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小九

《晚清之后是民国》的故事是从黎元洪开始的，第一章【从头再来】的头两节，就是【黎元洪就职】与【黎元洪其人】。黎元洪在东厂胡同的宅子里宣誓：“自惟德薄，良用竞竞，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在一旁见证的，除了内阁成员，还有他之后的政敌、国务总理段祺瑞。

“有人曾以’三无’——无智、无能、无为来比喻黎元洪的一生”，黎元洪呈现给世人的形象总是很“弱气”。例如我们中的大部分人第一次听说黎元洪这个名字，应该是在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里，武昌首义时被新军强行推举为领袖，尽管斯时的黎元洪既非革命党人也不是起义军首领。

我还记得紧接着这一情节的是一段论述，大意是说大革命在一开始就埋下了伏笔，混入了不少投机倒把分子以及旧官僚和军阀。这样的叙述充满了暗示性，让黎元洪的形象总是暧昧不清。

但历史并不是一个任性的小孩，一个角色被推上舞台总是有着各种千丝万缕的因由：

“其实黎元洪首义后的当选是众望所归——他一直是汉军名将，深得张之洞欣赏和提携，在士兵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黎元洪的加入，确实使湖北军政府的革命性减弱，不过正是这种减弱，使得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更多支持。正是由黎元洪、汤化龙这样的军政官僚出面号召，左中右各色人等都能在这里找到可以接受的理由——保守如康有为、梁启超觉得黎元洪、汤化龙代表了中国一种稳健的政治力量；激进如正宗的革命党人谭人凤、居正也认为黎元洪或许正是他们所期待的政治领袖。”

黎元洪为官清廉，平易近人，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在处理革命党人的活动时也比较宽容，可以说是典型的“儒将”，为人处事都以“中庸”作为最高准则，不偏执，包容性强。这样一个人，激进的首义革命军不惜威逼利诱也要选择他做首领（据说武昌首义时黎元洪躲在床下，被强行拽出来，这种说法当然缺乏证据支持），正代表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哲学——制衡。

无论是保守派与革命党的制衡，还是袁世凯代表的北方军阀与孙中山代表的南方军政府的制衡，黎元洪与他的湖北军政府都恰如其分地扮演着“第三方”的角色，被双方争取着、防范着，自身也在保持安全的前提下选择倾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袁世凯强邀黎元洪进京做副总统，离开湖北大本营才终止。

黎元洪被称为“黎菩萨”，有人说他后来也像一个裱糊匠，希望撑住民国的大舞台。某年“双十节”，他发布授勋令，颁给孙中山、各派军阀，乃至皇室遗老载涛，几乎囊括了各方势力。由此可见，黎元洪的内心愿望是想维持一个“好人政府”。

当我们把目光投回中国传统的历史与文化，会发现很多类似黎元洪的政治形象：打着汉家旗号的刘备，在强魏与豪吴之间成功割据一方；逼上梁山的宋江，在朝廷的招安与江湖的做大之间飘摇不定。而黎元洪与他们不同的是，在仁厚长者的外表之下藏着的或许真的不是野心，而是民主共和、全国统一的信念。

“在给恩师萨镇冰的私信里，黎元洪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不是黄帝子孙？岂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洪有鉴于此，识事体之大有可为，乃誓师宣言，矢志恢复汉业，改革专制政体，建立中华民国。’”

在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的时候，尽管黎元洪已经“身在曹营”，还和袁成为了儿女亲家，却依然选择了拒绝王封（袁世凯称帝后，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表达了自己反对帝制的态度。和成功站队的段祺瑞一样，在袁世凯事件上的态度，黎元洪是非常正面的，这很能坚定部分革命者对他的好感。

既有着传统“贤者”仁厚德高的品性，又有着坚定的反帝制兴共和的信念，对于经历了袁世凯事件之后剑拔弩张的中国政治环境来说，的确需要黎元洪这样一个“调停者”来平衡各方。这一点，是大权在握的段祺瑞，和激进的南方军政府都必须要接受的现实：即使黎元洪也曾有过帮助过袁世凯打压革命党的“恶行”，但相比于北洋军阀血统更为纯粹的段祺瑞，黎元洪更能被接受。

从这一方面来说，黎元洪生逢其时。

但他又极其生不逢时。

据说严复曾评价黎元洪：“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国历史，以为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

晚清-民初总是会让我想到春秋战国、三国纷争等诸多历史变动期，尽管各种主义、思潮、政体都在涌入中国，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态度，但“胜者为王”“强者为王”的传统军阀政治谋斗都始终深埋于人们的脑中。

在动荡的年代，我们首先期盼的还是强有力的统一政府、兵强马壮的国家军队、雷厉风行的霹雳手段，甚至是一个强势霸道的领袖。

我们不相信完善的体制、健全的律法和崇高的道德可以带来安全感、幸福感，我们笃信的从来都是力量。

“在他们看来，虽然朝代变了，说话方式变了，不过盘踞高层的政客们内心没有变；并且，一个旧时代的“好人”做了总统，能带领这个古老国家趔趄向前吗？当年“强人”袁世凯都无法面对的外交困境、财政困难以及内乱迭出、边疆不稳，在这个“老好人”手中，真的能得到解决？在很多人看来，共和政体只是一个“非牛非马”的政治“舶来品”，实在不明所以，也不知道该如何操作。”

而黎元洪，从先天来讲性格偏中庸敦厚，已经不是国人心中有决断力的领导人，再加上最重要的一点：自从被袁世凯强邀入京离开湖北后，他就失去了大本营的军事力量。

我们发现，尽管黎元洪不像其他军阀那样崇尚武装力量的绝对第一，但在他手握湖北军大权的时候，也是倾向于武装暴力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与孙武、刘成禺、张伯烈等组织“民社”，鼓动武昌和南京分裂；附和袁世凯定都北京；镇压“群英会”；与袁世凯合谋，诱杀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尽管这其中包含了很多复杂的原因，但拥有湖北军政府力量，的确会让黎元洪从“黎菩萨”变成“黎屠夫”。

而现在，这位“黎屠夫”身居高位却没有兵权，是个“光杆总统”，只能做回“黎菩萨”，完全依靠共和体制来维护总统的尊严，也注定了只能被各个军阀派系屡次愚弄、利用和驱逐。

这也是对当时中国环境的一种讽刺：宣传共和的人，自己却是不照做的；国家蒙着一层“民主共和”的皮，行的却是旧时代政治权谋的勾当。

“在给弟子蔡锷的信中，梁启超预言黎元洪基础不稳、有位无权，政局前途隐忧多多。梁启超最终选择与实力派段祺瑞联手。”

有这样的背景，再去看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竟能看出一点悲壮来。

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后，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同时也是北洋军阀的首领，军政大权在握，足以与黎元洪分庭抗礼，于是在各种问题上开始了政府内部的“站队”行动，小到国务院秘书长究竟要不要选择张扬跋扈的徐树铮，大到在内乱尚未平息的境况下要不要对德宣战。

在大大小小的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成熟的国家机器，面对内忧外患诸多问题时的力不从心，让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会演变成了高位决策之间的明争暗斗。

“北京政府的国会与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政争，基本上说来，同其他国家的类似政争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它总是伴随着民主政治制度而来。这种政争通常包括权力的争论，行使权力的程序，权力和特权等等，即使在当今最发达的民主国家，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办法加以解决。但在中国，由于政府尚未能够享有完全的主权，问题就显得更为复杂。”

问题不再只是问题，它是脸面、是尊严、是权力本身！“本来共和国的初衷是国会、总统、内阁三足鼎立的平衡，因为摩擦的激越，脆弱的平衡很快转化为拉帮结派的冲突，转化为非理性对抗。”

黎元洪想要维护总统的权力与尊严，段祺瑞习惯了独断专行按个人意志推进；无军权的黎元洪只能采用维护和遵守共和体制的手段作为武器，段祺瑞却显然更习惯用政治手段做局来请君入瓮。

黎元洪罢免段祺瑞后，皖系军阀控制下的奉天、山东等省宣布独立，无兵可用的“光杆总统”病急乱投医，让“辫子军”张勋领兵进京，最终演变成了“复辟”的闹剧，终结了自己的总统之路。

黎元洪的确是急了，“引狼驱虎”已经违背了他那条尊崇共和的底线，毕竟辫子军的张勋一直醉心维护帝制，又怎么会为了“维护共和”而卖命呢？但他已经无计可施。

“实际上更多时候，双方摩擦起源于对宪政制度的不熟悉，起源于界定不明，以及磨合的生硬。新成立的共和国政客们良莠不齐，人们还不太习惯于党派政治的操作，不太习惯于理性的立场和思维模式，把党派政治等同于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拉大旗作虎皮。中国数千年专制制度所产生的文化和传统，也使得政治的运作不知不觉地向着阴谋和争权夺利的方向靠拢。”

1922年，由于段祺瑞在北洋派系内的直皖之争中失利而被迫去职，北京政府改由直系将领曹锟与吴佩孚掌控，黎元洪因此重新复职大总统。

如果说袁世凯死后的继任还有一部分约法的原因，算是继承了共和体制的精神，那么这次黎元洪的复位就更像一场心知肚明的表演，直系不过是要借他的声望来驱逐徐世昌和安福党羽，他的利用价值在直系掌控局势后便会消失殆尽。

但黎元洪不仅同意了复职，还和直系提出了“废督裁兵”的条件，书中说“与虎谋皮”再恰当不过，相信黎元洪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提出呢？也许这是他对于民主共和的最后一点坚持吧，在军人政治的大环境下对于信念的一点执着。

这一点执着带着强弩之末的绝望，让黎元洪在面对直系的武力倒黎时，甚至冒险携带了总统印信逃离北京，想去天津行使总统职权，但最终还是被截留失败。

这一点努力与失败也再一次证明了，民主共和的皮虽然蒙上了中国的脸，但这颗心里流淌的还是旧式的武力政治理念，民主共和体制背后真正需要的精神并没有落地在这片大地上，也无法开出真正的花来。

这次毫无尊严可言的逃离与截留之后，黎元洪彻底成了明日黄花，狂澜虽在、力已全无。1924年他从日本返回天津，宣布自己告别政坛，开始转投实业发展。

1928年，黎元洪去世，段祺瑞也来到灵堂拜祭，“三鞠躬毕，喟然而叹，似有无限感慨者”。此时经历了更多的段祺瑞，也许会回想起几年前与黎元洪的府院之争，也许也会多了些不同的看法吧。

黎元洪遗嘱——
从速召集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纠纷；实行垦殖政策，化兵为农工，勿使流离失所；振兴实业，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意早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早定政治方针与教育宗旨；民元以来，凡无抵触国体之创制，均应一律保持，请勿轻议纷争；和平统一，利国利民

段祺瑞遗嘱——
勿因我见轻而轻启政争；勿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务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忘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

注释：
1. 湖北新军
清末张之洞训练的“新式”军队，编成张彪任统制的陆军第八镇，与黎元洪任协统的第二十一混成协。将领多选自武备学堂学生和军事留学生，士兵大部分系新招募，“军阀”习气较弱，容易为革命党人所争取，最终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武昌起义后，黎元洪作为湖北新军的实际领袖被选为副总统并兼领鄂督。

2.府院之争
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的简称，又称黎段相争。1916年至1917年，黎元洪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二人分庭抗礼，在选人任贤、对德宣战、暗通日本等问题上互相使绊，互有胜负。直至张勋复辟事件，以黎元洪的引咎辞职与段祺瑞的“再造共和”结束。

3.张勋复辟
1917年6月，张勋利用府院之争白热化的机会，率5000“辫子兵”借“调停”为名进入北京。14日入京后立即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30日在清宫召开“御前会议”。7月1日赶走黎元洪，宣称12岁的溥仪复位，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2天后，段祺瑞组军讨伐，张勋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告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