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前对国民性剖析得入目三分，几乎透明，但他自己却留下了许许多多解不开的情感谜团。除兄弟反目，朋友失和，最引人关注的是仰慕他的三位女性，朱安、许广平、萧红，都没有实现葬在他墓旁的遗愿。

一、朱安：欲将心事付瑶琴，弦断有谁听

生长于大户人家的朱安，虽然裹小脚儿，不识字，但她善良、孝敬、包容，忠于鲁迅的传统婚姻，履行了旧时代赋予她的全部妇节，仰慕地称他“大先生”。

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反目，家庭四分五裂。此时，朱安的娘家来信，要接她回去过安稳日子。但她毅然决然留下来照顾婆婆，直至养老送终。期间，鲁迅与许广平相恋、生子，朱安都带着祝福给予各种照顾。

然而，婆婆和鲁迅逝世后，朱安就像林黛玉在贾府失去了贾母一样，无人问津，整日吃糠咽菜。据公开资料显示，不但周作人不管这位名义上的大嫂，许广平也远离她而去。有人建议她卖掉鲁迅留下的藏书，换取生活费。许广平派人前来阻止说，这是鲁迅先生的遗产，更是中华民族的遗产，你没有权利卖掉。朱安被激怒了，说我也是鲁迅先生的遗产，我是他的遗孀。为什么你们只关心书架上的遗物，而不关心我？

朱安最大的心愿，是南下葬在鲁迅墓旁，画上“生是周家人，死是周家鬼”的贞节句号，但她1947年凄惨死去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被草草埋在北京西直门外的乱坟岗。

朱安的愿望之所以落空，一是鲁迅和婆婆相继去逝，让她失去了主心骨和救命稻草；二是家庭内部无形的阻挠；三是为了维护鲁迅反帝反封建和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的社会形象，如果朱安埋在鲁迅墓旁，就象征封建包办婚姻的死灰复燃。

父母之命，朱安与鲁迅，不是一家人，偏进一家门。

二、许广平：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许广平，本是鲁迅北师大的学生，由仰慕而发展到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从夫妻心理学观之，“生同寝，死同穴”是从古至今的归宿，但许广平1968年去世前，却没有按常理出牌，其遗愿是“我死后不要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火化后骨灰也不要保留。”

对此学术界有多种猜测：一是遵从鲁迅遗愿，许广平受过新式教育，与鲁迅互相钟情，思想、学识彼此合拍。鲁迅在遗嘱《死》里强调“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埋掉，拉倒”。况且，许广平早年与鲁迅通信时写道，她愿做秋瑾，“对于违反民意的乱臣贼子，实不如仗三寸剑，与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可见她与鲁迅一样，把身后事看得比鸿毛还轻。二是许广平于1961年加入无神论的党组织，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若与鲁迅合葬，有违自己信仰。三是朱安作为旧式婚姻的原配，尚未和丈夫合葬，她作为新式婚姻的妻子，更应拒绝合葬，作出表率。四是鲁迅在遗嘱中写道，“对于自己生前的怨敌，一个都不宽恕”，许广平对朱安晚年显得有些冷酷，鲁迅在地下也许会怨恨她，所以无颜合葬。五是鲁迅对萧红过于热情，超越了文学导师的界限，许广平由此生怨，因此不愿合葬。

这些猜测，大多似是而非。她拒绝合葬，很大程度上应是出于对鲁迅的深沉之爱。只有这样，才能让鲁迅形象保持独立性，纯洁性、神圣性。也许组织上觉察到了她“想合葬而不能明说”的顾虑，最终还是把她的部分骨灰撒在了鲁迅墓旁。

滚滚红尘，许广平与鲁迅，撞击出惊世骇俗的爱情闪电。

三、萧红：无可奈何花落去，物是人非事事休

自从电影《黄金时代》向萧红诞辰100周年致敬之后，人们发现若不是鲁迅独具慧眼，萧红这位民国旷世才女，难以扬名天下，很可能被乱世所掩埋。于是有人猜测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第四种感情”，特别是萧红1942年在香港去世前表示，把骨灰带给许广平先生，葬在鲁迅墓旁，“于愿足矣”，更让他们的情感变得扑朔迷离。

据萧红的第二任丈夫萧军回忆，“萧红的骨灰曾装于二尺高的一具珐琅瓶内，原置于萧红居室内，一天，被端木蕻良抱走，不知置于何处，至今下落不明。浅水湾实一‘衣冠墓’也。”

大意是，今天香港浅水湾萧红之墓里没有骨灰，骨灰全被她第三任丈夫端木“抱走”弄丢了。萧红研究者丁言昭在《萧萧落红情依依》里记载，当端木看到萧红写《回忆鲁迅先生》时，说：“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的？”萧红生前好友周鲸文在《忆萧红》里说，端木对萧红不大关心，他虽是男人，还像小孩子，没有大丈夫气。”

端木的回忆则不同，当时日军已占领香港，他在一家古董店买了两个陶瓶，分别装好萧红骨灰。一瓶葬于浅水湾墓地，一瓶临时埋在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后山，准备日后再带回内地。但“后山”扩建，原地已难寻找。1996年端木立下遗嘱，将一部分骨灰撒在香港“后山”，与萧红相聚。

表面看，是因端木的阻挠和毁“灰”灭迹，才使萧红未能达成陪伴鲁迅的意愿，但深层原因还是当事人或多或少误读了鲁迅和萧红那份“特殊”的感情。直到今天，还有无数人将其简单称之为“第四重感情”、“暧昧”、“暖情”。

从《易经》视角观察，鲁迅的先天卦象属于遁卦之人。其性格特点是有能力主宰自己命运，在人群中引人注目，但在职业、情感上不会主动出击，不善外露。卦形下面两个阴爻与上面四个阳爻互为进退，说明四个阳爻实力充足，自如应对两个阴爻，可进可退。凡事就像他躲进小楼成一统，在租界写作一样，处处留有余地，给身边的人以强大的安全感，即“上九：肥遁，无不利。”

萧红则不然，她在《易经》先天卦象里属于大壮卦之人，其卦形与鲁迅恰好相反，上卦震指爆发力，下卦乾指突破力，性格特点是驱散内心的乌云，活出生命的雷声和闪电，才华易于显现，容易成名。同时，内心深处有压迫感、有负担，所以要不断打破桎梏，给外部和自己创造力量感和自由感，容易在燃烧中毁灭，在绽放中凋零，即“上六：羝羊触藩，不能进，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鲁迅形容她的作品，“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写出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越轨的笔致，恰恰是大壮卦的性格特点，具有野性的力量，自由的灵魂。即使在流离失所，绯闻不断，重病缠身之中，她仍写下里程碑式的《生死场》、《呼兰河传》。

当内敛型的长辈鲁迅，遇到外向型的晚辈萧红，当包容型的鲁迅，遇到倾诉型的萧红，看似冰炭不同炉，互相排斥，但这种相反相成，恰恰体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此“道”是他们对艺术、人生的相同体味。

1937年，萧红到北平女友李洁吾家，疗萧军的情变之伤。李洁吾回忆：“偶然之间我们谈到了父亲，我说：‘鲁迅先生待你们，真像慈父一样！’她马上说：‘不对！应该说像祖父一样，没有那么好的父亲！’”原来她对鲁迅，有着索求祖父溺爱的隐私，所以她到鲁迅家去得那么勤，撒着与身份不相称的娇，而鲁迅对她的喜爱也很好解释，莱蒙托夫有一句诗： “我深深地被你吸引，并不是因为我爱你，而是为我那渐渐逝去的青春……”在上海的最后一年，正是与萧军的决裂期，她的心太冷了，只能跑到鲁迅家去取暖。

萧红曾在诗中写道，“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父亲是我的敌人，而他不是，我又怎样对待他呢？”“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样来抵抗。”“泪到眼边流回去，留着回去浸食我的心吧，哭又有什么用，他的心中既不放着我，哭也是无足轻重。”“什么是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是痛苦。”此前，萧军先是与上海女子陈涓，房东三小姐王丽产生婚外情，还搞大了朋友之妻许奥华的肚子。诗中直白地控诉了父亲和萧军对她的轻视、家暴、伤害和遗弃。

萧红一生遇到了父亲、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等男性，他们在抚养她、爱她、拯救她、接纳她的同时，更伤害了她。但祖父和鲁迅却独具别样意义，是他们让萧红真切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美好与尊严。萧红幼年和祖父在一起，还有成年与鲁迅的交往，是少有的两段幸福时光。呼兰老家后花园里无忧无虑的祖孙对话，和上海滩一夜成名的荣光，遥相呼应。如果说祖父给了她“温暖”，那么鲁迅则给了她“尊严”。

事实也是如此，1936年，鲁迅病逝前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谈，对方问：“当今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有哪些？”鲁迅毫不犹豫地回答：“萧军的妻子萧红，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这是鲁迅用尽生命最后一口气，向国际友人推荐他引以为傲的萧红，可谓“化作春泥更护花”。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鲁迅与萧红都因误诊而告别人世。鲁迅本是胸积水，却误诊为肺病，萧红本是肺病，却误诊为喉瘤；他们都在短暂的生命里点燃了文学的天才之火，又都在“不甘”中放下手中的笔。这一切，不知让多少人为他们的交集而垂下伤感之泪，发出悲凉之叹。

英国物理学家霍金，临终要求将骨灰安放在他生前最仰慕的科学家牛顿和达尔文墓之间，表达对前辈的敬意，其心情与萧红的遗愿别无二致。这种人类崇高的情感，绝不是模糊的“第四种情感”所能概括的。

萧红没有霍金幸运，她的遗愿已化为泡影，就如作家史铁生希望把骨灰埋在地坛一样，一直无法实现。母亲曾推着轮椅上的史铁生在地坛度过人生的低谷，鲁迅曾给予萧红祖父般的慈爱。面对没能安葬地坛的遗憾，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写道：“只要想到你，无论在何处，就都是你的墓地，你就在那儿，在每一处，在我们想你的地方。”对于喜爱萧红的人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正如鲁迅所说：“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对生命而言，埋在活人心中，也无法活过来，所谓活着的，是情。亲情为上，还有爱情、友情，无论爱情，友情，燃烧到最后都化作亲情之炭。

其实，“第四种感情”本身就是一种模糊概念，无法化验和定义两个灵魂碰撞出的“相识恨晚”和“知音难觅”，也难以衡量鲁迅对萧红的欣赏和萧红对鲁迅的仰慕。如果非要将他们视为庸俗化的两性欲望对象，那么对鲁迅和萧红都是一种亵渎。

茫茫人海，萧红与鲁迅，一块寒冰相遇一炉炭火。

本文作者：王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