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来京参加政协会议的三朝元老、前清翰林张元济游天坛，陈叔通一起作为作陪。可见礼遇之隆，规模之高，对前清名流硕望，对新政权的认可与参与，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是一桩莫大的伟业。

在共和国政治协商体系中，担任要职的前清翰林可能只有陈叔通，对他能礼请更老的翰林张元济出席开国大典，毛泽东、周恩来自然深感国家新气象。与此同时，张元济、陈叔通昔日的部下，陈云、郑振铎、沈德鸿、胡愈之、叶圣陶都侧列于新生政权，执掌着新中国的大业。至于张元济的朋友，黄炎培也身居高位，与陈叔通相若，都从文化机构而为新中国大业奉献，如此多的核心领导，除共产党本身体系外，无可匹敌。

人们都熟知陈云是从商务当学徒登上人生舞台，最终成为共和国政府副总理，其实还有一位陈叔通。他是一位历经了清末到新中国各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活动家。从早年追随梁启超到后来优游于上海工商界、文化界，集新旧于一体。建国初期，作为民主党派人士，组织全国工商联合会，从全国工商联筹备起担任筹委会主任委员，及第一、二、三届全国工商联执委会担任主任委员，前后15年。而且还担任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今天的国号、纪年、定都北京，均由他在政协会议期间筹备前提议，并受到周总理之托，觅得车夫刻下“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在共和国新生政权中，他的资望经历罕有其匹。不仅是到西郊机场欢迎毛主席进城的民主人士代表，而且在开国大典上，他安排站在毛主席与周总理之间。

他不仅与张元济一起共事，也是张元济故交中持续时间最久，合作最多的人。陈叔通成为张元济晚年生命中的“一盏明灯”，时常赋诗，并在晚年干部履历表中特别表明。王云五曾撰文说，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六十年，够得上朋友的，只有三个人，一位是高梦旦，一位是陈叔通，一位是他本人。

一

陈叔通（1876—1966年），字敬第，浙江杭州人，陈蓝州（豪）之子（《清史稿》有传）幼承家学，对诗词古文均有很深造诣。17岁中秀才，26岁中举人，1903年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幸运地搭上了科考的末班车，奠定了他日后的身份。但他没有沉湎于仕途，在金榜题名的第二年，毅然以翰林之身而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希望能从明治维新的经验中得到借鉴，以寻求救国的良策。他果决勇敢、趋新，展现出人生精彩的开端。1906学成回国，一年后担任宪政调查局会办，1910年任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参加梁启超组织的宪友会，并编写了《法学概论》等书。

1911年3月，张元济为推进宪政，以“冀上助宪政之进行，下为社会谋幸福”之旨，创办《法政杂志》，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的陈叔通曾列为二十四位发起人之一，因为这本刊物本是由法学界人士及留日学生发起的，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陈叔通既有留日经历，又时任资政院议员，并专政法学。正是由于这个背景，陈叔通加入《法政杂志》是名至实归。这是他们合作之始。

民国成立，陈叔通推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但不久袁世凯解散国会，复辟帝制。袁世凯以月薪1000元收买陈叔通，他不为所动，立志不与官僚政客为伍，学习梅花“品格最高，能耐寒，有骨气”，把书斋命名为“百梅书屋”，借以表达节操，投身于由梁启超、蔡锷等发动的反袁斗争，成为反袁的重要人物。

1914年，商务印书馆方面因夏瑞芳遭暗杀一时群龙无首，和日本金堂港合作的中止，使商务印书馆在管理和技术上留下很大的空白。第二年，继任总经理印有模又去世，馆内失去了懂工商业和经营的人。张元济虽为工商名流，乃其本质、学识、个性为文人，所擅在资源和学识，于真正的企业管理、制度建构、交流沟通则非所长，他虽自律和他律甚严，但面对企业与平台的市场与人才的快速变幻，他的高尚人格，勤勉作风却无以应对，对此，他自己也深感忧虑。在这样艰难的时候，张元济有些首尾难顾，想到了能干的陈叔通。先是电邀，又派李宣龚亲自到北平邀陈叔通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15年8月，夏瑞芳死后第二年，陈叔通自己也厌倦了政治，终于同意离京南下进商务印书馆工作。

陈叔通担任过《北京时报》经理，具有干练之才，又是新型人才，张元济殷切希望其进馆，在张元济的请求下来到商务印书馆，为当时迅速发展而又十分庞大复杂的机构进行了重大的制度建设。陈叔通加盟商务印书馆十余年，为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展示了他的实干和创新能力。

陈叔通是以一个协调者和制度改革者的形象出现在商务印书馆的。他第一大贡献就是制度的设计。陈叔通进馆开始，张元济并未让其担任具体工作，是让其观察、了解内部状态。果然，陈叔通不负所望，进馆后不久，经过充分了解和调研后，发现原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三个所各自为政，互不相关，缺乏统一的计划调度，应在三所之上成立一个总务处，作为馆内最高行政决策机构，以便统一领导。董事会采纳了这个建议，并请他担任处长。经过一番努力，才说服各所同意建立。

作为快速发展而又十分庞大的产业机构，没有系统科学的组织和管理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显然，这非张元济所长，而陈叔通的加盟和参与，正好解决了这一发展瓶颈，当然是张元济所乐求的。

总务处成立后，三所的工作纳入了统一的计划，促进了彼此的了解。在此基础上，陈叔通拟订出了许多规定办法，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解决了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方案，使商务印书馆成为当时规章制度最健全的企业之一。自陈叔通设立三所一处及多项规章制度，才真正使商务印书馆成为董事会领导下的规范企业。他所设立的一切，一直沿用了十余年。直到后来王云五主政，推行科学管理目标才重新管理框架。

商务印书馆的快速起步与后来的规模倍增，从一个文人团体蜕变为一个企业集团，由于及时引进像陈叔通这样的管理人才，才使日益庞杂混乱的机构得以纲举目张。由陈叔通所创建的总务处建制，为商务印书馆二三十年代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张元济不仅始终视其为左右手，且邀之连续担任董事。他在任职期内，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科学化的管理制度，商务印书馆出书的速度、质量以及推销服务等方面，都居于国内同行业的领先地位，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来到上海的陈叔通，尤其是到兴业银行后，成为管理设计型工商业人士，这些，对规模更大业务更繁杂的商务来说是更为需要帮助的资源，因此，张元济一直引为援手，并十分倚重他，看法或处理问题的方式，这也是张元济在完全辞职前十年即他成为管理者后最核心人物，其作用与高梦旦对于编辑事务与人才选拔形成不断向前发展并稳定的核心环节。

张元济虽不乏个人的名望和愈积愈厚的资历，但他更主体的运作方式是通过组织社会文化机构来执行或达成他的事业。从中西学堂、通艺学堂到商务印书馆，最终把商务印书馆一步一步发展了一个文化传播平台、学术研究机构和资料保存中心。他在建造并掌控的平台上，聚合各方力量，共同追寻他心中的文化理想。所以，我们不能视其为一般的学人。因为传统的学人坚守的是个人的事业，以著述为中心，在资料疏理和学术探讨中倾注个人的知识和智慧。他们与社会的交流的主要方式是著作的撰写与刊布。而张元济所粹力的是群体的产业化的文化活动。所以，当陈叔通为其设计调整商务印书馆为一处三所的布局时，心有戚矣。因为这种布局不仅符合商务印书馆坚实发展的方向，也便于他思想与运作的表达。因此，三所一处的设计成为张元济退休前一直坚持的办馆方式。

这十年间，正是夏瑞芳过世后，王云五崛起前，商务印书馆发展最重要的阶段，作为张元济最可信赖的决策者，陈叔通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十年间，担任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独到的作用，是张元济的智囊和得力助手。期间他们共同经历了诸多重大事情，如五四新文化的冲击、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的竞争，张元济因内部矛盾两次请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陈叔通与张元济一起，坚持四部丛刊出版，一起去常熟看古籍，决策引进北京的新学说与人才，拨付二万给梁启超。陈叔通还通过关系，取得浙兴银行贷款，大胆引进美国、日本的先进印刷技术和机器设备，使商务在同行业中独领风骚。

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一直坚持反袁斗争的陈叔通要重回国会，本拟辞职，张元济用告假的办法把陈叔通留了下来。为了能留住陈叔通，张元济先是请叶景葵出面回馆，兼兴业银行监察人（1921年开始任董事），张元济同时将个人股份过户到陈叔通名下。[1]1922年开始，陈叔通担任商务印书馆董事，从此投身于商务印书馆达十年之久，1926年辞去董事，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和办公室主任。可见张元济不仅以事业感情留人，也不失有效利用产业资本家的身份，在不损害馆方利益的情况下，以利益来巩固自己的团队。

最重要的事情是1916年，中华书局想合并到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也对这个竞争者没有什么好感，想吞并，但陈叔通认为，有竞争才有发展，尽管商务印书馆做到了老大地位，让一个有竞争力的对手存在不是一件坏事。最终张元济听从了陈叔通等人的劝说，放弃合并中华书局。这样，现代中国出版的格局一直呈现双雄局面，这可谓是陈叔通的高瞻远瞩。他所谋者乃一产业的发展而不是一个企业的格局。这在二十年代的中国企业界，是罕有其匹的。

其次是陈叔通成功地调解商务印书馆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一事，并独特地设计出让张元济、高凤池担任监理而不退出商务印书馆的构思，为稳定商务印书馆的管理结构，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事情是这样的：夏瑞芳去世后，高凤池任总经理，他与张元济的用人理念不同，高主张用家族式的管理方法管理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则认为，应该不断注入新的血液，任用新人，两者的相处出现了问题。到了1920年，张元济和高凤池的关系闹得很僵。有一次在讨论存款问题的意见不合，张元济主张多留公益金，高则主张多分红，矛盾的累积和激化，直接导致张元济当场辞去经理一职，并于第二天登报申明。事情发展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

商务印书馆不能没有张元济，张元济对商务印书馆抱有深厚感情，实在也舍不得离开。对此陈叔通深知两难，计多思广的陈叔通顺应张元济辞去经理的要求，提出仿照永安公司，在总经理和经理之上另设监事会，张元济辞职，也劝说高凤池俩人同退，辞去总经理，再共同担任商务印书馆监事会监事。改变一下名义和职位，既维持了面子，又可继续留住俩人在馆共事。这样，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矛盾，成功地留下了脾气倔强的张元济在运作的核心体系之中。

1924年他因专注于浙江兴业银行，离开总务处后，开始淡出商务印书馆的具体工作，但继续担任了两届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负责人（1924年4月—1925年4月第五届董事会议长，1925年7月—1926年7月第七届董事会代主席）。1926年辞职，第二年，又辞去董事会董事。1927年后也不再任董事，但因和张元济的关系，在张元济担任第八届（1926年8月—1950年8月）董事会主席和第九届（1950年9月—1959年8月）董事会董事长期间，陈叔通帮助张元济做了不少工作，为商务印书馆建设发展作用重大。

离开商务印书馆的陈叔通，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总经理办公室主任，继续他的实业生涯。陈叔通则自此也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兴业银行中去了。陈叔通任浙江兴业银行的驻行董事期间，定活两项存款曾五度在全国各大商业银行中居首位，尤其是1922年和1926年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商业银行。存款对于银行来说，是显示其实力的重要标志。

二

叶景葵发起创立合众图书馆，陈叔通与叶景葵的年龄相近，但却是叶的表姑父，也一起全力参与，还由其子亲自设计了图书馆方案。其实合众图书馆的组织大纲及董事会章程均出自陈叔通之手，这正是这位工商业家之所长，又一次发挥其作用，这是陈叔通第二次为张元济主导的事业进行制度设计，可见陈叔通在这方面的才干。

合众图书馆存在十四年，陈叔通自始至终参与其中，虽然他的藏品以书画为主，古籍类并不多，但是他本人也捐赠了一大批珍贵的清末新学书刊。

抗战期间，张元济和陈叔通都在沦陷区。陈叔通坚辞上海维持会长汪政权之伪职。张元济也无馆务可忙，《百衲本二十四史》已经忙完，大部分产业也转移了，他留守上海，过了一段较为安恬的日子。由于时局的变化，抗战开始后一向远离政治的张元济开始关心时事和政局了，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前后，张元济等人在上海定期举行双周孤岛聚餐会（1937年），其主旨即讨论时事。张元济有许多朋友，其中许多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进步的，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落伍了。张元济能够随着时代的节奏前进。他晚年思想更趋于进步，政治态度更明朗，这是和陈叔通常相切磋不无关系。

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现重大危机，才干了两年的总经理朱经农，馆务复兴无望，在张元济的请托下，陈叔通又出任董事。如果说前期董事，还可以分享一份商务印书馆的利益，那时则是一份责任而已。一直到解放前，陈叔通始终是五人董事会成员之一，在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空悬之后，他先后推荐过谢仁冰、沈雁冰继任，以图再兴，可惜的是均未能如愿。

1947年5月，上海学生进行反内战的宣传示威，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以共产党阴谋分子的名义逮捕了大批学生。蛰居上海的陈叔通亲拟抗议书之后，联合张元济一起起草致市长书，并与唐文治、李宣龚、叶景葵、张国淦、胡藻青、项兰生、钱自严、陈仲恕等“平生潜心学术，绝少预国政事”十位[2]。老人共同具名，致函上海市长吴国祯、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不得不将被捕学生释放，这就是有名的十老上书，其主角是张、陈俩人，此举引起了社会广泛注意。

这年暑假，国民党当局强迫各校解聘了进步教授三十多人。陈叔通知道后，商请张元济援助，由商务印书馆以资助文化团体的名义，拨出一笔经费，资助这些教授。对此，张元济尽管也十分困难，还是尽力而为，并让黄炎培一起协助解决。乱世之中，张元济用自己的名望、资历和陈叔通一起奋力为文化事业尽心尽力，可惜时局的动乱和张元济的年事日高，他难以再展所长，他们只能在困境中坚守，等待新的黎明的到来。

三

陈叔通在中共的安排下，以商务印书馆召开董事会名义，和郑太朴等人于1949年1月潜离上海，先去香港，于3月到达石家庄，受到毛泽东、周恩来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会见。

1949年5月，上海尚未解放，中央就决定聘请清末民初、“五四”以来，学术造诣闻名于世、政海浮沉、艺坛有名、名门世家眷属后裔、前清翰林、举人秀才及老上海文人为馆员。首批馆员中出自商务印书馆是周予同、蒋维乔、余云岫、秉志、张元济、黄炎培、陈叔通、颜惠庆等，这些人不仅曾是商务印书馆的旧人，而且都是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界泰斗。

1949年6月，陈叔通应邀并代表产业曾参加北平新政协会议筹备会，提议并共商新政协大计，他提出国号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用公历等历史性建议。被推为副主任。张元济也被邀参加政协第一届会议，并出席开国大典。也应该与陈叔通有关，为新生的共和国邀集长者、贤者因循旧有故事，却为张元济者久历国事世变沧桑者所接受。9月8日，张元济不顾年迈病衰，在儿子陪同下北上参加政协合议，陈叔通、黄炎培等亲自到火车站迎接。

陈叔通在繁忙的组织活动中抽暇多次看望张元济，并向张元济提议，撰写有关戊戌变法的回忆，对此，张元济欣然接受。在陪毛主席游天坛时，毛主席也向他问询起戊戌变法之事，这更激发了张元济的兴致。在《新建设》杂志记者协助下，他很快撰写出了宝贵的回忆文章《戊戌政变的回忆》，10月刊出。

张元济在京一个多月，10月21日毛泽东邀张元济在中南海餐饭。也见了朱德，周恩来多次。离京前，张元济特意和陈叔通、胡愈之、叶圣陶等人一起商议商务印书馆的事情及出版发展。回上海不久，张元济即患偏瘫，虽有所恢复，但后来即卧床不起，他无法参加董事会，只有请陈叔通代为参加。

在最后的几年中，商务印书馆的生存十分艰难、曲折，首先是他最信赖的，也是他的亲戚谢仁冰瘁然去世。馆中已无人可继，他多么希望陈叔通能回馆工作，但也未能如愿，“天留一老试艰难”，正是他晚年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宣布成立后，陈叔通被委任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生前一直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二、三届政协副主席。虽居高位，留居上海居多，实际上是工商界在中央的代表人物，更是张元济视为可信赖之人。张元济在《干部履历表》拟稿中写道：“故交零落，今在北京政界者如郭沫若、黄炎培、郑振铎、沈衡山、马寅初均有交谊，偶通函札。来沪时，亦尝晤谈，所常通音问者，惟陈叔通一人而已。[3]”这是张元济罕见的情感表白，足见陈叔通在他心中的分量以及晚年交往的实况。

1953年初，张元济收到了毛主席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的通知书。张元济一开始得悉任命时，因自己的身体状况坚决不就。推辞了几次以后，陈叔通从北京给他透露了一个“内部消息”，说上海文史研究馆长一职的人选是毛主席提名的。这才使张元济打消辞意，接受任命。

1954年，商务印书馆正式走向公私合营，虽为时势所迫，但这与张、陈俩人协商有重要关系。张元济早在1949年6月见陈毅的时候，就开始向陈询问将商务印书馆改变为公私合营的可能性。对于当时的商务，公私合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其中原因，一是商务当时的困境；二是张元济这位行将走完一生的老人的一种心愿。1951年致信海盐县人民政府，“愿将祖遗坐落城内虎尾浜现租与县立中学使用之房屋全所并余地捐与该中学为校舍（共三十六间房屋和六亩五分宅基地）”。把江西庐山的别墅捐给了政府，把家中仅有的几件文物捐给了国家文物管理处，他认为他经手过的事要有一个交代和结束，而这是最好的方式。”

陈叔通是工商业联合会创始人，由他主导的公私合营的社会化改造运动，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事件。商务印书馆本身作为上海最大的工商业体之一，出身商务印书馆的陈叔通自然十分了解，并以董事的身份具体洽谈公私合营事宜。出于对陈叔通无比信任和理解的，实现公私合营自然让张元济放心。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至北京，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武剑西任社长兼总编辑，实行公私合营。陈叔通写信给张元济说，“商务公私合营事……可称顺利。“五十七年事到此结束，对国家固不要费辛劳，对股东亦有了交待。[4]”那一年，张元济为公私合营董事长，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6年，年届九十的张元济撰写了一封致蒋介石归顺书。陈叔通得知后，特致信对其爱国热情予以扶持，并希望张元济尽早康复。卧榻已数年的张元济读到老友的信，自然是愉快而兴奋的事情。

《张菊生先生九十生日纪念册》两巨册，作为寿礼呈献先生。纪念册分别由陈叔通、黄炎培题签。

1959年8月14日，张元济因病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中央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朱德委员长领衔，陈毅、李维汉、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曹荻秋、顾廷龙、梁思成、郭沫若等均列入名单。同年8月17日，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举行公祭。曹荻秋副市长致悼词，顾廷龙先生作事迹介绍。仪式结束后，遗体火化，骨灰葬于上海联义山庄。更有一件事没有为外人所重视，也是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今海盐张元济的墓碑上所书“浙江海盐张菊先生元济之墓”十三字，即出自陈叔通之笔。今天思忖起来，由陈叔通写墓碑是合适的，也是张元济能够接受的，从交情到名望都符合。张元济身后有此完美一笔，也算是他波澜壮阔一生之中很好的句点。

不喜欢留文字的陈叔通却曾写过一篇回忆商务印书馆的文章，当在张元济去世后，文中语气虽然有叙史的味道，但也可以从中读出他俩的关系。

四

张元济去世后，陈叔通有感于张元济撰述无多，又不事刊布，为存文献，利学术，他最早发起编辑整理《张元济文集》，并为之编目，着手搜罗遗稿手札，许多史料就是由他搜集整理的[5]，可惜的是，这项工作并没有在他手上完成，直到又逾近半个世纪，才有较完整的《张元济文集》十卷本面世，但他的发韧之功应该记下一笔。

陈叔通本人同样出身于书香名第，其弟陈汉弟也是一位文人，而且文化素养极高，尤喜艺术，当年赴日时曾与年兄姚华（茫父）一起，并一生相交，茫父一生学艺精湛，其一生至交的乃陈叔通，他虽然主要从事工商业与政治，也好收藏，同样脱离不了文化名流的共同喜好。

郑逸梅曾记陈叔通道：“常和学者名流相往返，如陈散原、吴子修、姚茫父、朱古微、周今觉、袁思亮、杨文莹、余倦如、周大烈、陶方琦、杨无恙、叶揆初、陈陶遗、林鹍翔，尤为莫逆。[6]”可见他是一位朋友众多的社会活动家，在工商界也具有尊崇的地位。不过，郑逸梅所记独遗了张元济。

他以藏梅花图尤为知名，多元、明、清三代画梅佳作，自署为百梅书屋，曾精选《百梅图》，解放后将所藏捐故宫博物院，又辑所藏《陈介祺手札》，二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另捐有《家藏清季名贤手札》，张謇为之作序，陈叔通所藏陶器，由顾延龙编有陶器目录。

五

从张元济殿试成功，一直到1898年9月被革职，朝中为官达六年之久。此时，虽没有后来那样辉煌成功，但毕竟身居封建王朝的中枢，且这六年中国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带给了张元济巨大的挑战，但真正带给他一生影响的，除了参与戊戌变法，重要的是结识交往了他一生中诸多的朋友。1892年，张元济殿试后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同榜者有叶德辉、汤寿潜、吴土鉴、赵启霖、熊希龄、屠寄、李希圣、叶尔恺、蒋式惺、汪康年、蔡元培、唐文治、陈陶遗等，他们都是后来大有建树之人士。中国从来就有同科相亲的传统，这些社会精英之间持续的友情和交往几乎都是相互一生的。

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唤醒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认识到民族危亡迫在眉睫，非奋发自强，不足以图存。而奋发自强的出路在于变法维新，于是他们或办报，或成立学会。张元济首先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士也成立了“健社”，以学习西方科学，兼习英语。随后，他选择考入总理衙门章京，进入洋务新政之中。年轻的张元济邀集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等人合办了一所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他自己担任了通艺学堂的绅董。这几个发起人里，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和他是同科进士。

由于他身居翰林院，随后一批又一批通过殿试进入中枢的英才，自然也就会相聚在一起，共同的学养和出身，成为论文谈事的朋友。如徐世昌、陈叔通就是通过科举晋升而成为朋友的。因此，叙述了张元济和他的朋友们，这些同年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经常和京官们在陶然亭聚会，议论朝政。在科举最后废止前的十几年，涌现了一大批人才。易代之后，他们流向各个领域，不少人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这一大批从科场走出来又回到社会中去的人，和张元济一样，都是为当时社会精英，随后在各自的领域进行拓展，也有少数人士从清政府到北洋政府主政，这些人，为张元济后半生的文化事业提供了大量的资源。

张元济离开北京后，始终生活奋斗在上海，但他的前期资源来自北京，尤其是官绅阶层。正因为他没有走仕途，反而更加容易联络巩固这些资源，更由于他所从事的是文化教育事业，并卓有成就，所以成为了上海乃至中国的核心人物，他所缔造的平台和事业又与这些朋友互相激荡，强化和巩固了新兴文化教育阶层在社会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

《百梅书屋诗存》

叶景葵年谱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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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元济一生共有三次送股份，开始是蔡元培，后来送陈叔通，最后一次是1948年赠送给谢仁冰代理总经理，都是为了馆务。

[2]《叶景葵年谱长编》，1158页。

[3]《张元济全集》

[4]《张元济全集》第2卷，436-437页。

[5]顾廷龙《张元济书札跋》：“先生捐馆后，陈叔通即嘱龙纂辑其遗稿，拟编诗文、日记、书札、书跋、专著等，诗文录出，均经叔丈校阅，叔丈与先生为数十年之交，无让管鲍，未几，叔丈作古。”   《顾廷龙年谱》，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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