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问过我们老师一个问题，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么这比原来的全封建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
“我们老师在那左一句右一句就说不清楚。我又问那你说是全封建的封建专制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好，他也说不清楚。” 

上面这两段，是历史学家马勇先生在接受某自媒体采访时，告诉对方的一则小故事。 很多人面对中国近代史时，都会和马勇当年的那位老师一样，掉进“半半社会”的糊涂账里。

如果有学生像马勇那样多问一句，想必会换来老师的白眼：“就你那么多问题，书上就是这么写的，考试就得这么答。”

 绝大多数的国人，最初接触的中国近代史，都遵循着“半半社会”的逻辑，甚至终其一生都没能跳出去。 实际上，“半半社会”的视角确实过于单一，根本涵盖不了复杂的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若仅限于如此理解历史，就会把增长智慧的知识，学成禁锢思维的教条。

 马勇先生出生于1950年代，长期受困于单一革命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把持。因此，他在研究晚清史时，一直着力于在革命逻辑之外，寻找新的叙事角度。 

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与死人对话 

马勇说，他在写严复的时候，会把严复的照片贴在书桌上，写到得意时，就抬起头来和对面的严复对视一下——“怎么样？我这一句写得可以吧？” 然后又继续埋头笔耕。 在他看来，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与死人对话。

毕竟，没有哪个历史学家能够回到过去，亲眼看看发生了什么。而跟随死去的古人，能够更清晰地回到那些今人难以到达的过去。 马勇先生最初进入晚清研究，是从晚清遗民的角度。1991年他写过几篇关于严复对近代中国问题思考的文章。从对严复的观察开始进入晚清，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对晚清的看法。

比如，为什么从1897年开始的科举制改革，最终会导致其于1905年被废除这么一个结局？从严复的视角看，晚清转型当中的政治改革，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应有之义，在这其中，无论朝野各界，都有自己的一个寻找正当性的判断。
严复从晚清到辛亥革命前后，在学术和政治的关联上做了深度介入。马勇的很多价值观就是从严复这里引发出来的。

 除了严复，辜鸿铭对马勇的影响也不小。 马勇曾经在《南方周末》上发表过几篇写慈禧太后的文章，被读者写信骂其为慈禧翻案。对此，马勇解释道：“实际上我当时写慈禧太后的时候，主要的思考，就是当年辜鸿铭的判断。” 一直以来，在近代史叙事中，慈禧太后都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形象；但从辜鸿铭的资料里，马勇感觉到的却完全不一样。 

当然这并不代表辜鸿铭的判断都是对的，但是至少通过辜鸿铭，今天的史家对历史的认知能有“一个新的参考，一个新的思考视野，在这个视野里面，能够比较宽容地去理解晚清的政治领导人在国家变化和转型时期，他们思考国家前途，究竟如何选择。”

除了与具体的人物对话，马勇还提倡与过去的史书对话。 梁启超曾说：中国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旧史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今天研究清朝历史，《清实录》也因此常被人忽略。 但马勇认为，《清实录》的史观其实很值得参考。

他说：“我们新编清史，可能要回到王朝本位。要以一种王朝的立场、王朝的意识来看待清朝的历史，才不会在整个清朝历史当中打架。” 因此，在进入晚清研究时，马勇能从《清实录》里找到一种“价值观的平衡”。从清朝人本身的看法进入——大概清朝的遗民到民国时期，他们的价值观变得比较反动；但是回到晚清的场景下，他们的价值观可能比较中立。
这是因为，他们既不是清末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关联者，也不会站在革命党一边，从反对和批判的立场去思考。

警惕后死者的话语霸权

 一般的历史学者都会有这么一种警觉和自觉，就是历史是胜利者建构的。所以，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讲，马勇对胜利者的话语也有非常高的警惕性，不管这个胜利者所书写的历史是真还是假。
马勇曾经读过很多回忆录，给他最深的感受就是后死者的话语霸权。因此，他在研究晚清历史时，会格外留意先故者的委屈，和他们没有办法表达的心声，仔细甄别后死者的叙事是否存在有意无意的添油加醋。 比如戊戌六君子与康梁之间的关系。

戊戌六君子在1898年9月的政变中遇难。他们当初是怎么想的，康有为、梁启超描述的是否就是六君子之所想呢？ 马勇在多年的阅读中，越来越感觉到好像不是，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康梁作为后死者的话语霸权。

如果从六君子自身的层面进入，再去思考当时的历史场景，思考六君子和其他不同派系之间的关联，可能就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类似这样的情况，马勇笔下的晚清还有很多。 

比如两宫之间的冲突，以及慈禧和光绪的死亡，马勇在看资料时感觉到，后人添加上去的故事多于事实本身。 还有李鸿章和袁世凯。马勇近期刚完成了一个关于袁世凯三年开缺之后生活场景的研究，他发现我们过去关于袁世凯在晚期开缺之后的描述严重失实，主要就是由后死者的话语权所造成，甚至包括袁世凯周围的人。 

为了对抗后死者的话语霸权，让先死之人“开口说话”就很重要。 因此，马勇很重视口述史的研究，“人人都做口述史，才能鉴别历史的真假”。 人心自有曲折，马勇老师并不避讳这一点，他说：历史也有许多污浊的地方，也有很多不堪的地方，但是我们分析的时候，还是要放到一个具体的当时的历史场景当中，尽量去逼近真实。

从全球史关照中国转型

 历史学者朱维铮曾说：想象中国是仅有一个窗户的房间，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屋内，似乎洞察一切，但唯独不知道这间房间坐标何处。 因此，在看待中国历史时，从外向内的视角就很重要。也就是说，把中国近代的变革放在全球史的背景当中去讨论。
马勇差不多就是这样做的。比如他从古代中国史如何融合印度文明切入，来讨论全球史中的中国坐标。 中国文明对于印度文明的接纳，让印度文明成为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大致用了800年的时间。

佛教文明进入中国，从东汉初年的冲突，南北朝时期中国成为一个佛教国，但是它真正融入到中国知识阶层、朝野各界或是家庭，大概是在北宋时期。 讨论佛教文化中国化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中心问题：西方因素的进入。 

如同佛教文化的进入一样，中国一开始不适应，以乾嘉汉学为例，它对西学是一个拒斥的状态，但是实际上乾嘉汉学内部对西方科学方法的吸纳，很值得我们今天注意。 然而到了18世纪，中国却未能有效地和西方处于同步共振的状态，导致后来的问题复杂化。

从洋务运动一直到甲午战争，只是一种片面的发展，没有整体性的变革，它给后来留下了无穷多的问题。 严复当年就说牛有牛之体，马有马之用。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终于开始学习西方的“用”，但是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却从骨子里并不认为中国文明整体上落后于西方。 

那时的中国精英普遍认为，中西之间的差异只是中国还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缺少工业文明、商业文明，更缺少科学技术，因而主张“中体西用”，相信缺什么补什么，中国一定可以很快追上西方的步伐。结果，付出了甲午战败的惨痛代价。

那么，在1860年代中国转型向西方学习时，为什么形成这样一个“中体西用”的主流意识呢？ 马勇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现代化。中国能不能够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工业文明，能不能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国家。”

 这种认知，只有在全球史框架下才能求得。如此，不仅能帮助我们重新梳理“与其他文明共存于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历史，还可以帮助我们在当下与未来从容地应对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

原文来源：闻道不分朝夕

附录：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学术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文明史等研究。著有《汉代春秋学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1894-1915:梦想与困惑》《1895年大梦初醒》《1898年中国故事》《1900年中国尴尬记忆》《1911中国大革命》《超越革命与改良》《晚清二十年》《重新认识近代中国》等，并为梁漱溟、董仲舒、严复、章太炎、蒋梦麟等多人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