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在六十多岁高龄，为工作上的最后一次出国出日本，取得了他意想不到的收获也完成了一场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为此曾赋多诗以纪其盛。

而这一重要事件的策划、全程参与、陪同者，就是当时馆内的物理化学部部长由郑贞文。他在商务工作十三年（1918-1932）在晚年撰写《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文，其中不仅有他工作的见闻，也有专节叙述此事，更是研究这一重要文化、出版史的最重要资料。[1]

郑贞文（1891-1966）是从商务走出来的我国近代著名化学家、改革家和教育学家。他不仅为我国化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科学的近代化历程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还为中国近代科学人文思想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郑贞文，字幼坡，号心南,福建长乐县人，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在母亲和长期传统的宗族式教育下，郑贞文从小就勤奋好学，精通经史古籍。早年中秀才，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时年15岁的郑贞文，踏上了东渡日本求学的道路。先后就读于日本宏文学院普通科、正则英语补习学校、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和仙台第二高等学校本科。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便较好地掌握了日文和英文，并于1915年考取东化帝国大学理科，在片山正夫教授指导下，攻读理论化学。那时在日本的留学生中，多习政法，学习自然科学者甚少。郑贞文抱着科学救国的志愿，选定了化学专业。经过三年的努力，以名列第二的优异成绩，于1918年毕业于东北帝国大学，获理学士学位。他深得片山正夫教授的赏识，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在日留学期间，他积极投身于各项爱国活动，并于1909 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日本攻读学业的郑贞文邀同闽籍学生辍学回福建参加革命,同年十一月福建光复,他先后被任命为福建都督府政务院教育部专门科科长和福建高等学校教务长。不久，福建光复，他被任命福建省都督府政务院教育部专门科科长。1912年4月，改任视学官派往南洋视察华侨教育，又任福建省教育司高等学校教务长一学期。暑假后，重返日本完成他的学业。

1913年8月,他重返日本，途经上海时,经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的同乡陈承泽介绍,与张元济、高梦旦结识。[2]并应商务所约,承担编辑《综合英汉大辞典》的工作《综合英汉大辞典》的编纂过程中,使郑贞文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3]

1918年秋，郑贞文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后，应张元济聘请，到该所当理化部编辑，由于他已有一定的编辑经验，又熟谙英、日两种语言,尤其精通化学等自然科学，因此,次年编译所扩充业务,将理化博物分成两部,杜亚泉专任博物生理部部长,物理化学部部长一职就由郑贞文担任。

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郑贞文非常重视科学的传播和普及工作，并长期致力于翻译和编写各种教材和科学丛书。他为商务所筹划编辑《少年自然科学丛书》。规模庞大，共分十二编[4]。除第一四、五、十二编为郑贞文与江铁、胡嘉诏等合作编写外,其余八编均由郑贞文单独编写。这套丛书，所述内容几乎涉及了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不仅内容丰富新颖，文笔生动的科学普及力作，深受广大青少年学生的欢迎，对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起了巨大作用。

比孙毓修当年所编《少年丛书》形成不同的特色，也与王云五和郑贞文合作伙伴，周寿昌后期推出的纯翻译作品《自然科学丛书》更具有普及性，系统性和全面性地将现代化科学知识播洒到中华大地，真正将五四群英所倡导、呼唤的“科学”落实在现实生活中。

化学是他的专长，编译的课本与科普著作最多：《化学本论》、《元素之研究》、《有机化学概要》、《营养化学》《化学》、《燃烧和碳素》、《有机化学》、《化学学生实验教程》、《化学与我们》。特别是1929年出版的作为新时代高中教科书的《化学》一书，是我国化学家自编的第一本高中化学教科书。该书提纲契领，由浅入深，既包括化学的基本知识，又反映了当时化学的最新进展，尤其混合无机与有机化学之编法为其特色，深受中学师生欢迎。该书出版后，便风靡全国，供不应求，致使连续再版多次，成为三四十年代，在我国广泛使用的化学教材。

郑贞文还编著译述有其他方面的科学教科书与普及读物，在数学方面有《算术百分算及利息算》、《代数二次方程》、《立体几何学直线及平面》《比及比例》、物理学方面有《最近物理学概观》、《原子发凡》，《物理学学生实验教程》、《实用自然科学》《电磁电机无线电》、《大气和航空》、其他方面有《植物的发和茎》、《人》、《自然界和生物》、《火和爆发》等书。

郑贞文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时,十几年如一日,悉心写作,积极传播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他的著作,论文接踵出版,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人类学、植物学、动物学等方面都有著(译)作间世,给后人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精神财富。郑贞文是商务历史上在馆中出版著作最多，达60余种，此外还有不少文章散见于《东方杂志》和《学艺》等刊物可见其勤奋以及对科学出版的投入，这还不包括在“一二八”大火中焚毁的科学作品中的，堪称“林纾”。

他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多年(1918-1932)，编译出版了大量的理化书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臻上乘。据统计，1935年以前，中国共出版化学书籍136种，而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61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化学书籍中，大部分都是由郑贞文负责编审的。

郑贞文的作品生动活泼，文笔流畅，对我国基础教育工作的夯实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些译介科学著作的传播为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

虽然郑贞文留学日本攻读的是化学，但是由于他从小就培养起来的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广泛的兴趣爱好，使其学术兴趣不仅局限于化学领域， 在其他如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数学、人类学、古籍学甚至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创作文学领域他也积极涉猎。这些书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趣味盎然,熔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以便于读者理解和领会。著有《笠剑留痕集》。

郑贞文对改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本身的工作,以顺应时代潮流和科学发展趋势,曾提出过一些较好的设想和建议,草拟过一个改良编译所的计划。他认为一位学者在商务编译所待久了,不但投有长进,并且从此毁了的青年编辑,应该积极创造条件,提供继续深造和科研的机会,以利于编辑人员的知识更新。

二

郑贞文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期间，还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厘定化学系统命名原则。近代化学自19世纪传入中国以来，对众多的化学名词如何用中文表示，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复杂为问题。我国近代化学的先驱者徐寿以及化学界前辈虞和钦、杜亚泉、俞同奎等，曾对化学名词的译音做过一些工作，.并提出过有关命名草案，但内容较少，有些译法不能合人满意，所以末能推行于世。

早在1918年,他与杜亚泉一同编辑化学教科用书的过程中,深感有机化学名词译音冗长,相当复杂,对人们学习掌握有机化学带来了许多困难奋垦需从创字定名着手,改变这种状况。他搜罗当时结构已定,具有代表性的化合物,用我国原有文字,或采用中国文字中形声,别创新字,分类命名,曾拟出包含育余条规则的命名草案一份。

郑贞文在留学日本期间，就开始注意化学命名问题，回国后使对此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他搜集了许多结构已定、且有代表性的化合物，拟出了百余条规则，以中国原有的文字，或采用中国文字中的形色，别创新字，分类命名，提出草案。于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引起了化学界的重视。在《有机化学命名草案》中，针对有机化学中名词复杂、译音冗长的特点，摒弃了单纯译音方式，以自创新字为原则。那些新字的部首，或“草”或“火”，或   “酉”或“月”等。利用它们，就可写出化学化工界所用的成千上万个有机化学名词。将错综复杂的外国化学名词，译成统一的中文用语，这是郑贞文的一大贡献。

1932年6月，国民政府成立国立编译馆，郑贞文被聘为专任编审。编译馆成立化学译名审查委员会，呈请教育部聘郑贞文、陈裕光、吴承洛、王琏,曹昭抡、李方训、娜拘立、陈可忠八人为译名审查委员，郑贞文为主任委员，负责起草化学译名草案。8月中国化学会成立后,即聘请他担任“中国化学会译名委员会”和“化学名词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主特编写了若名的《化学命名原则》一书,《化学命名原则》共有一百三十余条, 经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化学讨论会讨论修订后，由当时的教育部于1932年11月公布实施。使全国化学界、教育界共同遵用，流行甚广。1937年虽然修改过一次，但更改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由中国化学会化学名词审查小组，对郑贞文的《化学命名原则》组织了修改，呈请文化教育委员会核准，改称《化学物质命名原则》于1951年印行实施。由此可见，郑贞文在统一化学名词方面，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郑贞文还费了很大心血，编纂了一部综合性《自然科学辞典》，该书收入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各门学科科学名词8000余条，书中名词注有外文，有的还配有插图，并附有中外文的索引18种，检索非常方便，郑贞文在该书序言中写道:“辘近朝野人士，鉴于欧美之富强，有志者竟欲出其所学，表诸文字，以飨国人。顾术语翻译不一，名词深奥难晓，只有专家索解，难于普及一般。故编纂科学辞典，实为当务之，由此可见郑贞文编纂这类工具书的用意。该辞典于1934年在上海上海华通书局出版，当时对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起了积极作用，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这段时间内,他于1920年12月至1921年8月,曾应陈嘉庚之聘回故乡任厦门大学教务长,为厦门大学的创办做出过不少有益的工作。1918年至1921年间,曾四次出席分别在上海、太原、南京、广州召开的全困各省教育联合。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召开第一次全压教育会议,郑贞文,竺可祯、秉志三位以自然科学专家会员资格出席了会议。

三

清末新政以后，中国新式知识阶层开始出现，最集中的地方就是上海和日本东京。尤其是日本东京，数以千计的中国年轻学子摆脱了科举羁绊，在日本明治维新现实感染下，真正地走入了现代和世界，经过现代化熏陶和全新的学习，不少人士后来成为中国革命乃至学术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张元济在 1904 年曾说: “查近日留学日本学生人数已达八千，沪上邮船开派日本者，每次总有学生数十人，转瞬即将过万。”[5]

中华学艺社原名 “丙辰学社”，1916年12月，郑贞文与其他46 位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共同发起设立。其宗旨是：“研究真理，昌明艺术，交换知识，促进文化[6]。”1917年创刊《学艺杂志》，发表研究成果及介绍东西方科学文化。1918年，因绝大多数社员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与日本军阀缔结中日军事协定，辍学回国，社务停顿。[7]郑贞文、杨端六、周寿昌、何公敢、江铁、林植夫等应张元济、高梦旦之聘加盟之，他们的到来，大大壮大了商务印书馆的学术力量，从此开始，留日学生这成了商务印书馆人才济济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与之后从欧美归来的学人共同形成了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全面的知识团队，并最终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1920年，在北京和上海的社员推郑贞文为临时总干事组织复兴社务。他当即与商务印书馆协商，将《学艺杂志》改为月刊，由学艺社负责编辑供稿，商务印书馆排印发行。并负责营业盈亏。学艺社同仁公推陈承泽和郑贞文为编辑主任，陈负责社会;斗学，郑负责自然科学。使《学艺杂志》第2卷第1号于1920年4月继续出版[8]。

《学艺杂志》内容丰富、版面活跃，包含文科、理科、哲学、政治，既有科学、文艺论文，又有诗歌、小说、绘画、杂谈等，很受读者欢迎。郑贞文不仅为这个刊物组织审编了大量文稿，而且还亲自为刊物撰写了许多学科、多种类型的文章，如“科学之体系”、“最近自然观之批钊”、“学术界的新要求”、“原物”、“电学”、“周期律说”、“康德之天体论”等，既有研究论文、知识介绍，还写过诗歌、小说和话剧。可见其工作之勤奋和学问之广博。一直合作到1932年。这个刊物团结了许多科学家，发表了大量科技译文，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起过很大促进作用。《学艺》杂志立足于沟通科学与人文精神，弥合自然科学自传入我国就以分科形式出现。

郑贞文在中华学艺社，历任总干事和编辑主任多年，对社务工作和刊物出版贡献殊多。学艺社除编辑刊物外，还出有《学艺论文集》、《学艺丛书》、《学艺汇刊》、《文艺丛书》、《辑印古书》等，这些均有赖于郑贞文的组织与领导。由于他在推进会务中成绩显著，1923年丙辰社改名中华学艺社，重新改选时，郑贞文连任总干事。改名为 “中华学艺社”后，在上海成立总事务所，1930年购买地盘，两年后建成。商务印书馆也有一批编辑加入了中华学艺社，何炳松是骨干会员，1934年担任理事长。  

1924年初，由学艺社成员王兆荣、何崧龄提议组织建立学艺大学，效仿日本教育兴国之功效，为中国培养一些后进人才，1925 年2 月22 日，中华学艺社在总事务所就建立学艺大学一事召开会议，会议推举郑贞文为董事长，范寿康为书记，王兆荣为校长。教务长由范寿康担任，文科主任由郭沫若担任，语言、德文、社会学、数学、国文等分别由方光熹、常云嵋、李剑华、何鲁、曾琦出任。学艺大学在学科设计上均是文科，且多涉及语言工具科目，特别是德文专业的设置，以当时学界希望汲取德国先进技术之希冀密切相关。学艺大学最终虽然停办了，但它作为中华学艺社沟通科学与人文这面旗帜下进行的教育试验和探索仍不失积极意义。应郑贞文之请，张元济为中华学艺社题匾这是我们所知的张元济罕有的举措。”[9]

1930 年6月, 《中华学艺社图书目录》 “引言”云: “本社成立以来, 忽已十载。本研究真理、昌明学艺之旨, 发行杂志, 编印丛书, 近更辑刊宋元珍籍。出版刊物已达八十馀部左右, 而在编辑中者尚有若干种 “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之外，还与商务印书馆合作印行了 “中华学艺社论文集” 、“中华学艺社学艺丛书”、 “中华学艺社学艺汇刊”、“中华学艺社自然科学丛书”等许多书籍。

三

1928年10月，中华学艺社第五次学术文化视察团前往日本，出席日本学术协会第四届大会。张元济即以学艺社名誉社员名义，和郑贞文以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中国委员的名义一起赴日，访求散佚的我国孤本、善本古书。

精选中国古代善本的珍贵书籍影印行世，是商务印书馆的重要业务之一。有些古籍珍本，在中国久已失传，在日本却有收藏。中华学艺社与商务印书馆和日本各学术团体、图书馆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郑贞文才策划这场历史性的的文化活动

郑贞文后来回忆这次日本访书原委, 写道: “中华学艺社东京分社干事马宗荣( 继华, 贵州人) , 在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专门研究图书馆学, 知道日本公私立各图书馆藏有宋、元、明、清中国精版图书甚多, 建议由学艺社向日本各藏书家选借，作为 《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的整套内部刊物出版,仅分配于特别需要的社员, 不对外发售。这原是日本学术团体常有的办法，可以援例举办。马宗荣的这一提案, 经上海总社干事会议通过, 由我向张元济、高梦旦接洽, 得到他们的赞成协助。商定由商务提供选书影印的经费，由我和马宗荣代表学艺社向日本公私立图书馆及藏书家交涉借印的手续, 约明书籍印出后,每种分别赠送原书所存者各二十部，以表谢意。”[10]

“在出发之前, 张曾就经、史、子、集方面, 在日本公私立图书馆目录中选出若干种书目, 郑振铎则就中国古代文艺、小说方面选出若干种书目交我, 作为借书参考。”[11]

张元济一行于1928 年10 月15 日离沪赴日, 12 月1 日返国, 前后不到一个半月。马宗荣当时在东京帝国大学留学, 与日本文化界有广泛的联系。凭借他的“人脉”使张元济、郑贞文的访书活动进行得比较顺利。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与日本青年汉学家长泽规矩也从旁协助, 起了重要作用。张、郑等先后在东京和京都两地, 参观的公私藏家有:内阁文库、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岩崎氏东洋文库、前田氏尊经阁、德富苏峰、内野皎亭( 以上东京) 、内藤湖南恭仁山庄、福井氏崇兰馆、东福寺以及神田喜一郎等。

“我们在每个图书馆，大约各阅书三、四日，张专看经史子集方面，我则阅读文艺小说，初步选出后，征张同意，决定拟借书目，向图书管理员商借，由我们在东京预约的日本照相技师，就馆内用特种照相机逐张摄成小型底片带回扩大，照所需规定尺寸，影印成书。”

郑贞文作为全程陪同与参与者，近三个月的同行，让他对张元济感触、认识很深，特别记录了这段珍贵的历史，并特别写道：

此次东渡访书，张元济事前搜集资料，作了大半年的准备，旅行、摄影等用了十多万元的经费。三个多月间，除星期日外每日不息地阅选古书，我和张共同起居，见他每晚必作笔记至于深夜，其忘老奋发的精神，实堪佩服，他此行不仅能看到多年渴望的皕宋楼藏书，并能遍览久佚在日本的珍版祕笈。当我们将古籍的摄影底片满载归国之时，他那怡然欣慰的神情，至今还使我兴奋。

他们到日本东京各著名公、私立图书馆，翻阅了大量的中国古籍珍藏。精选借影了中国宋、元、明等时代珍贵古书46多种，他们将所拍各书的底片带回上海，由商务印书馆照相部修整扩大后，作为《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陆续出版。又从中选择一批与我国原有残缺不全的一些古籍，分别配成全套印行，对保存和留传中国古籍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目”著录书名和借印处:以上共二十五种。书目之末注云 “尚有他种,容续编刊”。这应该是张元济与郑贞文等最初制定的出书计划。后来由于情况变化, 书目有所增减, 特别是 “一二八”事变之后,照影回国的许多底版随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毁而成劫灰, 原计划已无法实现。但是, 经过各方努力, 到1936 年末, 《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陆续出版了十六种。

这套全印或部分配补自日本公私藏家孤本汉籍丛书问世流传不广, 因为有十五种书“一书两样”，已作为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 《四部丛刊续编》、《三编》《续古逸丛书》和 《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书传世”。如《群经音辨》版记云: “上海涵芬楼影印中华学艺社借照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藏影宋钞本”。张元济也在跋中写道：“学术显晦系于人，未始非岩崎贤侯不吝一瓻之赐也。”[12]岩崎乃静嘉堂文库主人，张元济不仅尊之为贤，而且用“赐”字，足见其所得在心中的分量。

又如《四部丛刊初编》收有元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所用为影元抄本，因为国内藏家元刻本有缺，张元济“心常慊慊”，今在在静嘉堂文库获得元刊四十三卷全本，告之主者，慨然许我景印，私喜有志竟成，不啻完璧归赵也。”[13]第二年（1929年）重印时，汲汲于重印时予以更换此本。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张元济作为版本学家，他在这场访书中发现内阁所藏宋洪咨夔《平斋文集》目录为明本，张元济订定为宋本，而他《四部丛刊续编》准备的采用的铁琴铜剑所藏影宋钞本缺十一至十四、十九至二十二卷共八卷，拟用四库补配，这次他发现日藏完整无缺，特加补配补。“夫以一书沉薶数百年，且离散于数千里之外，一旦得为延津之合，复与世人相见，是可喜也。[14]”日方得张元济确定为宋本，岂不其乐无比。

《中华学艺社辑古书》分全印、配补两类。只有《论语注疏》没有收入《四部丛刊续编》或《三编》，是由于“一二八”之役中, 商务印书馆总厂被毁,“论语注疏”在内照影自日本的古籍照片毛样, 虽则从火场中被抢出,底版损失较严重,难以复原, 因而未能再次印行”[15]。

郑贞文虽然不是古籍专家，他也受到感染与熏陶，关注并获得了中国科技史上最有价值的《周易参同契》和《天工开物》两书善本，使郑贞文喜出望外，视若珍宝，由此引起了他研究中国化学史的兴趣。由此而发端，他后来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和心血写出了一部《中国化学史》专著。该书已经脱稿付印，并且有一部分校样他已经看过。十分可借的是，1932年日军侵占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致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印刷厂及郑贞文住宅处的书稿、校样和副本，全部被炮火焚毁，化为灰烬。这是郑贞文生平中的一大憾事，也是我国化学史上的一大损失。

这场中日两国学者成功的文化交流合作活动, 前后保持达八九年之久。

四

因“淞沪战争”爆发,商务印书馆被日寇所毁，郑贞文离沪去南京，任新成立的国立编辑馆编辑委员兼自然科学部主任。同年他发起创设中国化学会,并被选为第一届理事(曾连任五届)。作为中国化学会首届九名理事之一。1932年底,由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准荐,郑贞文回到家乡担任福建省教育厅长,历时十一年。

郑贞文毕生潜心撰述,一著作等身。因病于1969年11月24日告别人世,终年七十八岁。由于“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他的许多著作和家中藏书均荡然无存。

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我国得以广泛的传播和普及,近而促进我国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商务印书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杜亚泉和郑贞文在这方面贡献甚多,成绩卓著,是商务印书馆的杰出代表人物。

参考文献

书里书外——张元济与现代中国出版   柳和城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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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务印书馆九十年》，页201-217

[2]谢振声《郑贞文先生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185页。

[3]《综合英汉大辞典》由郑贞文与周昌寿、罗鼎等一起编译。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共有一千七百余页,收单词、复合词、外来语等共十三万条,成语七万四千条,例证六万多条,内容非常丰富,与《韦氏大学字典》一起,.堪称是“外语辞书中的佼佼者”。

[4]第一编是太阳·月·星,第二编是人·生物·地球,第三编是空气·水·火,第四编是云。雨·风,第五编是山·川·海,第六编是物性·力、兮运动,第七编是光·电,第八编是根·茎·叶·花,第九编是物质·变化,第十编是食物·燃料,第十一编是虫·鱼·鸟·兽,第十二编是衣·食·住·行。.

[5]张元济:《议改良留学日本办法》 1906 年4 月，《张元济全集》第5卷，第35 页。

[6]丙辰学社社章[J].学艺，1917，1（2）：277-281.

[7]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页209

[8]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页

[9]《张元济年谱长编》，1929.10.8。837页。

[10]《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下同。

《张元济全集》第9卷90页。

《张元济全集》第9卷，50页。

《张元济全集》第9卷，225页。

[15]姜跋云: “此书藏日本帝室图书寮, 由中华学艺社乞借影印。”“不仅明清六百年, 学者未经寓目, 自宋以来绝未见于著录。得不谓之旷世惊人秘籍乎? 张菊生先生勾核同异, 叹为观止, 命表而出之如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