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画坛上，徐悲鸿与刘海粟都是不折不扣的艺术大师，但这两位大师之间的关系却很糟糕。刘称徐悲鸿是其弟子，徐则称刘海粟是“汉奸”。
　　

　　同心出版社于2009年6月出版的荣宏君所著《世纪恩怨——徐悲鸿与刘海粟》一书，披露了两位大师结怨的来龙去脉。
　　1．徐悲鸿写给周扬的两封信
　　绘画之余，笔者尤喜收藏艺术界名家的书札。在笔者收藏的众多信札中，徐悲鸿1953年写给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两封信较为特殊，徐悲鸿在信中竟直呼刘海粟为“汉奸”。那么，徐悲鸿的指责可有根据？
　　下面，先把两封信的原文附录如下：
　　这两封信写于1953年，也就是徐悲鸿去世的那一年。徐悲鸿直呼刘海粟为“汉奸”，这引起了我对徐悲鸿与刘海粟关系的关注。
　　有人说，徐悲鸿与刘海粟分别代表了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京派与海派，因此两人之间的恩怨背后，是京派与海派两大画派之间的纷争；也有人说，这是文人相轻的狭隘思想作祟的结果。但在我看来，画派纷争的解释并不成立，因为若是论起画派的根源，两个人都是江苏人，又都曾留学欧洲，所谓的纷争，也只是艺术风格的不同而已。文人相轻的说法更是无从谈起，毕竟徐悲鸿提拔了艺术界的很多后起之秀。
　　周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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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日，我为抗议汉奸刘海粟出任华东美专校长，曾与先生面谈，并致长函备忘（又附览刘国画两册）。今觉意犹有未尽，再述如下：
　　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此乃吾人最蔑视者，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之污点。再则，刘海粟抄袭他人作品以蒙蔽人民，铁证如山，为清除文艺界之恶劣作风，此乃典型事件，我当坚持抗议到底！愿知先生意见……
　　此致
　　敬礼
　　徐悲鸿
　　六月五日
　　周扬部长：
　　今日先生谈拟开座谈会，令刘海粟检讨，我回来思量，以为不必要，原因是：这可能成为像刘海粟在上海时自吹自捧的“检讨会”，不解决问题。我以为应叫他坦白下列各点：
　　（1）上海沦陷时间与日本人有那（哪）些勾结？参加过那（哪）些媚敌活动？担任过何种职务？
　　（2）共盗（剽）窃过那（哪）些作品？（如果写明仿某人作品不算）一一列举出来。
　　（3）谁贩卖形式主义？谁毒害了青年？是我还是他？谁是谁非？应严格检讨。
　　以上各点，须在一星期内交出材料与文化部，如果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如果他还隐瞒或辩护，足证问题严重，文化部应严加追究查办，我想先生当能同意。我当继续收集有关材料，在他坦白期间暂不发表。
　　此致
　　敬礼
　　徐悲鸿顿首
　　七月八日

　　2．刘海粟曾作画鼓舞军民抗战
　　那么，刘海粟真的是汉奸吗？
　　事实上，抗战伊始时，刘海粟曾表现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感与爱国热忱，他的画作也成为那段历史的证明。
　　1936年，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刘海粟有感而发，作国画《虎踞图》，表达了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共同愿望。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刘海粟有感于“八百壮士”的英勇抗战，即兴创作了油画《四行仓库》，大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
　　1937年10月11日，上海沦陷。地处租界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简称上海美专）犹如孤岛。1939年1月25日，刘海粟带领上海美专师生在上海大新公司四楼画廊举办“上海美专师生救济难童书画展览会”，共展出作品421件，筹集资金2000余元，为难童教养院盖了3幢宿舍楼。
　　……
　　由此可见，刘海粟在抗战前期，是上海美术界积极抗日的代表人物。
　　3．刘海粟拒任汪伪政权的“教育部长”
　　1939年底，汪精卫在日军的支持下粉墨登场，为即将成立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四处物色人才。褚民谊（原国民党元老、汪伪政权的主要成员）力邀刘海粟担任伪“教育部长”。很多关于刘海粟的传记中都提到过这一点，说刘海粟以“不懂政治”为由拒绝了。
　　在刘海粟的学生简繁所著的《沧海》一书中，记录了刘海粟对这段历史的回忆：
　　“褚民谊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当初他陪我去见汪精卫，汪精卫问我，你看我会做汉奸吗？我说你当然不会，你也是爱国的！但是如何救国，却要好好斟酌……当初他（汪精卫）找我去，同我说了一大套救国的大道理……这个人的演讲能力好极了，样子又长得漂亮，老实说我被他打动了，答应做一些教育方面的事情。因为不管时局怎么发展，教育总归是最重要的。”
　　由此可见，刘海粟当时并未拒绝汪精卫的邀请。后来，刘海粟却没替汪精卫做事，因为好几位答应为汪伪政府做事的人，先后被特务刺杀，人身安全不保。于是，刘海粟赶紧离开上海，去了南洋。
　　刘海粟去南洋最初是想避祸。上海美专副校长谢海燕有一个朋友，是印度尼西亚侨领范小石。范小石曾对谢海燕说，南洋华侨有意请国内有声望的艺术家赴南洋举办画展筹款，以支援国内抗战。在谢海燕的引荐下，刘海粟与范小石结识，并达成办筹赈画展的协议。
　　此时，正值1939年年末，抗战形势日趋吃紧，刘海粟乘坐“芝巴德”号邮轮到达南洋，经过短暂的筹备，刘海粟于1940年1月20日在印尼雅加达举办了“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览会”，共展出国画396幅。后来，他又奔赴万隆等地举办画展，所得款项都交给当地华侨总会管理，直接寄到贵州红十字会转寄给前线的抗日将士……
　　4．日本人派军机接刘海粟回上海
　　但是，刘海粟终于还是与日本人开始来往，并在1943年乘日本军用飞机回国。对此，刘海粟本人是这样说的：
　　“1943年5月二十几号，日本人用军用飞机把我从南洋送回上海，我一直很倔强的，这是斗争啊！非常艰苦的。像我的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吴湖帆、钱瘦铁，还有林康侯，一大批同道都投靠过去了。但也要原谅他们，他们也不是坏人，他们就是软弱了，一看日本人那么有势力，对他们又关心……
　　“当初日本军部派军用专机送我回来，有许多人不理解，以为刘海粟一定是卖身做了汉奸。误会很多，我不管的，随他们去说。这种事你不能解释的，越解释越不清楚。但是内心痛苦极了。写了一首诗，噢——写得好极了！中间有两句，‘世人不识英雄面，窃窃私语笑相向’。还有一首是题在画上的，‘天涯一孤雁，嘹泪叹离群；若问知心者，而今有几人’！”

　　而刘海粟回到上海不久，即与在印尼结识的富商之女夏伊乔完婚，日军高官川本芳太郎与高岛阙次郎竟登门道喜。
　　对此，刘海粟说道：“结婚，又不得了喽。川本芳太郎和高岛阙次郎这两个最重要的人物（日军高官），亲自到家里来恭贺。结婚办酒席，我没有请他们，结果他们反过来请我吃饭。我说我不愿意出去，他们就叫了一桌酒席送到我的家里来。嗨！他们来了就是吃饭、喝酒，其他的一句都不敢提！我也不提。”
　　虽然刘海粟说，与日本军部的人和汪伪政权的人只是吃吃饭、喝喝酒，“他们的心意很好，交朋友可以，但要我出来为他们做事情万万不可以”。刘海粟还一再强调：“中间日本军部派人给我送过两次钱，我没有收。这一点，我很坚持。你要是收了他们的钱，证明你完全被他们收买了，真正变成汉奸了。起头在上海，汪精卫要发给我津贴，我也是一分钱不拿的。所以后来我很硬气，徐悲鸿他们说我是汉奸，我叫他们拿证据，他们就拿不出来了。”
　　5．文化界至今仍有两种论点
　　对刘海粟是不是汉奸，文化界至今依然有两种论点。一种认为，刘海粟是汉奸，证据主要有二：一是周恩来主持的《新华日报》1945年8月23日刊出“文化汉奸名录”，第六名就是刘海粟，下面还有一段文字说明：“这位有名的画家在太平洋事变后由南洋到上海，受敌伪的利欲的诱引，下了水，公然对伪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称颂‘大日本’的‘王道’了。”
　　二是1943年11月30日的上海《申报》上刊登消息《刘海粟书展，昨预展盛况》，举办者是刘海粟的友人张一鹏（汪伪司法部长），出席者有林庚侯、陈彬和，都是当时著名的大汉奸，还有侵华日军的津田中将、近藤少将、盐田大尉、川本大佐等。并且，刘海粟与夏伊乔结婚大典，也是由大汉奸陈彬和当主婚人，参与者多为日本军政大员和一些大汉奸。
　　反对者则认为，《新华日报》的“文化汉奸名录”是靠不住的，理由是此名录乃“读者来信性质”。另外，在1945年8月23日的“文化汉奸名录”之后，另有该报发行人潘梓年所写《致读者》：“我们希望知道各方面汉奸情形的朋友，都把他们提出来。”

　　有人认为，八年抗战，形势很复杂，加之内地和沦陷区沟通有困难，这种群众揭发，绝不能作为论人的主要依据。况且，抗战期间，刘海粟曾到南洋展览筹款抗日，至于他为什么与日本人握手言欢，成为日军的座上宾，那是因为当时刘海粟为在夹缝中求生存，不得已而为之。报纸上关于刘海粟亲日的文字，是日方为渲染亲和气氛，迫使刘海粟就范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