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蔡元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合作中，他们互相启发、砥砺，为传播新知，开启民智而奉献出他们的生命与智慧，是作用于中国文化教育的现代化并成为载入历史史册的人物。

了解张元济与蔡元培的人都知道，与其说他们是朋友，还不如说是比亲兄弟还亲的兄弟。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张元济留下一本回忆录的话，其中的“感旧”部分可能首先会谈到蔡元培。张元济与蔡元培之间的故事告诉人们，他们各自心中，彼此都是一生都不可替代的兄弟、朋友和同志。人的一生中能有他们那样的朋友，实在是一种幸福。

张元济和蔡元培之间的情谊可以用世纪风采来形容，志同道合，是他们一生友谊的写照。作为思想家，蔡元培拥有高超的智慧。作为一代文化大家，张元济则永远处于一个后人不可企及的高度。这两个不同角色而又情感相联的文化教育双子座，共同谱写了中国近现代教育文化的精彩篇章。

有关蔡元培的研究，作品数不胜数，然而在这些著述中，很少能看到有关他与张元济的记载，而张元济的声名与蔡元培相比，社会大众中相差不止道理计，今特补上这一缺憾，为他们的历史增添一抹色彩。

一、“十同”兄弟

高平叔在撰写《蔡元培与张元济》一文中，概括两人为六同关系:“即同庚、同乡、同乡试、殿试、同年，南洋公学同事、一同创办外交报”，其实何止六同？蔡元培、张元济不仅同乡，生于同年，而且1889年乡试同年，1890年会试又是同年。科考使他们相识，张元济为第十名，蔡元培为第二十三名，史称“己丑恩科”。三年后，1892年他们重逢殿试，同列二甲，张元济为第二十四名进士，蔡元培列为第三十四名。数年间，他们两人有着十年寒窗到春风得意地走到了科举的顶点的共同经历，并得以同朝为官。第二年散馆考试后，蔡元培在翰林院任编修，张元济则为部任贵州主事，两人来往十分频繁。其后他们又一起在南洋公学共事，一起办外交报，一起编教科书……，如此“十同”兄弟，世中实属罕见，两人从此一生相依，情同手足！1949年，张元济到北京参加政协会，于10月5日，张元济在侄儿张祥保的陪同下到北大议事厅，在挚友蔡鹤卿（蔡元培）的画像前徘徊，久久不愿离去。[1]

回忆起年青时候的一群热血男儿，在遭受甲午海战的失败的打击后，他们奋发图强，形成了一股学习西方、寻求新知的热潮。身处京城的蔡元培、张元济作为先进青年，一个选择了学日文，一个选择了学英文，于中学之外，苦读西书，“以知识改变中国的命运”，成为了他们共同奋斗的目标。蔡元培痛下决心，努力进取，发愤忘食，他聘请老师，边学习边翻译，读后还加以评论。张元济则一头扎进了西方、声、电、报、铁路、采矿等完全实用科学译书中去。俨然，他们已暂时搁置了传统的学术，同步跨进了西学的大门。不仅如此，除自我努力外，他们还在京努力传播新知，他们先后办起了以传播“西学”为己任的文化教育机构，张元济于1897年创办通艺学堂，蔡元培于1898年办东文学社。三年间，他们在急切的时代潮流和内外交困的形势中积极思考探寻救亡之道，张元济因升任总理衙门章京而被举荐为新政人才。

“戊戌政变”失败后，被革职的张元济离开北京南下，选择在上海落脚，蔡元培则于10月请假南归，实际也是辞职回了故乡绍兴。不过，他们一个是被革，一个是激流勇退。

清王朝走向终结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精英怀抱着救国理想和奋发图强的目标，他们采取自我思考得来的手段进行着不懈的奋斗。蔡元培、张元济就是这样，在完全离开朝廷之后，坚定地选择为开启民智而进行文化耕耘，力图真正达成社会的进步。他们通过观察与交流，真正意识到，当下中国，教育民众，开启民智，虽其路漫漫其修远，但较之其它的方法，更具有可行性。他们毕竟都只有三十几岁，他们的人生指向不可能不与时代、国家、民族发生关联。因此，“教育”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

1901年，张元济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兼办特班。蔡元培怀着丧偶之痛作别中西学堂，来到上海，张元济提议由他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蔡元培欣然同意，两人不仅再次聚首上海，又一道共事。有了这个惬意的实验场，蔡元培终于可以摸索实践自己的教育之路。他与张元济一道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实施自由而严谨的教学方式，解放学生身上的束缚与拘谨。针对特班多英才，为特班学生批改作业、交流讨论，以开启学生的思路，以期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他们把传统的师道尊严抛在一边，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教学中兼顾前后，一方面强调西方语言的学习；另一方面中西议题皆要涉及到，并非只是尚于读西方格致书。在南洋公学，蔡元培创造性地举行各种活动，不仅凸显了现代教育的特色，而且大受那些崇尚自然、富于朝气的年青人的欢迎。

张、蔡俩人首次携手在教育领域着手爱国主义、外语培养、新式教育、西学思想教育，这是他们传播的重点。一批批英才受此启发而大开眼界，积极进取，后来这些英才都成了国家的栋梁，如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谢无量、贝寿司等。他们两人相互扶持，相互支撑，共同演绎出了中国现代教育的精彩华章！这部精彩华章就是从南洋公学开始的。蔡元培一生愉快、平静的时期不多。只有与张元济在一起共事时，他内心才会平静，这或许张元济的支持有关。进入南洋公学特班担任总教习，就是他早期第一次愉快而顺心的生活。只是在蔡元培入校半年后，张元济就离校了。

南洋公学期间，除教育培养学生外，他们于1901年携手创办了《外交报》，初名《开先报》，后改名为《外交报》，张元济为主编，蔡元培为主笔。《开先报》发刊词的《叙例》，由蔡元培执笔。

1902年，商务印书馆设立编译所，夏瑞芳请张元济主持，张元济则推荐正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时任爱国学社总理的蔡元培担任编译所所长，以暂为栖身之地。蔡元培开始以爱国学社的名义与商务印书馆合作，一批立志于教育并且有实际经验的人士均纷纷加盟或参与，其中杜亚泉、蒋智由，寿孝天、骆师曾、蒋维乔都是追随蔡元培而来到商务的。这些人后来成为了商务印书馆发展的骨干。他引进的人才和他所倡导的教育事业，在商务印书馆内部落地生根，最终枝繁叶茂，结出硕果。

    “欲生成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国家”。1902年4月，蔡元培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欲生成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国家”，下设教育、出版、实学三部。以教育为手段，通过为学传播民族主义，激发爱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当是蔡元培的主导思路。11月，蔡元培因“墨水瓶事件”而“愤而辞职”，毅然离开了南洋公学。

1903年5月，蔡元培因《苏报》案，避离上海，编译所长一职由张元济自任。避居青岛的蔡元培自学德文并译出1903年10月出版的《哲学要领》（德·科培尔）。1904年至1905年，一直忙于革命的蔡元培也不忘翻译作品，并参与商务印书馆之事，并把早在1901年就已经译完但遭烧毁的《妖怪学讲义》于1905年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虽只有一部分，但这成为蔡元培个人著作中第一部畅销书。1905年8月，他在商务印书馆刚刚创办的师范讲习所任教。从此，商务印书馆成为因从事革命而到处流徙的蔡元培的永久地址。1907年蔡元培去国外后，商务印书馆更是成了他一生漂泊的系揽之绳，再也没有解下。

二、共创教科书

蔡元培的一生中，他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只是人生漫途中经历的一个驿站，但这个驿站却成为他经常往返的家园。蔡元培早年短暂加盟商务印书馆，也成了人们进入商务印书馆首先观瞻的“题壁诗”。其后，他虽然时常出入商务印书馆，但并未完全投身其中，实际上他也没有必要参与运作。此时他志同道合的“吾哥”张元济正在教育救国、沟通西学的道路上干得风生水起。

中国现代教科书的创造与发展，与蔡元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他与张元济共同决定新创教科书，到拟定编辑宗旨，到推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教科书，整个过程他都参与其中，正如他自己所言：“唯愿新时代的教科书引领新的生活越来越好！”[2]

蔡元培离去后，张元济接任编译所所长，继续进行教科书的编辑工作。蔡元培与张元济用实际的行动开创了一条教育新路，打破了传统封建的启蒙教育；以先进的理念、开放的思想让中国的基础教育事业走出黑暗、腐朽的科举时代，最终奠定了商务印书馆在新教育史和出版业中的龙头地位，所以，称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之魂，当不为虚。

出版新式教科书是一项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伟业。蔡元培在入馆之前就坚定地认为，科举必将废止，新式学堂必将普及。入馆之后，蔡元培就与馆内同人商定编辑教科书，由他拟定计划和编辑体例，并对内容进行编写。《国文教科书》一炮打响之后，蔡元培与张元济又很快联手推出了一套名为《最新（初等小学）堂用修身教科书》的新式教科书。

蔡元培、张元济以编纂教科书为手段开启民智之后，蔡元培可谓目光如炬，最早提倡基础教育中的修身——即人格的养成。这在西方和日本现代义务教育中并不存在，始之于蔡元培编纂国文教科书之后。他把《修身教科书》作为最主要的门类来编纂，并亲自主持编纂。《修身教科书》的推出，充分表现了蔡、张两人在开启民智的同时注重对人格教育的重视，这也是蔡元培人伦思想具体的、最早的表现。

蔡元培在推出《最新修身教科书》（五册，1904-1905年）后。[3]于1907年到1908年留学期间又编纂了《中学堂用修身教科书》五册，这是蔡元培编撰教科书的代表性作品，他通过研习融化西方伦理学而重新编写出来的，充分显示了蔡元培对基础教育现代人格和观念的重视。“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可行。”

商务印书馆特于《民立报》上刊登广告：“本书为山阴蔡先生留学德国时所著，原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要旨，参取东西伦理，大家最新之学说，熔中外于一治，说理精透，行文简亮，出版后大受学界欢迎。”[4]此书修正后到1921年共发行十六版，可见其影响之广。

商务印书馆第一套白话体教科书，也是在蔡元培推动与参与下获得成功的。 “五四”以后，白话文开始普及，原来的课本均用文言，销售大受影响。1917年，蔡元培组织华法教育会的成员，包括胡适、徐悲鸿、钱玄同、李石曾、沈尹默、马幼渔、马叔平、沈兼士等人，以商务原有课本为蓝本，对其进行审定、选择，加以白话重写，并加标点，注音，使其成为最早的白话体教科书。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改“国文”为“国语”，并限定1922年以后课本一律改白话，标志着教科书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文化运动的理想终于结出完美的硕果。

蔡元培不仅为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发展奠定了方向，即敏锐地抓住了时代发展的变化，确立了教科书和传播西学为的主干事业，还参与了商务印书馆的许多大事。从藏书建设到擘画出版项目等事务无不视为馆务，如1903年，蔡元培不失时机地介绍徐友兰熔经铸史斋藏书的入藏，随后汇总长州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谀闻斋、广东丰顺丁氏持静斋和宗室盛氏意园的藏书集于一处，于1909年正式命名为涵芬楼，使涵芬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图书馆。后因东方图书馆被炸后复馆，他便担任复兴委员会成员。

三、数助留学

蔡元培一生为寻找西方思想及智慧三次留学，三次考察，而三次留学所需费用，前两次由夏瑞芳、张元济二人为之输款，最后一次夏瑞芳已经去世，张元济仍一如既往地支持他。

1906年，清廷派翰林院编修出国留学，因经费限制而一律改派日本，年已四十的蔡元培本想搭公出国，结果失望而归，但他想摆脱政治而专心西学之梦并没有因此改变。1907年春夏之交，孙宝琦出任驻德国公使，蔡元培申请愿在驻德使馆中任职，准备半工半读。孙宝琦答应每月助银三十两，供他作学费，另提供食宿，但无法安排任职。虽然孙答应每月给三十两银子，但区区三十元，不足以维持蔡元培在海外的生活开支。而且他在国内的妻儿四口，无法履行赡养义务，张元济为支持蔡元培留学，并与夏瑞芳商量，两人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即蔡元培与商务签约，这样既能帮蔡元培解困，又能得到蔡元培的佳作。征得蔡元培的认可，与其签约，在他留学期间由他负责编译作品，商务每月给他付编辑费100元作为赡养家庭所需费用，其余的汇往欧洲。孙宝琦后来也安排他教青年留学生国文，月收入100马克。”[5]这样，蔡元培完全没有生活上的顾虑，留学生涯得以顺利成行。这大概也是商务设立馆外编译之始，更是上海出版报业界之先例。正因为有张元济和夏瑞芳创造性地为之设计，至今仍让学人传颂。蔡元培不仅解决了留学期间的生活之虞，留德四年，蔡元培还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及教育考察，除向商务印书馆贡献《中学修身教科书》（五册）外，1907年底，译有《东西洋伦理学史》，译出了德国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1908）。这些作品，不仅很好地回馈了张元济的约聘，更是为中国的教育、学术提供了全新的视野。1911年11月武昌起义后，蔡元培回国，出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在德国居住研习期间，他为商务贡献了三册教科书和两种译述，并为《东方杂志》《教育杂志》撰文。

这样的故事后来还上演过两次。1912年7月，担任了几个月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辞职南下。9月，再去欧洲考察学习，张元济重施故技，用预支稿酬的老办法，把几本伦理学、哲学书的稿酬预支给了蔡元培，供他旅欧期间的生活需用。这次是每月二百元，因为同行的除夫人外，增加了两子一女。因行期匆忙，随意定了些题目，让蔡元培编的书是《文字源流》、《文法要略》、《中国文学史》乃至心理、伦理等课本。蔡元培在法国学习的第二年，利用求学之暇，为商务编译作品，居法三年间，先后编著了《哲学大纲》、《康德美学述》、《华工学校讲义》、《赖斐尔》、《石头记索隐》、《艺术谈概》等，原定的诸种课本却没有完成。

1922年，商务举办三十五周年纪念，出版《商务印书馆三十五周年纪念刊》，其中就有蔡元培领衔撰写《三十五年来之新文化》一文。

1923年初，蔡元培因不满教育总长袁允彝的干涉，他愤然辞去校长之职。4月南下，寄住在张元济家，想继续欧洲游学之梦，这是他第五次出国。尽管当时张元济已退为监理，但他授意由王云五出面，与蔡元培约定译撰书稿，以谋斧资，并和蔡元培签约，每月支三百元，以二百元为编译费，一百元为调查费，编稿每千字六元，译稿每千字四元。这样优厚的条件，让蔡元培在五十七岁高龄去国外而得以安顿于欧洲，不受国内风潮之苦。7月，张元济和陈叔通、高梦旦、徐新六等人在码头送别蔡元培，并交上三千六百元，作为顾问及预支费用，他携新夫人周峻及子女再次踏上了出国之路。

蔡元培一生先后六次出国留学考察，“国安则归为官吏，国危则去之欧洲 。”[6]累计时间达十年之久。这其间，夏瑞芳、张元济对蔡元培生活上的馈粮之资也成为绝唱。所以说，人生道路上如果没有朋友的支持、帮助和解困，完全靠自己的苦斗与支撑，很难达成理想的事业与目标，其中的艰难困苦将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人们在崇敬蔡元培的同时，也无不艳羡蔡元培在坎坷离奇的命运中有张元济这位朋友为他默默付出，并且这种支持和帮助持续了一生，几乎达到了生死相依的地步。

蔡元培一生热衷于向西方寻找智慧与真知，他首先从哲学入手，到德法求道，老而不知倦怠，是现代以来为中国的进步与改革而真正深入西方文明堂奥的人，而不是为了去学习专业，获得一纸文凭的人。

蔡元培一生漂泊，为教育、为政府奔走，自己却不善理财，家无余资，在他捉襟见肘时，多是张元济接济资助了他。如果没有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实际支持，一生清贫的蔡元培可能无法度过那些难熬的岁月。蔡元培的一生，也几乎视商务印书馆为自家，对于商务印书馆更是视为己业。

张、蔡两人不是兄弟而胜似兄弟，他们既可以洞开心扉，相互探讨人生，又是在一起共谋伟业、互相砥励的同道，张更以其优渥条件予以蔡兄长般的生活关怀。

1938年，在香港养病的蔡元培，不仅全家寄居商务宿舍，而且全靠王云五照料生活。期间，他如王云五遥遥指挥商务大后方运营一样，他也在港九关顾中研院的运行，没有了烦杂琐碎的事情干扰，使他得以专心读书写作，并在王云五提供的稿笺上，陆续写下了《自写年谱》，之后几乎因病而屏绝一切活动，唯有王云五与他来往甚多。

1939年，蔡元培因参加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年会再次来到香港，在香港期间的吃、住、行，都是依托正在香港的商务印书馆时任总经理王云五照顾。王云五及分馆同仁费力尽心，全然将其视为同馆中人。王云五早在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时出任专门司第一科科长，因为王云五三十年代曾短暂离开商务印书馆，去了蔡元培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所以蔡、王两人关系亦深。后来，蔡元培突然发病入院，他在住院期间，包括后事等事宜皆由王云五及分馆同仁全程办理。如果说商务印书馆是蔡元培的家，张元济则是他在家中的兄弟，王云五则是有出息的子辈。从他们俩人的交往中，我们不仅可以体会出传统士大夫的古风道貌，而且也能认识到两位文化巨子在不同领域所创造的奇迹与光辉。从蔡元培与张元济的交往中，让我们真正地感受、认识到蔡元培的一生是多么的清贫和窘困，然而他又是那么的幸运能拥有像张元济这样的朋友。

四、视馆为家

1927年是中国社会政治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早在一年前，张元济已退休，专注于他经营了二十年的伟业——校勘纂集《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一浩大工程。重大的文化使命也让他分身无术。但这却是蔡元培社会人生的一个起点，1928年对政治十分敏锐的蔡元培，在4月创立大学院之后，却放下了本身擅长的文化教育重任，重新恢复国民党元老身份，他跻身党政枢要，甚至参与清党去了，并带动了一大批本身立志于学的年轻人投身政府，如周鲠生、段锡鹏、蒋梦麟、朱家骅、丁文江都在其中之列。

1928年8月，蔡元培深感“以学者为行政之指导，以学术化官僚化”之教育理想已无从实现，他便激流勇退，辞去了大学院院长及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代理司法部长，携家眷离开南京，定居于上海，租屋与张元济相邻而居，过了一段相对承平的日子。即使后来兼任中研院院长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长，他大部分时间也都住在上海，只是时常往返于南京、上海而已。

北伐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占据了东方图书馆，不仅停止了开放，还有兵火之虞。蔡元培见此，急在心里，利用大学院院长的身份从中周旋调解，不仅让军队全部退出，且通过政府颁令，永不驻兵。东方图书馆才得以恢复对外日夜开放。

“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全员遣散，被迫裁员。蔡元培为此专门致信胡适，希望他主持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编译委员会为若干专家谋职，以免他们失业。对此，胡适给予了最大支持。张元济曾把自己名下的十股送给蔡元培。1934年蔡元培被选为董事，后来一直连任董事，并亲自参加“一·二八”后复兴规划，因此有人说“他虽不是商务印书馆花名册上的人，却是地道的商务印书馆人”。[7]这自不待言但毕竟蔡元培精力有限，牵扯太多社会事务，但他并没有放弃对商务的关怀，以其智慧与见识，发挥其位势作用，为商务擘画文化工程发展，力所能及地参与其中，从一个更高、更大的层面促进商务的发展，于是他小到为商务出书题辞写序，大到组织《中国文化史丛书》和《大学丛书》编写，蔡元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商务则将蔡元培的教育学术理想主义落到操作层面，这种亲情与事业，方向与平台的水乳交融，也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1920年，张元济完成《四部丛刊初编》工作后，致力于“输入新智识之书”，即约请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陶孟和等北大学者一道，为商务印书馆编定了一套《世界丛书》（始定名“二十世纪丛书”）。这套丛书由蔡元培主导并亲自编定条例，“目的在于输入世界文明史上有重要关系的学术思想，先从译书下手”，[8]以译作为主，部分自撰，由胡适、蒋梦麟、陶孟和等北大教授审校，涉及到各门学科，是《尚志学会丛书》之后、《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之前的一大型文化工程。三十年代，蔡元培还为商务印书馆主编了一套《新时代史地丛书》，后纳入《万有文库》。现在想来，以蔡之名望而编常识丛书，可见蔡对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与关心，可谓竭尽全力。

1925年4月28日，张元济在董事会上提出：“扶助教育，更有一种方法，即高等学术之书，他家力量所不能出版者，本馆可以多出，欧美名著现已译成多种，尚应继续进行。”[9]不过，这个计划直到三十年代王云五上任才得以实现。凭借蔡元培在学术文化界的号召力，《大学丛书》在“一·二八”事件以后，成为商务印书馆复兴的大事，也成了抗战时期的主体出版物，其首功应归之于蔡元培。

张、蔡两人都从教育救国、传播新知与推行西学，一生几乎都以此为事业，但作用方式有所不同。蔡元培建立了整个现代教育，包括学制，尤其在大学教育上功勋卓著。在西学上，他更是亲力亲为，亲自撰述、译介了一批美育、伦理等方面的著作，出版发行了中国人自撰的大学教科书——《大学丛书》。张元济则始终在基础教育课本的供给和改进上坚持不懈，当时的新式学校几乎离不开商务印书馆的课本，绝大多数人选择的始终是商务印书馆的课本。他们通过共同努力，推进现代启蒙教育迅速发展成型，不仅改观了中国千年蒙学传统只重人文不重科学的局面，而且把现代观念、思想、伦理乃至科学融入其中，使中国的现代基础教育得以启动和发展，达成开启民智的愿望与目标。

作为现代大学教育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以国人自己编撰的大学教材取代外国人的讲义，革新旧式教材，是蔡元培主导大学教育以来努力的重点。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蔡元培以当代祭酒之尊和商务印书馆丰厚的学术资源、强大的团队为支撑，在王云五主持经营下，大力推进，不断扩张，尤其是抗战期间，不仅让抗战后方的学校有教材可用，也让一大批饱学之士在战火中在板凳和膝盖上写就的专著得以问世，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一页。

蔡元培一生从未忘学，但真正专心从事著述并取得成果则在留德留法阶段，也是在张、蔡俩人共同规划下，得张元济支持而得以初结硕果，无怪乎一生的著作都由商务出版，从未外委，文章也多发表在“自家”的刊物上。他不仅在商务印书馆出过不少书，至于他为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作品写序、作跋、题词，则数不胜数，商务印书馆历史上重要的作品多有蔡元培的序或题名，如《新字典》、《教育大辞典》、《王云五四角号码字典》，晚年还为《教育大辞典》撰写了“美育”、“大学”等条目，为商务印书馆做出很大贡献。

蔡元培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东奔西跑，经常忙得席不暇暖，颇有墨家精神，所以他无法安静下来做旧式学问，只能在行动与思考中来整理表达他的思想，在抉择和译述中体现出他的价值观，但在其早年，也曾用旧学功夫考证《红楼梦》，这当是张、蔡俩人在翰林院时讨论的话题。时撰时辍，一直没有定稿，1914年，他在法国事务虽多，但却严整有序地整理他的译著，才基本写定，张元济对此极其用心，着力督促他交稿，经不住张元济的几番劝导，蔡元培只好将成稿交付之，张元济很快安排在《小说月报》上连载（1916年1月至6月），但根据蔡元培的考量，并没有独立成书给予出版，一直到他回国担任北大校长之后，于1917年9月才正式出版单行本。四年后，此书因胡适也做红楼梦研究而引发大讨论，蔡元培也加入其中，并不断修订，张元济自然不断出版，到1930年，竟出了十版之多。

蔡元培旧学虽不及张元济，但也有做为，如他在避北大学潮中，就投掷精力整理出版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10]。李慈铭逝世后，李氏后人和蔡元培、缪荃孙、沈曾植等人积极为《越缦堂日记》的出版而奔走联络，李蔡之间的同乡师谊情分，使蔡元培对《越缦堂日记》尤为推崇，也深知李慈铭出版的愿望，并为之尽心效力。从“光绪甲午之冬，先生去世未久，其子承侯受沈君子培之敦促，欲先刻日记，属余分别签识，付钞胥写之，甫竣，承侯即携以南归，未及校”。[11]直到1919年“五四”之后，蔡元培被迫离京南下杭州时，与商务印书馆落实出版方案后，再次亲任审稿编辑之责。历经曲折，终由蔡元培亲自整理后于192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1936年推出了《越缦堂日记补》，均以影印形式出版。

五、文化双子座

二十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教科书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其中凡成大事者，仍具中国传统士大夫特质，没有走向非民族、反传统之路，用可以接受的方式接续传统教育的核心价值，并深入地坚持下来了。从这些教育实绩看来，我们与其说蔡元培与张元济是伟大的现代教育家，还不如说他们是现代教育真正的创立者、建立者、实践者。他们虽然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张元济的一句“昌明教育平生愿”可谓概括了全部内涵。

蔡元培一生领袖群伦，名满天下而谤未随之，可谓民国史上仅此一人，即使今天仍然赢得世人的爱戴，尤其是得到知识分子的景仰，并将继续下去。究其实质，其思想、伦理、人格的魅力以及他所追求的办学方针才是其真正的精神内核。

蔡元培是一个知识界、文化界的“主义者”或主义者的背书人，而张元济则除坚持“新人主义”外他不做思想上的致思，这当然与蔡元培的哲学探讨有关，也与张元济的事务主义有关，但一个思想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一个巨大的文化实体存在也见证并作用于社会的进步，这两种作用和价值都是不可或缺，也不必轩轻的。或许人们今天会感叹两人在近五十年来声名的差异，但这对于他们而言，本身就没有诉求，因此，了解历史，尤其是了解历史当事人的动机和出发点，而不是后人所写的史迹，是完全不同的取舍。

蔡元培一生都致力于学习西方知识，以求真正深入把握西方文化的精髓。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商务印书馆作为一家最早着力于传播新知的文化机构，与蔡元培所倡导、引进西方文化是分不开的。也因为商务印书馆这一平台，蔡元培才有条件成为一名中国现代文化、教育的实践者。

二十世纪初期的二十年间，张元济和蔡元培参与了大量传播西学的译书组织活动。译介西学，是张元济与蔡元培共同践行的一项文化事业。蔡元培认为，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而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若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只要不被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悉听其自由发展”。同时，建立自己大学的出版体系，也是蔡元培的目标与追求。

蔡元培一生从亲历、观察、研究西方现代教育，到创造性地实践现代高等教育，成为了中国现代教育建设与发展的奠基人。因为蔡元培的努力，高等教育成为中国现代制度建设中最为成功的领域，造就了中国二十世纪学术文化发展继往开来、繁荣兴盛的局面。张元济则主要是致力于建立基础教育的主体，不断完善最新的基础教育课本。他们的事业重点有所不同，但异途同归，又各擅其胜！

对于张元济来说，蔡元培是其精神支柱，张完全信服蔡元培，蔡元培也绝对信赖张元济。他们之间这种信服和信赖，建立在对客观世界的共识基础之上，或者更进一步说，是建立在对改造客观世界的共识之上。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蔡元培会认为自己是商务印书馆的一员，这就是商务印书馆的人把蔡元培视为商务之魂的原因。

蔡元培一生建树颇丰，教育、民主、社会活动、学术研究和组织构成其主体，尤以开创新北大、倡导和推动的学术自由等贡献而为世人所敬重。正如蒋梦麟所说：“他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著名学者，但是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12]中央研究院在庆祝蔡元培六十五岁生日时，同仁们上书称其为“萃中土文教精华于身内，泛西方哲思之蔓衍于物外”，实为切当之言。如果说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教育的思想者、指导者、规划者，那么张元济则是建设者、实践者，两人相得益彰，各放异彩。我们与其说张、蔡俩人一生都在文化教育方面互励互勉，还不如说是在南北两位文化巨子和他们组织的文化机构的共同影响下，写下了一部壮丽的文化史诗。

蔡元培一生为学术、教育、政治、社会付出了很多，但最热衷的当数教育事业。他从1898年踏进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就追寻教育救国之梦，一梦四十年。继之，则是在南洋公学、中国公学、爱国学社、中华教育会、北京大学、交通大学、华法教育会、中华教育基金会等处的奋斗，最终止步于大学院。为了追寻科学与进步，也为了吸收西学大学教育方式，蔡元培多次出国留学且多学于欧洲，他奔走南北东西，足迹遍及天下。他感慨于欧洲文艺复兴后的科学思想与精神，特别是在亲历欧洲大战之后，他内心那种深厚的传统素养以及对革新中华民族的理想，使得他一次又一次地在西方寻找智慧与经验，最终放弃革命，走上教育救国之路。

比较蔡、张俩人，他们一个敏锐、激进；一个内敛、稳健，但同样风骨凛然。当然，张身上有浙商的精明强干，蔡则疏于自我经营。张元济精研旧学，懂得西学，关注科学，这也是出版大家的优势所在。如果说张元济一生的成就标注在一个又一个大型文化工程上，那么蔡元培则是培育了一位又一位杰出英才，为万人所钦仰。这并非比较两人高下，而是性格和处事方式写就了两人不同的人生道路！

也许是“永不叙用”之痛，让张元济不再眷顾政治，短期的宪政活动也似乎只是朋友间的捧场，但他并没有落后于时代，且往往得风气之先。我们还应当看到的是，当年张元济所聚合和锻炼出来的人才，论规模、学识、作用力和影响力，与蔡元培执掌北大后期，乃至出掌中央研究院所配养的人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观之，两人皆为时代之师。

今天，蔡元培的名字人人共知，而张元济的名声却限于文化界、知识界。为何如此呢？首先，蔡元培重要的历史性贡献是全力打造了新北大，以独立、自由、平等之精神，开拓了影响深远的新道德与新学统。他的贡献又因北大的发展而光大，近代以来，无人能比。张元济的贡献则是开启了现代文明，人生中最重要的是启蒙教育，但人们对启蒙教师的感念，远远不如后来高等教育阶段的老师。抗战前，尤其是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影响不知比北大大几十倍，就连二十年代作为北大人的胡适也称之为“比北大重要得多”。1917年，张元济曾在致蔡元培信中说：“盖出版之事，可以提撕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尤要。”[13]

蔡元培一生的核心大抵是教育与社会活动，张元济则始终坚持以出版来实现教育与文化的发展；蔡元培于社会活动多次进退，未忘社会变革之理想及初心，张元济则自民国后，他从不问政，以具体的业绩担当社会变革与进步的责任。

应该说，蔡元培是一位罕见的具有领袖气质和人格魅力的人物，张元济与他相比略逊一筹。但是，在张元济、蔡元培俩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伟大的人格，开阔的视野，宏伟的理想。更从两人的关系中看到了朋友对事业的重要性。如果说，蔡元培是当时教育界、学术界、文化界的泰山北斗，张元济则是文化出版界的泰山北斗。

参考资料：

蔡元培年谱

蔡元培传　张晓唯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蔡元培与胡适（1917—1937）一中国文化人与自由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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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元济全集》第 7册，《日记》，397页。

[2]新学制教科书国语（新初级中学第一册）序，1923年

[3]这套《修身教科书》版权页上虽然署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但小学各册封面却署高凤谦、蔡元培，张元济校订字样。实际上是，初小十册为张元济撰，高小四册为高凤谦撰，初中五册前三册不署编者名，后二册署“蔡振”编，实则为蔡元培编，到1912年修正为上下两卷，始署蔡元培编。民国成立后，蔡元培修正，改五册为上下两册。

[4]民立报，1912年6月22日

[5]蔡元培《自写年谱》：“由张菊生代向夏粹芳洽定，商务印书馆邀请蔡先生在德编译教科书及学术专著，并酬定为该馆选购外国新书等事，以便取得极高的报酬以供家用，约定由该馆每月致酬100元”（p329）在特别照顾之中还体现出夏瑞芳对蔡元培的尊重，而且在并没有按正常应得支付，蔡不得不超支寅吃卯粮，张、夏均按需办理之。

[6]章太炎语，《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633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7]汪家熔《蔡元培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478-494

[8]《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26日

[9] 304次会议上的发言。《张元集全集》第4卷，380页。

[10]李慈铭（1830—1894），原名模，字式侯，后更名慈铭，字爱伯，号莼客，别号柯山子、桃花圣解庵主、白华绛跗阁主等，晚署越缦老人。浙江会稽人（今绍兴），著名藏书家、学者，文史造诣深厚，著述甚富，积四十年心血而成《越缦堂日记》。

[11]蔡元培：《刊印<越缦堂日记>缘起》。

[12]《西潮》十五章。

[13]《张元集全集》第3卷，4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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