外交报》是他们的理想，也是公益行为，杜亚泉投入了巨大精力和资源。张、杜二人的合作从此开始了。

不过，杜亚泉与商务印书馆的接触更早，他创办的《亚泉杂志》，就是由商务印书馆印制。与夏瑞芳的业务往来，必然使杜亚泉对商务的业绩及夏瑞芳的经营才干有所了解。

基于这样二层关系，当张元济和夏瑞芳为新创设的编译所物色编译人才的时候，杜亚泉自然很快进入他们的视野。1902年，张元济入馆的当年夏天，首先想到的就是延请杜亚泉和夏曾佑编教科书，但杜亚泉被浙江南浔、绍兴等地请去办学，无法加入编译所。1904年，杜亚泉放弃奔波沪浙两地，正式受聘入馆。  

从杜亚泉方面来说，他虽有心编译书报开启民智，却因财力所限而无法一展怀抱！他在绍兴创办的越郡公学因款绌而不得不停办，他在上海惨淡经营的普通学书室亦因没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而陷于疲顿状态，他有理想有才华甚至也有相当的名望，却没有用武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夏瑞芳和张元济向他发出邀请，他当然乐就了。1904年秋，他正式加盟商务印书馆，并将普通学书室并入商务，成为商务编译所早期人才群落中的重要成员。

杜亚泉在《记鲍咸昌先生》一文中叙其事道：“时张菊生、蔡鹤卿诸先生，及其他维新同志，皆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而海上各印刷业皆滥恶相沿，无可与谋者，于是咸踵于商务印书馆，扩大其事业，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

杜亚泉加盟商务并非为谋食，他的选择寄托着他的理想。这个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他进馆后，即被聘为编译所理化部主任，与张元济、高梦旦等人，志同道合、齐心协力、默契配合，致力于科学技术的普及和传播，可谓得其所哉。他的进馆，在商务是得一编译之才；在他本人，则是找到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怀抱的理想场所。

他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组织了大批贤才之后，力求扬长避短，将重点投掷到他所擅长而且又为时人所难企及的自然科学课本编纂，他专注撰写中学理科教科书：先后推出了《格致》、《矿物学》、《生物学》、《动物学》、《物理学》、《生理学》、《理科》、《植物学》、《理化示教》、《自然科学》等。

杜亚泉主持商务编译所理化部最初七年间，除了亲自编译和校订外，还组织理化部内外同人编译了大量的博物、理化、算学等教科书及辅助教材，这些书籍一般都由他亲自设计编辑，编译所理化部因此而成为20世纪初，中国最有影响的普及和传播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机构，确乎可谓“功德彪炳”！ 杜亚泉承担商务印书馆理化部的第一套教科书到第七套教科书，与高梦旦主持国文教科书并列，是一起承担最久的编纂者。王云五说：“三四十年来，负责编著的中小学教科书不下百余种[5]，”其中几十种教科书获得当时教育部审定认可，在中小学教育界里赢得了很大的荣誉。

国文方面的新教科书，则由蒋维乔、庄俞等国学精湛而又有教育实践经验的人士共同建设。这也是商务印书馆能全面系统推出新式课本的关键所在，其他出版机构何来杜亚泉这样，对自然科学造诣很深的专家呢？后来精通外语，又专习自然科学的伍光建加盟，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编纂力量不仅达到了完美的地步，而且在新学制颁布后，仅几年间，教科书即得以全面、系统出版。

商务编译所理化部能有这样的成绩，与杜亚泉对科学技术的高度重视有关，也与他的精心擘画和实力倡导密不可分。诚如胡愈之所说，杜亚泉“对于自然科学的介绍，尽了当时最大的任务”。

二、东方杂志之光

在教科书走上市场正轨和品牌占据龙头地位之后，杜亚泉在张元济的调度下，从1911年起担任《东方杂志》主编[6]，他的职业开始转身到人文领域。

1905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撰文，开始表达其思想学说。1909年4月，主编孟森离开后，杜亚泉正式接手《东方杂志》事务，开始对这本杂志从形式到内容进行第二次大改良，以适应时代需要，杜亚泉和《东方杂志》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09年，第8卷第1期卷首刊出改刊宣言：“国家实行宪政之期日益迫，社会上一切事务皆有亟亟改进之观，我《东方杂志》刊行以来，已阅寒暑，议论之正确，记载之翔实，既蒙当世阅者所许可，顾国民读书之欲望，随世运而俱进，敝社同人不得不益竭棉力以谋改良。兹于今春扩充篇幅，增加图版，广征名家之撰述，博采东西之论著，萃世界政学文艺之精华，为国民研究讨论之资料，藉以鼓吹东亚大陆之文明。”[7]立志以现代概念改造旧东方，以科学视野办新杂志。

果不其然，辛亥年出刊的《东方杂志》面目焕然一新。“于世界大势，国家政象，社会演变，学术思潮，靡不搜集编载，研究讨论贡献于国人”[8]。从1911年3月开始，《东方杂志》重订体例，版式由原来的32开改为16开，刊期改为半月刊，每期字数从10万增加到20万，卷首经常选用外刊上的4至8幅图画。印刷上采用先进的铜版三色版印刷技术，并采用道林纸精印，许多科学文章中配以照片、图表、图画予以解释。放弃线装书形式，改为现代时尚的形式，风格面貌完全改变。当然还有最关键的“定价特别从廉，一如囊例”，并悬赏征文，让社会广泛参与。

《东方杂志》在体例上亦改头换面，内容上各种思潮兼收并蓄，大量刊登有关最新政治、经济、法律、伦理、教育、文化、社会问题的撰述文章和翻译文章，改变了过去文摘类刊物的性质；同时，开始在每期卷首大量刊发杜亚泉的自撰论说，增设了“科学杂俎”栏目，及时传播科学知识，增设了“谈屑”栏目以针砭时弊。现代杂志所具有的各种元素，在改版后的杂志上基本都能见到，基本奠定了之后几十年的栏目风格。《东方杂志》这个时候才真正办成现代意义上的期刊，并确定了以思想文化和科学启蒙为主导的办刊方针，当然也有了新闻传播性。这份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化期刊，广为流行，迅速创造了销行近万的期刊记录，成为期刊界最有影响力的综合大型刊物。

在《东方杂志》担任编辑工作的胡愈之评价杜亚泉的工作说：“先生主编《东方》后，改为大开本，增加插图，并从东西文杂志报章，撷取材料，凡世界最新政治、经济、社会变象，学术思想潮流，无不在《东方》译述介绍。而对于国际时事，论述更力求详备，对于当时两次巴尔干战争和1914年的世界大战，在先生所主编的《东方杂志》，都有最确实迅速的详述，为当时任何定期刊物所不及。《东方杂志》后来对于国际问题的介绍分析，有相当的贡献，大半出于先生创建之功。”[9]杜亚泉对《东方杂志》革新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东方杂志》从此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最受关注的阵地，进而成为建国前五十年现代期刊的领头羊。

《东方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己任，对世界文化有着开放的心态，这与张元济之前所办的《外交报》关系密切。《外交报》乃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期间与蔡元培等人创办，1902年创刊，在创刊号《叙例》上，张元济写道：“当世君子诚欲审国势、国情，出文明手段，以尽排外之天责，于吾此报，当不无涓壤之助。”这里提出的较温和的“文明排外”理论在晚清思想界独树一帜。《外交报》初由杜亚泉所办的普通学书室发行，随着张元济与杜亚泉相继转入商务，报纸也转由商务经销和发行。编辑事务实际上由张元济与杜亚泉负责，该报1911年合并到《东方杂志》，使《东方杂志》分析研究国际问题的势力大增，这也逐渐成为《东方杂志》独具特色的强项。

《东方杂志》在历经徐珂、孟森二位学者之后，到杜亚泉手上才真正成为杂志，并大放异彩，名家学者也纷纷来稿，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不断有文章刊布其间。大力译述介绍“世界最新政治经济社会变象、学术思想潮流”，在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哲学方面亦致力于“科学思想的灌输”，杜亚泉自己也转换角色，开始倾注于思想和文化人生的思考与探索，并把他所学的西方学说和自己的思考不断撰成文字加以发表，多署名“伦父”、“高劳”、“商务印书馆人”，其文共计达300多篇，几乎每一期上都有他的论著或译述多篇，最多的一期有12篇论著和译文。杜亚泉带领《东方杂志》走向一个辉煌顶点。

《东方杂志》改变的不仅是外在形式，里面的内容也让人耳目一新。最明显的就是改变了对清廷的态度，不再宣传君主立宪，而是开始批评甚至诅咒朝廷。从拥护君主立宪到批评清廷，再到站在革命军一面，这不仅是主编杜亚泉的作用，与张元济之转变也是分不开的。

在武昌起义发生后，《东方杂志》旗帜鲜明地站在了革命军一边。第八卷9号的杂志以武昌黄鹤楼为封面，杜亚泉在开篇社论中发表《革命战争论》，“我中国革命战争之兴起，不可不以转移统治权为目的，若复有觊觎王位专窃政权之举，则固为我国民族之所决不能容者也。”从这期杂志开始，《东方杂志》也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刊物日期的大清宣统纪年从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中华民国。

杜亚泉本人博学，于科学倡导、传播有功，但并不邃于西方科学，逐步地还是回到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所发言论多评陟时世，因而与当时社会思潮相沉浮。他主持《东方杂志》之后，即发生辛亥革命，他以他的思考和观察力辟“虚伪的进步”，诉求真实的进步，他更主张向传统寻找思想和社会变革的资源。他的这套思想、观念，实际上代表了张元济、蔡元培这批从传统走出来关心社会进步发展的有志之士。

三、东西方文化评骘

1918年9月，《新青年》手擎新文化运动大旗飞扬跋扈，于万口交誉之时，一方面抨击林纾的翻译文学，另一方面声讨杜亚泉的保守主义。1918年9月，陈独秀率先发难，在《新青年》第5卷第3号上发表《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遂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东西文化问题大论战。同年12月，杜亚泉在《东方杂志》第15卷第12号上发表《答〈新青年〉杂志记者之质问》，回应陈独秀地驳难。次年2月，陈独秀又在《新青年》第6卷第2号上发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作为一种间接回应，杜亚泉在这一年的《东方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大战结束后国人之觉悟如何》、《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功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新旧思想之折衷》、《何谓新思想》等论文，全面申论了自己在东西文化问题上的主张。

杜亚泉本来就十分关注思想文化潮流，他有自己的价值观，对新文化首先是坚决反对白话文，发表过讥讽《新青年》所倡导的白话诗的打油诗：“一个苍蝇嘶嘶嘶，两个苍蝇吱吱吱，苍蝇苍蝇伤感什么？苍蝇说：我在作白话诗。[10]”同样不赞成《新青年》所宣扬的进化论与西化论，而坚持文化多元论的观点，主张东西文化调和，以达到精神救国论。渐进改良的理念与张元济的教育救国思想一致，但他更富于思想这一层面，这其实是一种个人理论和思考。杜亚泉的学说首先是精神至上，与新文化主将们倡导的伦理革命可谓是水火不容。他的“东西调和”说在新文主将面前，不仅 “显得过于稳健，过于持重，过于保守了”，因此成了新文化主将们批争的靶子。

就在《新青年》步步紧逼时，“小兄弟”《新潮》意气风发站出来，对旧世界指点江山。罗家伦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批评《东方杂志》是一个毫无主张和选择，杂之又杂的流派代表，嘲讽“这个上下古今派的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它旧吗？它又像新；你说它新吗？它实在不配”。[11]”他认为《东方杂志》对社会不会发生一点影响，也不能尽一点灌输新智识的责任，顺带把商务的《小说月报》等各种杂志骂得体无完肤。

《东方杂志》连遭《新青年》、《新潮》炮轰后，声望和影响一路暴跌，发行量亦急骤下降。在种种复杂的条件因素作用下，杜亚泉居于下风，很快败下阵来，这也导致了商务印书馆馆誉受损和出版数量的下降。1918年12月张元济决定用降价方法与之进行竞争。“一面抵制《青年》、《进步》及其他同等之杂志，一面推广印，借以招徕广告。”可惜这场促销政策吃力不讨好。

杜亚泉和林纾均被视为“保守主义”，他们俩人的友谊同样可称道。为支持杜亚泉的事业，林纾在商务走红以前，便将所译《英女士意色儿离鸾小记》《巴黎四义人录》发表在《普通学报》上，《普通学报》每期都有林译连载，这也是林译第一次走上期刊。而杜亚泉主持的《东方杂志》（1909-1919），是林译作品走红并持续热销的重要推手。”[12]

尽管张元济思想上与杜亚泉相近，但考虑到与彻底反传统的主流思潮相冲突会影响商务声誉及营业，审时度势，他只好将老友换下。

1919年底，杜亚泉被迫辞去主编之职，告别他奋斗了九年的阵地。对此，作为朋友，在大势面前，应该是相互理解，因为急速下降的发行数字让张元济不能不果断决策。

1920年5月24日，张元济与高梦旦、陶惺存商定，“请亚泉专管理化部事，《东方》由惺存担任。”敲定由陶惺存执掌《东方杂志》。陶惺存不久不幸逝世，《东方杂志》主编一职由钱智修接任。

值得注意的是，新思想与新文化的胜利者却至少从形式上比东方杂志消失得更快。1919年末，取得胜利的《新青年》迁回上海，1920年5月，陈独秀在出满七卷后，决定改组《新青年》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此年8月，陈任总书记，同年9月正式出刊。1926年停刊，《新青年》存在了十年，而《东方杂志》则一直存续到解放，1949年才停刊。

钱智修本是与杜亚泉思想脉络相近的人[13]，与杜亚泉一样，也是最早对新文化思考并主张进行批评的智者，所以，他继续巩固了，坚持东方文化特质与吸纳西方文明之说的论说。上任后，他对《东方杂志》从形式到内容都做了些调整，比如刊物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以便及时跟踪社会信息；开始改用白话文，注重吸纳学界新人言论。其作者群有蔡元培、张东荪、吴稚晖、梁漱溟等文化界翘楚，同时也刊登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先锋的青年学子恽代英、俞颂华等人对文化思考的文章。《东方杂志》为改变读者眼中的保守、复辟印象，特声明拒不与国粹派为伍，并将自身定位为“商量辩论之机关”，并开设读者论坛，希望读者对学术社会诸问题各抒其所见。杂志以大度与稳健的形象很快重新回到文化界固有位置。

1934年，《东方杂志》出版三十周年纪念号刊《追悼杜亚泉先生》：“《东方杂志》是在先生的怀抱中抚育长大的。”[14]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撰文300多篇，系统表达了他对文化的立场。1923年，《东方杂志》特辑《东方文库》，将其所撰文章辑为专著收入其中。

四、生生不息

杜亚泉回到理化部做专门负责人，在杂志上阐述思想、激扬文字的生活暂告一段落。他的文名如林纾一样受到了极大损伤，二十世纪新科学知识和思想的播种者竟成了科学与民主运动的牺牲品，这是从科学传播者转变为思想家的杜亚泉所没有想到的。

回到理化部的杜亚泉，与留学归来的科学新星郑贞文一起，以化学领域为核心，不断推出社会各界和自撰的科学类著作，把商务科学类出版推向了一个新的顶峰。杜亚泉成为了近代科学出版的拓荒者，此时他的心情应该是宽慰的。

辞去《东方杂志》主编之职，对他和张元济而言，都是一件无奈的事，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沮丧，他继续参与理化部的工作，一如既往地从事自然科学的编译之业，为自然科学地传播和普及而努力，而且在思想上并没有放弃固有的主张，他集中精力思考、著述，仍然坚持自己的见解，并自费创办新中华学院，历时六七年，宣传他的观点。1929年，根据他自己在新中华学院的讲课稿，他撰成出版了《人生哲学》一书。该书不仅坚持调和学说，而且表达更加系统，体现了其独立思想家的风范。此书今天读来，仍具启发和哲理，并非一时气论。

1925年张元济退休后，比他小三岁的杜亚泉也一再申请退休，效仿张元济，想去从事他自己感兴趣的事业与工作。然而，新晋所长王云五也同样看中杜亚泉在新旧交接中的作用，一次又一次地回绝了他的辞呈，然而，他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多舛不济，一场国难将他的人生彻底改变。

随着年龄的老去，杜亚泉未能再展雄风。更为悲惨的是，“一·二八”事变后，王云五对职工实行了大解雇，杜亚泉也受到同样的待遇，战火不仅让他失去了寓所，还失去了阵地和工作，已两鬓白发年近七旬的他，不得不离开上海，举家返乡，几乎空手。已届退休的他什么也没有，他回乡后变卖家产，为家乡的中学义务授课，讲授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课程。招集堂侄杜其坚、杜其尧合力编成《小学自然科词书》，收集自然科学辞条两千多，分二十三大类，字数达七十万字。”[15]据说，该书编成后，世界书局曾出高价争购，但杜亚泉不为所动，仍决定交商务出版，以实际行动支援商务的“复业”奋斗，可谓矢志于商务事业与科学教育事业。可惜的是，他故去时尚未见到成书。该书于1934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云五带着遗憾心情撰写了序言。

1933年12月，杜亚泉在贫病交加中去世。身后萧条，甚至不得不借棺入殓，尚赖其族戚亲友为之经纪其丧，而“其夫人亦老而多病，稚女未嫁，二子在中学肄业。”[16]这叫老朋友们情何以堪。杜亚泉走得太快，太急，没能让张元济有时间帮上他，这可能是张元济在痛失涵芬楼收藏后，又一无法述说的痛楚。

引他出道的蔡元培，以“愚弟”之身，再一次为商务这一馆臣写传：“人有以科学家称君，君答曰非也，特科学家的介绍者耳，去夏六月，君赴龙山诗巢雅集，有和友人六如韵诗，末二句云：鞠躬尽瘁寻常事，动物犹然而况人.嗟呼，人师几人，斯人憔悴，人琴叹逝，笔述斯文。”[17]

杜亚泉六十年惨谈经营，却被冠以保守的称号，显非历史漫画式的表现，而数十年潮流激荡，社会认知始终罕有回到智识的价值层面，因而杜亚泉几乎仍被视为一个思想文化界的保守主义。人们忽视了他与张元济一干人一样的持续对思想、社会进行探究与关注，也少有人探究他论说中的智识与创造，而这些，随着历史的演进会拂尘而出，再次矗立在思想文化史的进程之中。

五、智慧之力

杜亚泉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是罕见的多面手。他参与《辞源》编纂工作，又致力于科学知识的普及。他为商务印书馆编撰了大量的科学工具书，尤其是他主编出版的《植物学大辞典》，达三百万字，集馆内十三人之力，历时十二年之久。蔡元培赞其：“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详博无俞于此矣”。《动物学大辞典》凡二百五十万字，集中外动物学大成，二者均为我国近代动植物科学辞书的开山之作，更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巨著，曾多次再版重印，在向国人传播动物、植物学知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小学自然科词书》则是他的绝唱。

当新文化运动干将们在呐喊在呼唤民主、科学等观念口号之时，他奉献出的是扎实的、能为学术界广泛持久使用的科学工具书。他作为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学工作者，其成就达到了当时最高的高度，且他关心人文社会。这也许是杜亚泉始终自信、坚守自己学说的底气。

除主持全面编辑业务外，他还勤于写作。关于时政与人文类的撰著，有《辛亥革命史》《帝制运动始末记》《欧战发生史》（合著）《大战杂话》《俄国大革命纪略》《博史》《东西文化批评》《甘地主义》《人生哲学》。他翻译了《战争哲学》，叔本华的《处世哲学》、（日）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从他的著译也可以看出，他的视野广阔，对社会、思想界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尤其是《人生哲学》一书，“尤为君精力之所萃”（章钖琛语）。新文化干将们终其一生，几乎都没有拿出能与杜亚泉相比的学术文化成果，这也许是思想家与科学家的区别所在吧。

他编著的科学类著作有《食物与卫生》（合译）、《博物学教授指南》、《盖氏对数表》、《有机化学》（杜亚泉、郑贞文编）《动物学精义》（惠利惠著，收入《大学丛书》）、《动物新论》、《高等植物分类学》、《下等植物分类学》、《化学工艺宝鉴》等。

这是多么广博的著述！

张元济撰《杜亚泉先生诔辞》：“先生于前清光绪末叶在沪自设普通学书室，营废著之术。其时商务印书馆既成立。先生以所业不振，举而并入商务印书馆，并受聘为馆中服务，遂获与先生订交，各守职事，朝夕摩编，相处奉教者几二十年。今元济辞职已垂十年，先生之任编辑，益为馆中传承倚重。虽其间瞻语疏阔，未尝不叹其勤且劳也。不幸数年，遭日兵祸乱，全馆被毁，先生始蒙难而出，退休珂里，尤任馆外编辑事，重病中不缀，盖先生与商务印书馆共安乐、共患难，有始有卒，积三十年。[18]真是“功系人文，卅年以上。”

二十世纪初，前后十余年间，西学抑或科学成为吹拂中华大地的一股劲风，传教士和同文学堂所做的工作自然重要。后来海归一族高举科学大旗，对改变社会风气有惊天动地之功，但杜亚泉这样践行，并以所获得的西方科学知识作用于最基础的地方教育，其开创作用亦足以与其它二者等量齐观。至于他加盟商务，他肩负起了开拓全国基础教育科学方向，并形成现代学科主流的重任。他主持编辑科学教科书，他尝试开发的理化科学课程，与张元济亲自主导的国文、伦理、历史等课程共同形成基础教育的基柱。杜亚泉的事功在商务平台上达成，商务的教科书也因杜亚泉专长而稳定发展。

在商务早期的平台上，职业化的编辑固然重要，但社会名流、学者地参与尤其关键，他们的能力水平及资源的多元化与深度，对编撰教科书及发展文化产业具有催化作用。所以，夏曾佑这样的才学杰秀之士，虽然不算商务编译或职业的坚守者，但也是一份不可或缺的资源与作用力。夏曾佑与商务的合作发挥了典范作用，商务解放前一直有着这样松散而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合作群体，这群人也是其发展的核心力量之一。当然，从开始的人际关系的自觉吸纳而逐步发展为学界对商务的靠近，这一趋势尤为商务发展助力，这也是文化核心形成的必然。

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在介绍西方科学方面，杜亚泉算是成绩卓著的人物之一，他所编译的书刊对于推动中国科学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蔡元培说，杜亚泉“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周详审慎，力避偏宕。”[19]杜亚泉多次强调：“现时代之新思想，对于固有文明乃主张科学的刷新，并不主张顽固的保守；对于西洋文明亦主张相当的吸收，唯不主张完全的仿效而已。”[20]此论足见杜亚泉理性与智慧，他穿越嚣闹而归于真理。

杜亚泉是一个求知欲极强且知识广泛的名家，他自称为“科学介绍人，庶几近之”。他的思想来源于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人文关怀与思考，今天读者仍可见其价值。当日之论一如文学界对林纾一样，这些新思想家采取的是捧杀主义，在这样一场措拉配的大变革当中，他被当成靶子也就不怪了。但真正的思想是经得起风化的，杜亚泉学说在思想史上迄今仍有一席之地。虽其科学介绍之作随着时代地进步和知识地更新而成为刍狗，但这也不能抹杀他的作为，他是二十世纪初期介绍西方现代科学的功劳最巨的人，更是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物的核心人物。

他有着与张元济一样的文化担当，他以科学启蒙为主体路途，勤勤恳恳地从事教科书地编辑工作，并引领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构并完成了商务关于科学类教科书的编撰，这份贡献，在馆内，在新教科书界无与伦比。正是他，以朴实勤勉的工作作风，主导引领编译所成员完成了一部又一部大型科学工具书，不仅成就了商务科学类出版的新高度，更为科学新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起到了固本清源和导夫先路的作用，他也由此而成为现代编辑出版大家。

作为来自民间，纯草根出身的他，注定一生道路不会平坦，但他还是在不平坦的道路上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成为商务印书馆馆史乃至文化教育史上的重要人物。

参考文献

杜亚泉著作两种   田建业编校   新星出版社 2007

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    许纪霖，田建业编 三联书店   1999

追寻已逝     吴方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文化拯救—近现代名人与教科书   吴小鸥   商务印书馆

百年教科书忆   石鸥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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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江《邝富灼小传》，馆史资料47/期24页）。

[2]《亚泉杂志序》

[3]杜亚泉入商务前编译有：《文学初阶》6卷，1904年、《格致》，1902年出版。《矿物学》，1902出版。

[4]《文学初阶》第五卷第七十三课：“普通学者，如经学、史学、算学格致之类”。这可当做是他对普通学的定义。标举：“文部之先声，学生之好友”（封面语）《东方杂志》创刊号：“绍兴杜亚泉著。书分六卷，自浅入深，循循善诱。始以一二字相联缀，导其先路，继以三四字成词句，掖其进步，依次递进，如升阶然。篇中词尚浅近，意取明晰，务期童蒙易悟。附图数百幅，凡飞潜动植服饰器用等类靡不维妙维肖。首卷并列教授诸法，尤便讲解。学生约半年读一册，足敷三年教课之用。”

[5]《小学自然科辞书序》。

[6]《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分社说、谕旨、内务、军事、外交、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杂俎、小说、丛谈和新书月旦等15栏目，除撰译社说、广辑新闻外，并选录各种官民月报、旬报、七日报、双日报、每日报名论要件，主体部分是分类选刊当时比较权威性的文献和时政资料，署名文章极少，可以说是一份汇集各种时政资料和信息性资料的大型文献性期刊。从1908年第6期起，言论部分的份量有所增加，但仍以时政性资料为主。

[7]《第七卷》12册，1911年1月。

[8]蔡元培《杜君传》

[9]胡愈之：《回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

[10]胡愈之：《回忆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商务印书馆，1992年。

[11]《新潮》1919，第4卷。

[12]胡愈之《回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124页

[13]钱智修，浙江嵊县人，经常在《东方杂志》上化名坚瓠发表文章。1911年毕业后就应编译所长高梦旦之聘，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

[14]第31卷1号（1934年1月）

[15]该书包括自然科学、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地文学、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生理学、卫生学、工程学、农业、森林、化工、制造、建筑、摄影术、游戏、食品等23类，书末附有四角号码索引、西文索引、分类索引。

。

[16]杜亚泉募集子女教养基金文。

[17]《杜亚泉先生诔辞》）。

[18]《1934年1月18日，张元济在批转杜海生请为杜亚泉遗像题字的来函时写道：“祈代请汤颐翁代撰诔词，最好用长语句韵语。……弟精神涣散，竟不能握管。多劳良友，且感且悚。亚翁入商务印书馆甚早，先自设普通学书室，后以营业不佳，并入商务，遂入公司任事，盖三十年矣。”

[19]《张元济全集》

[20]《东方杂志》第16卷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