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最后一天，南京长江边上，大江滚滚而去，傅斯年和胡适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两人禁不住潸然泪下。

此时，前方战场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蒋心中迁台之意早就萌生了。

此前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

当月，由他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迁到了台湾杨梅镇。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

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中，想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发扬光大，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的确是难以想象的。

傅斯年之所以能把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不仅取决于他的才干，取决于他大刀阔斧的勇气与锐气，更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

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

比如拒绝三民主义进学校等。

他强烈反对把大学当作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

抬头看看今天笼罩在工具主义之下的大学，想想傅斯年当年身体力行的理想，不禁让人黯然神伤。

同时，他倡导简朴的学风。

9月28日是他到台大的第二个学期，发布了这样一个布告：

本校学风，素称俭朴，然亦偶有有钱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兹在学年开学之始，特行告知诸生，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校之门；既入本校之门，即须改行自新，须知国家办此大学，费钱甚多，经费皆民脂民膏，岂容此辈滥宇其内，浪费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见有习尚浮华，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纠正，或开除学籍。

什么是大学精神？

这是他耿耿于心，始终不曾忘怀的。

“大学也必须有大学的校长，包括精神与形式”，“发挥大学精神”、“促进学术空气”是他办台湾大学期间首先考虑的。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庆时，他发表演讲说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精神就是傅斯年说的“专求真理”这四个字，这是第一位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

这和竺可桢当年为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校训，和哈佛大学的校训也都是相一致的。

本着这一理想，傅斯年呼吁学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一个社会品行好的人多，社会就会健全，反之就很危险。

“这一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人与人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社会上这个风气厉害了，社会就上当轨道。”

在大学里这一观念尤其重要，他倡导“知识的诚实”，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学问不能进步，发明更谈不上。

“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切的根本。”

傅钟是国立台湾大学的校钟，也是该校象征之一，位于行政大楼水池前和椰林大道之间，是为了纪念台大第四任校长傅斯年所建立。

为维护大学精神，傅斯年一往无前，毫不退缩地站在前面。

当时的台湾风雨飘摇，一切都没有上轨道，社会情绪激越。

一方面他筚路蓝缕，致力于营造大学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他还要抵挡来自政治的风浪，以及社会上的各种攻击，他恪守的一条底线就是大学的独立与尊严。

他在国民党统治下致力于维护大学独立的原则，可以说已经竭尽所能。

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在大学推选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

“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难怪有人这样评价：

傅斯年先生掌台大两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

2000年1月，台大总务处将坚持多年的人工打钟传统改为电脑控制，同时钟声也定为21响，并立碑说明傅斯年校长的名言：“一天只有21小时，其余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校长所代表的学术自由、大学自主性的价值想像，已经成为台大校园的历史遗产。

附录：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 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

傅斯年曾任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代理校长(1945-1946)和台湾大学(1949-1950)校长。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23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15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北病逝， 享年55岁。主要著作有《东北史纲》(第一卷)、《性命古训辨证》《古代中国与民族》。有《傅孟真先生集》六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