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终其一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赞成暴力。他说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是由一点一滴的变异，绝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

胡适还进一步说，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完全是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胡适认为这是顽固不化的表现。

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鼓吹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讲宽容，讲人权。说民主是人类在政治上最进步的方式；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这两样东西，如果了解得适当，运用得适当，都能够增进人类的幸福。

1935年胡适在《东方杂志》发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强调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说：“（我）反对中国采用种种专制或独裁的政制，” “我至今还相信这种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国家统一的最有效的方法”。

而毛泽东恰恰是一生服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阶级斗争可以解决世界上的任何难题，不仅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要靠阶级斗争，甚至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可以解决经济建设、经济发展问题，从而不惜登峰造极，剑走偏锋。

1927年以后，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国共两党的内战，没有见到胡适对共产党暴动的批评。不过，在三十年代中期，胡适在一些文章里对苏俄还不时的给予赞美，直到1945年美苏勾结的雅尔达秘密协定的内容暴露于世后，胡适才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

有趣的倒是他对国民党的不间断的批评，直至发起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从主观上说，胡适很想把国民政府引上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的道路，在中国实现“民治”。当然，这只能是胡适的一厢情愿。

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尤其是西安事变的发生，胡适终于倒向了国民党蒋介石。但这并非意味着胡适放弃了自由主义立场，与国民党同流合污。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却又不满蒋的独裁专制。作为胡适来说，也许是两相权衡，取其一吧。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人心，大打统战牌。像胡适这样的名人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的“统战对象”。最突出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1945年。那年3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发表胡适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谈话中，胡适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第二件事还是发生在那一年。这年的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冷、左舜生六人访问延安。其中的傅斯年既是胡适的学生，又是胡适的挚友。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统战机会，在见面之后，毛泽东便以学生的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

有趣的是傅斯年对延安的感受与黄炎培对延安的感受是截然相反。从延安回到雾都重庆，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说延安“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可傅斯年却说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风似乎并不民主。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自己的老师兼朋友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也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

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并没有改变自己对共产党的看法。是年的8月24日，胡适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泽东：“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此时正值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而斯大林于胡适电报之前两天，也催迫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电报说：“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对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非常不满，窝了一肚子火，1949年底，毛泽东去莫斯科，终于将憋在心中的这股气发了出来。

不论是胡适的“规劝”，还是斯大林的高压，毛泽东是不会听的。胡适的这种态度决定了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了。但毛泽东还是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他放出话来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了后笑了：“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这样一来，胡适终于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名单中被剔除了。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胜利取得全国政权的前夜，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在广播中将一生反对暴力的胡适列为战犯。这以此后，胡适又多了一个头衔——重要的战争鼓动者——战犯。

时间进入五十年代后，中国共产党经过镇压反革命、土改和抗美援朝后，政权已经完全得到了巩固。1954年，毛泽东发动了“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而在这之前，在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的“三大运动”的同时，大陆就开始了批判胡适，只不过当时仅限于知识界的小规模会议。

1951年秋天，先是由北京大学举办讨论“胡适思想问题”的学术会议，接着在上海召开“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在美国的胡适知道后说道：“我一向是乐观的人，总觉得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胡适估计“这种局面不会长久”，是错估了形势。到1954年，大陆思想文化界终于掀起了一场全面大规模地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

这年的10月16日，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时之间，批判会不计其数，批判文章如雪片飞舞，大家口诛笔伐，当时确实使胡适在大陆的威信扫地。一大批专家学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

从1951年算起，这场运动前后断断续续进行了七年，直到1957年反右时才告结束。那时大陆还派人向旅居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笑了起来：“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没有随胡适到美国而留在大陆。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进华北人民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结束分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他也不得不写了批判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

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文章中他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指责胡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终在蒙蔽人民”、“某心为美国服务”。又说：“（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还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

胡思杜并没有因为批判了父亲，和父亲划清阶级界限而免遭厄运，1957年他也成为数十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结果在绝望中自杀。

胡适回台湾时，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专门约见了胡适，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蒋介石询问了胡思杜的近况，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不领情，反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是暗指1927年蒋经国在莫斯科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这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没有料到胡适入室操戈，只好报以苦笑，不欢而散。

胡适对小儿子胡思杜的文章没有作过任何回应，只是把这份《大公报》的剪报粘贴在自己的日记里。但他对大陆批判自己的思想而累及了一大批留在大陆的学者（这些学者几乎不是胡适学生，就是胡适的朋友），又非常不安。

他给沈怡写信说：“此事（指大陆批胡适的运动）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因我受罪苦！除夕无事，又翻看你寄来两批资料（指大陆批胡适的剪报），不禁想念许多朋友，终夜不能安睡。”

就在大陆批判和清算胡适思想的时候，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在“特字99号《特种批示》中称胡适“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

胡适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思想自由、言论独立、不肯盲从、追求真理，鼓吹民主政治，实现个人价值，是否超越了时代，而不为时代所容？否则，鲁迅为何要说胡适是一位“荷戟独彷徨”的历史斗士？看来，胡适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