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松芳

有意思的是，在汉人效仿旗装老早以前，“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嘉庆）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等到汉人可以穿旗装了，也就意味着旗人可以穿汉装；汉人的旗装还没有大兴，旗人的旗装早已弃如敝屐：“北京街头不见梳大板头装束的妇女，不是从一九一二年元月一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时开始的，而是从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开始的，在北京几百年来旗人妇女梳大板头的风气，到这时根本绝迹了。”时代乱，时尚也乱。

民国肇兴，革命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迎风猎猎，可是，反讽的是，不久就兴起了旗袍。曹聚仁说：“前清亡而旗袍兴，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变化。”然而，这一变化的内容及其过程，至今纠缠不清。认为旗袍是一种新式服装，与满清旗装没有多大关系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这种观点或观念的形成，不过是割断历史、一叶障目的结果。如果从旗袍成熟时期三四十年代来看，当然可以作如是观。问题是，旗袍是一天变成这样的吗？

大家或明或暗最喜欢引用旗袍起源的文字是张爱玲的《更衣记》：“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是的，汉民族的传统是上衣下裳，裳外再加裙而已，袍是爷们的专利，娘们够不着。张爱玲也说：“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〇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也想着要穿一截的袍子。“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

其实，汉族女子之想穿袍子，并没有等到1921年，起初也不是“蓄意要模仿男子”，实在是因为这满族妇女之袍乃贵种的象征，不由得你不意淫般地模仿一番。如申左瘦梅生的竹枝词：“簇新时派学旗装，髻挽双双香水香，拖地花袍宫样好，宽襟大袖锦边镶。”就描写了近代上海民间女子模仿满人穿旗袍的情形。女子如此，男子亦然。当然敢于模仿还得等到晚清式微之际，而且也只有在上海租界才敢。1946年10月7日《申报》本报特稿《上海妇女服装沧桑史》说：“据光绪十四年出版之《游沪笔记》，有下列一段的记载：‘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女则效满洲装束，殊觉耳目一新’。”味灯室主人的《沪北新乐府·红风兜》则对这种现象加以讽刺：“绛云朵朵飞街头，十人而九红风兜。风兜虽红镶似锦，捐票官阶非极品。虽非极品，已非小民。职方如狗都督走，朝廷名器无乃轻。况复红为妇人女子服，非官而红反嫌辱。不嫌辱，威风足。赢得乞丐呼老爷，乡愚见之亦瑟缩。”

如果说那时候的旗袍与后来的旗袍算不得一回事的话，曹聚仁的说法总应该值得重视：“旗袍的产生，大约在1914年到1915年间，风会的中心，就落在上海这个东方城市上。旗袍的式样，年有不同，它是从满清女子的服装发展出来的新鲜式样。最初是以旗袍马甲的形式出现的。即马甲伸长及足背，以代替原来的裙子，加在短袄上。到了北伐军北进，旗袍就风行一时。”

旗袍最初虽是以贱效贵，后来像张爱玲等力主旗袍的产生是因为时代的召唤，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然而它有一个客观的实用的效果，即保暖。一袭的长袍，总要比两截的衣和裳要暖和不少，而且也方便不少。所以，最初的旗袍都是冬装外套——现在突出线条的旗袍，只是一种特别的夏令连衣裙而已。李寓一说：“外套之形式有一口钟、旗袍、大衣三种，先专为冬季御寒之用，近则秋季亦用之，相习既久，遂流为妆饰。惟其中一口钟多为妓女所着，上等妇女则穿旗袍与大衣。”权柏华先生则认为一口钟与旗袍属于同一制式，只是称呼不同罢了。“民国成立前几年，(妇女)皆效男子外着皮氅大衣；近数年来，又改用合衫——又名一口钟——及旗袍，内袭细茸皮毛，外则用极艳丽之绸缎，此等服装概为御寒起见。”《民国日报》（上海）1920年3月30日朱荣泉《女子着长衫的好处》对旗袍的功用作了很好的总结：一、便利（上衣下裳，太不便当；长衫一件便够，省时省力）；二、卫生（冬天上下都暖，夏天比裙凉）；三、美观（比衣裙好看）；四、省钱（省布省钱）。“还有一层，女子剪了发，着了长衫，便与男子没什么分别，男子看不出是女子，就不起种种坏心思了。或者女子在社会上的位置，更高得多呢。”

即使到了旗袍广泛流行的1920年代，它还保持着这一功能。《申报》1925年12月21日第17版徐郁文的《衣服的进步》说：“到了民国十年，我们女界多风行旗袍，旗袍一行，我们女界到了冬天可便宜得多了。”著名作家周瘦鹃也说：“（1925年）上海妇女无论老的、小的、幼的差不多十人中有七八人穿旗袍，秋风刚刚起，已有人穿起旗袍，为美观起见，不妨从夹衣穿起，而为棉，为衬绒，为驼绒，为毛皮。”所以，像当今的名流如赵珩在新撰的《旗袍与西装》一文中说：“旗袍悄然兴起。与其说它（旗袍）是在满族原有旗装的基础上做了大胆的改良，毋宁说是一次十分了不起的女性服装革命。旗袍得以跻身于世界服装行列，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东方女装。”实在是说得太混搭。

再从旗袍形成的过程，也可说明旗袍绝非什么革命性的服饰。许多论家熟视无睹的大量材料表明，“最初是以旗袍马甲的形式出现的”，即先是将原来罩在短袄上的马甲拉长，称为旗袍马甲；直至与短袄合一，最后就成了旗袍。曹聚仁、包天笑等诸家均作如是观。

旗袍形成过程的另一面，即所谓模仿男子服装，准确地说直接模仿满洲女子服装，间接模仿男子服装，也表明旗袍产生的沿袭性而非革命性。《新东方杂志》1943年第5期张宝权的《中国女子服饰的演变》说：“长袍本来是满洲女子的土著服装，为了纪念八旗兵，才称做‘旗袍’。”说得颇在理，所以“式样很富男性感觉”。而汉族男子的服装，也是从清朝起始，才告别上衣下裳，穿起旗式的袍子，就像我们今天说一个男人像北方人一样，具有了粗砺的男子汉气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男女服装在上衣下裳这一最悠久的共性上有了分野。故“当男子受人攻击的时候，他会拍拍胸膛，申辩‘他不是穿节头衣服的人’，这就是说他不是女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旗袍都予人以男性化的感觉，称谓也有称为长衫或简称为袍的。如1926年2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抱璞氏《长衫女》说：“乃近一二年，穿长衫（旗袍）之女界逐渐增多，递至今日在广州市通衢大道之中，其穿长衫之女界，触目皆是，长衫女人大有与长衫佬抗衡之势。”又如萧继宗《新生活运动史料》说：“民国十五六年间，时当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妇女着袍之风渐盛，然款式多保守，腰身概取宽松，袖长及腕，身长在足踝以上。因其近似男装，当时只有时髦的妇女勇于尝试。”即便在美感上很认可旗袍的周瘦鹃先生，着眼的却是旗袍的男性美：“妇女的装饰实在以旗袍为最好看，无论身材长短，穿了旗袍，便觉得大方而袅娜并且多了一些男子的英爽之气。”

当然，后来以秋瑾这种英雌为代表的女子，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着力效仿男装，固然也有。但是，这毕竟有违男女有别之天然人性，旗袍终归要走向女性化。这一重要契机的到来，即西式收腰装袖等工艺的引入。这样，旗袍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前效仿旗妇“既大且宽，足以御寒也便于上马驰纵”的旗袍，变得“既长且窄，衩子极低，仅足够表现窈窕阿娜，闲雅斯文，于做事走路，都不相宜”。大约到1934年左右，旗袍从革命回归古典，既摆脱西化的模仿，也摆脱旗妇的模仿，成为时人吁求的“褀袍”或“中华袍”：“当下，中国都市社交界中，盲目的模仿西装而制成的晚装，曾成为时装的中心，可是1934年的趣味，无疑的是摈除着模仿式的倾向而渐趋于在我国原有的旗袍美上发展了一部西服之特点者。”

与此同时，象征勇武的男子旗袍——旗兵之袍——却在新的时代里，变成了文雅之袍了，甚至文雅到酸腐如孔乙己的长袍。再后来，男人穿长袍，就仿佛女人穿裙子一般，具有女性的特征了，男长袍与女旗袍，均仿佛汉民族服装千年精华的代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