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名人对待中医的态度，大抵可分为三类，“废止中医派”、“拥护中医派”、“改造中医派”。但确切地说，是两派：偏激的“废止中医派”与折衷的“改造中医派”，因为“拥护中医派”也大都力主“改造中医”。

近代一些极力排拒、诋毁乃至主张“废止中医”的新潮人物，一旦到了治病救命的份上，并不完全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坚决不请中医治病，有时候也会采取务实的态度，迫不得已地放弃对中医中药的拒绝。

像吴汝纶“到死不肯一试中医”、陈寅恪“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丁文江“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那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

对一些慢性病、疑难杂症和不治之症，西医束手无策时，中医或许有一线生机，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是不会轻易放弃一线希望的，有时会积极寻找中医治疗。

比如：“近代中国第一个提出废止中医的人物”俞樾，因“恨俗医不知古，下药辄增人病”，作《废医论》。之后，有病也不服药，委身天命，后病重，得到杭州名医仲昂庭诊治而得愈，感叹说“道未绝矣。”

严复虽对其孙女有“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的劝诫，但晚年在饱受哮喘病折磨的情况下，仍然用自家配制的中药膏治疗。

孙中山虽说自己“平生有癖，不服中药”，但当罹患癌症，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仍在家人、友人劝说下服用中药。

“戊戌变法”的头面人物梁启超，原本病在右肾，尿血不止。“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外科教授、医学博士刘瑞恒主刀，一个走神，竟将左肾当坏肾割掉了”。出院后仍然尿血，因病情“颇有增剧之象，不得已试服中药”。

郭沫若虽然说过“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誓言”，但晚年右侧肢体活动不便，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工作，郑卓人用民间验方“桑枝酒”竟然使其霍然而愈。

人称“五四”时代“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毛子水，是激烈反对中医的著名人物，但“某年，医疑毛公肺有癌征状，毛公夫人菊英女士来商，决以毛公年高，不宜使其受手术治疗的痛苦，后日服草药，数年后肺部症状竟完全消失，身体健康逾恒”。

国学大师汤用彤于1954年冬天出席《人民日报》社主持召开的胡适批判会议，回家后患脑出血，近一个月不省人事，经中西医治疗逐渐康复。至1960年，年近七十的他，竟然又能读书、研究了。从此以后，汤用彤“从对中医的极端反对变成极端的推崇”。

曾国藩（晚清名臣）给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尔体甚弱，咳吐咸痰，吾尤以为虑，然总不宜服药。药能活人，亦能害人。良医则活人者十之七，害人者十之三；庸医则害人者十之七，活人者十之三。余在乡在外，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

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见理极明，故言之极切，尔其敬听而遵行之。每日饭后走数千步，是养生家第一秘诀。尔每餐食毕，可至唐家铺一行，或至澄叔家一行，归来大约可三千余步。三个月后，必有大效矣。”

于右任（民国要员，复旦大学创办人）说：“我一生都看中医吃中药，在我们陕西，全省只有一间教会办的西医院，一共只有三个西医生，绝大多数老百姓有病都是靠中医治理的。

所以，中医对中国人的健康保障有很大的贡献，现在西医褚民谊等当政，想把中医消灭，这等于洋教徒想消灭全国和尚、道士一样，那怎么可以呢?”

刘文典（文史大师，联大教授）说：“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是大错而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

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也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班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

刘半农（新文化运动先驱）说：“我们一旦有了病，第一个困难问题，就是请西医好，还是请中医好，这在以骂中医为职业的某君，自然不成问题。但胡适之、马隅卿等都害过重病，西医医不好，却给中医医好了。

这又使我们对于中医，不得不有相当的信仰。但适之说：中国的医，是有医术，没有医学。有术无学，是带一些危险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仍旧要舍中医而就西医。

汤用彤（国学大师，哈佛三杰之一）说：“对于针灸的问题，因为我原来以为是一种迷信，就是偶然听见它的疗效，也以为是谣传，所以我对针灸毫不留心。

但是在解放以后，由于亲身的经历及耳闻目见，我从对中医的极端反对变成极端的推崇。”

邹韬奋（记者，出版家）说：“我国往往有人看了几本不求甚解的医书，就胆敢开方药治病，在他们腕下冤死的人真是不可胜数，这便是所谓‘庸医杀人’。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痛恨‘庸医’而遽断中医绝对没有好的，更不能因此遽断中国医术绝对无存在的价值。

中医确应有积极改良的地方，却不应不分皂白‘禁止’。即如‘旧医学校’，加以考查，绳以标准，然后分别决定存废则可，一概抹煞的‘禁止’，则于理似有未当。我个人偶有疾病虽向来请教西医，但平心而论，除了‘杀人’的‘庸医，之外，中西医却各有所长。”

梁实秋（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说：“所谓‘国医’，我们以为这明明白白地是一种文化落后的民族的产物，绝对没有资格和科学的医术抗衡，然而有极大多数的人平时可以坐火车、点电灯，而遇到自己身上有病时，依然要请教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的‘国医’！这现象使人丧气。

可是我相信，经过长时间地淘汰，‘国医’是一定要消灭的，优胜劣败的铁则在两种文化接触的时候一定早晚要显露出来的。”

陈果夫（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代表之一）说：“我主张：凡是能够治人疾病的医生，都该扶植，不管它是中医、西医。对于中医，应该在教育上、政治上作积极的扶植。

我以为至少要做到下列两点：①创办教育研究机关，发扬中国固有医术上的高深理论，整理数千年来的经验，而与世界最新的医学知识相印证。

②国家设立有规模的研究所，用科学方法化验中药，重新估定中药的性能……科学重实验，中国医生的观察病象和断定病态，以及决定治疗方法及用药，都有它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这种理论和方法，也是经过长时期的实验而成立的，不过和外国现在的看法不同而已，我们不能因为它与外国不同就说它完全不对！

不过在这个时代，要和这个时代的一切相配合，使大家都容易了解，所以我在民国十八年就主张中医要现代科学化。”

以上摘自《名人与中医》，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盘点一下，那些反对中医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

1 吴汝伦

桐城派创始人，早年访问日本，后提倡西学。也是最早反对中医的人士之一。被称作中国早期最有名的教育家，曾经用“贲育”（顶天立地的巨人）和“童子”（刚出生的婴儿）比喻西医和中医之间的差异。

他对他的学生说，与西医相比，所有中医典籍全都可以烧掉。

其言论如下：

答萧敬甫：中医为含混医术（辛卯，1891）

与吴季白：中医含混谬误，一钱不值（癸巳，1893）

与王小泉：拒绝中医实为卓识（癸巳，1893）

答王合之：灼知中医之不足恃（丁酉，1897）

答王合之：中医不如西医（丁酉，1897）

与廉惠卿：中药不足恃，不用宜也（丁酉，1897）

答何豹臣：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丁酉，1897）

与贺松坡：中药无用（戊戌，1898）

与李亦元：凭《洗冤录》断案如同儿戏（壬寅，1902）

谕儿书：中国一药医百人，其术甚妄（辛丑，1901）

同仁会欢迎答辞：《难经》《素问》皆是伪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九日，吴汝纶病，不信中医，只等米医（美国医生）到来。十日病重，米医不能确定病名，亲戚认为是疝气，经米医多方诊治，无效，”享年63岁。

“盖笃行其志，到死不肯一试中医也”。（李鸿章语)

2 孙中山

学西医出生孙中山革命前一直在澳门、广州一带行医，一生都反感中医。1925年病重，住进协和医院301病房，仍坚持不服用中药：“余平生有癖，不服中药”他当时对著名中医葛廉夫说。即便病重无救，请来名中医诊脉，孙故意扭过头去不看。

其后，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邰乐尔、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德国医生克里主持下，给他进行手术，术后一个月（1925年3月12日），亡。终年59岁。

3 鲁迅

因父亲三十七岁的早逝，鲁迅对中医有“切肤之痛”。当然可能是遇到了庸医，也可能是别的原因（比如肝癌晚期）。鲁迅平生有多篇文章写到此事，还写出“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这样的名句。加之后来选择到日本学西医，足见对中医的态度。

去世前鲁迅一直信任的是日本医生须藤（西医），直接死因是肺气肿造成气胸，压迫心脏，从而导致心力衰竭。1936年10月19日去世，终年55岁；

4 陈独秀

新文化的旗手陈独秀在《新青年》报上撰文，“（中医）不解人身之构造，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在陈独秀看来，“杀人以中医与弓，有以异乎？”

晚年却寄居一位中医朋友（估计医术一般）所在地江津，1942年病世，享年63岁。

5 梁启超

梁启超激烈的抨击中医为：“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

1926年，梁启超因患尿血病，到北京一家著名西医院治疗。医生诊断说是肾脏的毛病，需要作肾切除。梁启超的一位朋友认为不必割肾，劝他服用中药，但梁启超坚信西医拒不接受中医治疗。

在右肾被切除之后，他的病情仍无好转。医生于是又诊断说，病因在牙。在拔掉七颗牙齿之后，病情依旧。

这时候才不得不找名中医唐天如医治，其后，身体日渐康复。即使在他明知自己被误诊误医之后，怕因此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声誉，带病撰文，要国人不要因为个别事故而全面否定西医的科学性。

其后仍然坚持由西医检查及治疗。三年后，西医专家会诊为不治。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6岁。

6 胡适

胡适是哪个时代反对中医的领军人。1920年11月，他罹患糖尿病和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采用西医疗法久治不愈，被宣判死刑。

朋友建议他采用中医方法治疗，别无选择的胡适勉强应允，找到当时上海的著名中医陆仲安，几付药下去，居然好了。

自此，胡适又多活了40多年。这事把胡适推入到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他一方面是公开反对中医的领军人，另一方面是中医治好了他的“不治之症”。在事实面前，胡适只好退而认为“中医不科学，很糊涂，但是能治病”。

之后的岁月里，胡适先生对此事讳莫如深，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写了文章，简单提到过，然后就开始含糊其辞，始终不肯痛快承认此事，那篇文章也不能收进《胡适文存》，到了晚年，甚至抓住有关报道中的枝节错误，矢口否认。

7 傅斯年

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目发表《所谓国医》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中医：“中国现在最可耻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气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应是所谓西医中医之争。”

在傅斯年眼里，中医问题根本不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没有讨论的必要。他认为中医是腐朽的、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的东西，对于中医只有取消一途。

傅斯年在文章结尾提出了他的意见和想法：“管理他们(指中医)的衙门，当然是内政部礼俗司，而不该是卫生署，……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工作中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54岁。

8 丁文江

这位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著名史学家、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终生不曾请教过中医”也来骂中医。他曾做了一副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一次在贵州旅行，他和他的随从都病倒了。本地没有西医，他是绝对不信中医的，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肯请中医诊治。

于是打电报到贵阳去请西医，必须等贵阳的医生赶到了他才肯吃药。但医生还没有赶到，他的随从已病死了。当时在场的人都劝他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

于1936年1月5日在考察途中生病，经西医抢救无效逝世，享年49岁。

9 汪精卫

1928年，汪精卫授意当时的卫生部通过了废止中医的议案。遭到了举国中医界的反对。将近三百多名各地中医代表云集沪上请愿。

于右任老先生说：“中医该另外设一个机关来管理，要是由西医组织的卫生部来管，就等于由牧师来管和尚一样，岂非笑话？”蒋介石和五个代表一一握手说：“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对中医中药绝对拥护。

我小时候有病都是请中医看的，现在有时也服中药。你们放心好了。”孙中山的儿子立法院院长孙科也支持中医，一场闹剧才算收场。1944年汪精卫病死于日本，享年6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