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看过一篇报道，记者去南开大学寻找张伯苓雕像，问了几个学生都说不知，其中还包括两个大四学生。说起伯苓楼，因是校内重要建筑，倒是个个都知道，但若要问这位南开缔造者有何事迹，恐怕很多学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南开老校长的寂寞身后事，实在让人感慨。

其实，张伯苓的铜制雕像在南开大学的中心花园里，张伯苓与夫人的骨灰则合葬于铜像后。旁边还有严范孙的雕像——这是一位身后事比张伯苓还更寂寞的南开缔造者。在两座雕像旁，没有任何生平介绍，让我有“心凉”之感。恐怕张伯苓自己，也断断想不到自己晚景之凄凉、身后之落寞。1948年，张伯苓平生第一次当官，任考试院院长，年底便因不满腐败而托病离职。1949年，蒋介石曾亲自拜访他，也曾让蒋经国和张群二人来游说，劝他去台湾或美国，他则拒绝。

关于此事，张伯苓的三儿媳瞿安贵曾有回忆。那是 1949年 11月 21日下午，张伯苓正在午休，蒋介石突然到访。他十分客气，表示重庆局势紧张，请张伯苓启程赴台或去美国。张伯苓当场拒绝，其夫人则说，张伯苓已老，又体弱多病，无法长途跋涉，也离不开自己亲手缔造的南开校系与几个远在北平、天津的儿子。蒋介石顿感错愕，只说了一些“啊……嗯”之类的语气词，告别时背影落寞，上车时还一头撞在车门上。

蒋介石日记里也曾提到他对张伯苓拜访游说无果后的黯然。那时的张伯苓，其实已接到昔日学生周恩来的密电，劝他留下。此时的他已70多岁，选择留下，想必也是不愿折腾。1950年 1月，他不幸中风，当年 9月，他返回天津。让他没想到的是，故乡已物是人非，南开学生并不欢迎他这位老校长，甚至称他为战犯。他曾希望去南开校内暂住，但校党支部置之不理，南开校庆时，他早早前来准备参加观礼，却被南开中学拒之门外，南开大学则仅给他安排了一个普通座位。

在南开校系倾洒了40余年心血的张伯苓，被这种侮辱所击倒。1951年 2月，他再次中风，不久后辞世。

他去世后，大陆的反应也极冷淡，除天津本地报章刊登其家人的“哀启”外，再无任何报道。后来，南开大学还召开各种批判会，对这位老校长冠以“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办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等恶劣评价。至 1960年，南开大学出版《南开大学校史》，更是对这位创校者全盘否定、大泼污水。

海外则是另一番景象。张伯苓去世消息刚一传出，港台乃至美国各大通讯社、报刊都深入报道，《纽约时报》更是出了纪念专题，称其为“重要的教育家”。台湾还为他举行公祭，蒋介石及国民党政要集体出席。

见证张伯苓生命最后这一段凄凉时光的地方，是天津和平区大理道39号。

这是一栋建于 20世纪 20年代的三层小楼，为坡顶英式别墅。小楼结构并不复杂，外观简单，砖墙上亦无修饰。院子颇大，有不少绿化。

此宅并非张伯苓私产，而是他租住的房子。据儿媳瞿安贵回忆，初至天津时，张伯苓生活还算惬意。他当时虽年老体衰，但多年来无不良嗜好，生活习惯极好，每日早晨五点半起床，六点做早操，七点吃早餐，而且吃得极多。据说，他当时每早要喝一碗牛奶，两个溏心鸡蛋，两个芝麻烧饼，最后还要喝一碗面茶，即黄米面做成的稀粥，上面撒着麻酱和芝麻。

早餐后，他还会出门遛早儿，十点左右回家，听电台看报纸。十二点左右吃午饭，饭后喝茶休息，一点半至三点睡午觉。六点半左右吃晚饭，晚饭后夫妇俩打纸牌解闷，十点左右就寝。想来，若不经受那些打击，这位老教育家不至于二次中风。

大理道 39号的这栋英式小楼，并非张伯苓的私产，而是他租住的房子。他一生办学，始终清廉，全无积蓄和资产。病逝后，家人在他衣兜里找出七元钱和两张过期戏票，是其仅有“遗产”。

他住得最久的故居，在当年的南开区一纬路六德里，即今南开区三马路 26号。如今，此宅已遭拆除，这里原本是一处中式三合院，青砖墙青灰顶，普通平凡，周边亦是平民区。他在这里住了40多年，张学良曾来拜访他，车子在街上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张公馆”，待得发现这简陋小院时，不禁慨叹堂堂南开校长竟居此陋室。

抗战胜利后，他重返天津，主持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在津的复校工作。在此期间，他租住在南门外大街 272号的一所欧式二层小楼里。

就是在这样的清苦生活中，张伯苓创办了南开校系。这位一生传奇的教育家，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毕业后曾服役于海军，参与过甲午战争。后来，他任教于严范孙的家馆，同时任教于王奎章的家馆。数年后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与严范孙一起，将严家与王家的家馆合并，改为私立中学，初时称敬业学堂，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改称南开中学堂，“南开校系”就此发端。

如今说起南开，很多人都称张伯苓居功至伟。严范孙被历史所遮蔽，实属不该。严范孙一直为推广新思潮新学说而努力，他的家馆已有现代教育之气象。早年的南开，严范孙与张伯苓的关系既是伙伴，也是雇主与雇员，若无严范孙的种种努力和远见，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南开。

那时，私人办学极为发达，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光华大学等都是其中翘楚。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始创时仅文理商三科，后增设矿科，1931年设经济所，1932年设化学研究所。此外，张伯苓还于1923年创办南开女中，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1936年创办重庆南开中学，“南开系”几成教育界的一支“舰队”。

张伯苓曾说：“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之所以有此感慨，是因为年轻时遭遇的国耻。

1898年 7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正在占据威海卫的日军按约应撤出，清政府接受后再行转让给英国。交接仪式在威海卫进行，张伯苓所在的通济舰护送清廷官员前往。交接仪式的程序是先取下日本的太阳旗，挂起清朝龙旗，然后再拱手让给英国人。

张伯苓回忆：“清兵一字排开，每人穿一件破旧坎肩，衣前写一个‘兵’字，背后写一个‘勇’字，而衣服更是杂七杂八，不是过于长大，就是过于短小，士兵个个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他们除了手中的大刀，多半还怀揣烟枪。降旗的清兵更是不堪入目：蓬头垢面，两肩高耸，慢吞吞走出来，降下挂起不久的龙旗……而英军恰恰相反，一个个身材魁伟，穿戴威严，列队行进，步伐整齐，神采飞扬地升起英国的米字旗，那神情就像在战场上接受乞降者签字画押。”

也正因此，投身教育后的张伯苓，除了希望以新知识、新思想“武装”年轻人之外，亦极强调身体的强健，对体育运动的推广不遗余力。早在严范孙的家馆任教时，他就要求学生进行跑步、跳高和跳远等锻炼，还组建了足球队。当时体育设施奇缺，他便自己动手，比如摆两张凳子，架一根竹竿，用于跳高。

南开校系建成后更是屡屡在远东运动会等比赛中获得荣誉，至于足球这个张伯苓看来合作性最强、又考验体能和意志力的项目，南开队也有辉煌战绩。如 1935年，以南开队为主力的中北足球队在“爱罗鼎”杯比赛中，在连续击败在津的英国队、俄国队和世界队之后夺冠，是中国首支战胜洋人并夺冠的足球队。

他亦被称为“中国申奥第一人”。1907年，他在天津第五届校际运动会颁奖仪式上提出：“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赛场上”。他还创办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该会先后加入了国际足协、国际泳协、国际网协等，更于 1931年被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为团体会成员，标志着中国成为国际奥委会的一员。1932年，他促成了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参加第 10届奥运会的百米比赛，开启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历史。1945年，抗战胜利，他主持抗战后第一次中华体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会议，决定申办第 15届奥运会，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

张伯苓曾说，“南开学校诞生于国难，所以当以改革旧习惯，教导青年救国为宗旨”。在他看来，中国人有五大弱点：体弱多病、迷信、贫弱、不能团结、自私自利。他亦对应性地提出五项方针，包括改善个人体魄，学习现代科学，组织学生参加团体生活以提高协作意识，有活泼的道德修养和为国为民之精神。

今天我们常说“素质教育”，却在流水线的应试教育中苦求不得。可多年前的张伯苓，早已将“素质教育”落到实处。据载，那时的南开，文体活动之多可居全国之冠。他曾创建新剧社，不但推行新文化，也意在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他积极参与剧社活动，亲写剧本不说，还以校长身份参演角色——今人看到此事，或觉平平无奇，问一句“难道校长就不能表演节目了”，但在当年，这可会被视作“有失体统”的行为，引来“卫道士们”的非议。也正是这家新剧社，走出了戏剧大师曹禺。

1926年，南开高中开设“社会观察课”，学生每周要去周边的政府机关、工厂参观，并写考察报告。南开大学则提倡“土货化”，意图“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在教学上结合实际，比如学到社会保险制度时，就组织学生参观保险公司，学到电学时，便去参观发电厂，学到采矿时，就去煤矿参观……

这也恰恰是张伯苓推崇的“公”“能”教育吧！“公”即无私，“能”即实干，南开大学的前十一届毕业生中，直接从政者仅5%，大多甘于寂寞，不在聚光灯前招摇。有人认为名人少就意味着南开培养的人才少，张伯苓则说：“说南开还没有出过人才，我也承认。因为直到现在，南开还没有造就出来一个军阀、一个政客。但在社会上服务的南开学生却不少。 ”1948年，国民政府选出首届中科院院士共 81人，其中 9人出身南开。

私人办学，最难过的便是资金一关。数十年间，张伯苓一直四处奔走，用尽办法筹措经费，甚至为此忍辱负重。他曾说：“四十多年以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笼罩在愁云惨雾中，甚至每个小树好像在向我哭，我也还咬紧牙关未停一步。一块石头只需不断地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愈滚愈圆，路也愈走愈宽的。”

那时，经费多靠个人捐款，但有能力捐款者，往往是政客和军阀，其中不乏声名狼藉之人，有学生便为此而抗议，认为这有损南开名声，张伯苓则说了一句：“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

尽管筹措资金极困难，但在用钱上，只要于办学有益，他便毫不吝惜。一向“欠债办学”的他曾说：“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任何学校的经费，如在年终，银行里还有存款，那就是守财奴，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

据说，在抗战前的三十余年中，张伯苓共为南开校系筹措了数百万元资金，堪称奇迹。可一向认为“私立非私有”的他从不谋私利，他将南开的经费完全公开，经年账目全部放置于图书馆内，谁都可以去查。他的月工资是 180元，多年不变，可教授们的工资却一涨再涨，最高可至 300元。他一直住在那个破旧简陋的三合院里，可却建了环境优雅、设施齐全的“百树村”，做教工宿舍之用。

南开当年没有汽车，只有人力二轮车充当“公务车”，张伯苓也不擅专用，校内教职员工如有需要，均可使用。去北平公干，他只住一家每日店费一元的小旅馆，随身带一盒臭虫药防旅馆内的臭虫，带一包茶叶当自己“最大的奢侈”。他也不沾烟酒，不打麻将，婚后曾对夫人说“教育清苦事业，所入无多，当量入以为出，家中事悉以累汝”，因此从未聘请仆役。

以他的才华、名气和豁达性格，若想做官，自是唾手可得。可他始终潜心办学，甘心过这种每日“化缘”的生活。

他这一辈子没亏欠过谁，但他的晚年，却真遭了亏欠。很多年后，人们又开始说“张伯苓是个大教育家”，每逢奥运，人们又说“张伯苓是申奥第一人”。关于他的纪念文字越来越多，仿佛一切暗面都不曾存在。他的故居清静寂寞，但总算挂上了牌子。他的雕像隐藏于南开校园，乏人瞻仰，但总算在形式上得到了尊重。

可是，偏偏少了这样一句话：对不起。

本文摘自《故人何寂寞》 叶克飞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