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萧元还在，他不会让我写什么回忆他的文字。他大概会一脸揶揄地对我说，你怎么也这么庸俗起来了？事实上，他在生的时候，我们曾经有次谈起过这个话题，我们一致认为，那些所谓的回忆文字是根本靠不住的。对于死者来说，文字是多么可疑的东西啊，好比法庭上的缺席审判，无论你对着多少听众喋喋不休，但对方一无所知，他没法同意或者否认。这本质上便是滑稽。

一眨眼萧元走了五年。当年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轰动一时，连中央电视台都几次专题报道，这是我们所有的朋友没有想到的。他走后我一直想写点什么，倒不是意图惺惺作态一番以示纪念，而是心里始终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我没法接受一个自以为非常了解的多年老朋友，那么优秀的一个人，以那样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落幕。

萧元出事的那一天，我正准备给他打电话，那是二〇一四年的五月。五一期间我们曾经见过一次，之前他说过多次，邀我跟他一起到郊外去钓鱼。假期我邮购的钓鱼竿子送到，而且我也查到了，广州东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可以钓鱼的水库。正想和他约个时间，没想到有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劈头一句话就说，你知道吗？萧元出事了。我吓了一跳，忙问是因为什么？朋友也说不太清楚，只是说人已经被公安抓走了。

我知道那些年萧元一直在从事行为艺术方面的研究，而做行为艺术的那帮人，差不多全是特立独行，乖张另类，不仅为有司也为主流社会所不待见。我平素对此没多大兴趣，只是每次吃饭聊天的时候听他说起，觉得那些人无非就是有些不一样而已，对社会即使无益，毕竟也无害，多一点宽容就是了，哪一个时代的新思想、新艺术、新文学处境也都如此，它们需要的是时间和耐心。当时箫元刚从北京回来不久，他去北京是为了准备写作一部行为艺术方面的专著，为此采访那个做行为艺术的著名的胖子。他和我聊过这事儿，说胖子的家大概是最安全的地方了，绝不会担心小偷光临，因为在他房子的周围，是无死角的摄像头，任何动静一目了然。时至五月，全国上下正进入了敏感时间，我下意识的猜测，也许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心稍有所慰，想着也不会有什么大事，一介书生，大不了图个嘴上痛快，即使胡言乱语，无非令人不舒服而已，训诫几句、关个几天也就罢了。

可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心里始终忐忑不安，我赶紧给在公安内的朋友打电话，看萧元究竟是牵扯到什么案子？很快朋友告诉我打听到的结果，一个叫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回答：箫元的罪名是涉嫌盗窃。我吃惊得在电话里就大叫起来，打死我我也不相信这个啊，开什么玩笑，箫元缺什么都不会缺钱。但是朋友非常肯定的对我说，他知道的结果就是这样。我说如果真是这个罪名的话，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误会，二是遭人构陷。

我和萧元结识于二〇〇一年。当时我正在写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长在红旗下》，还没写完，写到第七章。诗人庄宗伟是我多年老朋友，他看过前面几章的手稿后，迫不及待的帮我推荐到《芙蓉》。他说《芙蓉》杂志换了主编，主编叫萧元，是他的好朋友。说起来我和《芙蓉》也算有缘分，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风吹月季》就是在《芙蓉》上发表的，当时我十八岁。那部小说给我带来了许多的虚荣，我被人称为少年作家，成了湖南省作家协会年纪最小的会员；老作家康濯和叶蔚林还为我那部小说专门写过评论。我因此参加了全省的作家代表大会，省电视台和《湖南日报》都做了专访，第一次让老街坊们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了他们的小邻居。《芙蓉》编辑部的几位编辑也都算熟人，但是我不认识箫元。不过换主编的事我知道，因为从他们给我寄来的杂志上，我看到了面目全非的一本《芙蓉》。《芙蓉》一改传统文学杂志的风格，在栏目设置、选题甚至于板式设计诸多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前卫新潮，其中重点的选题是重塑70后，推出了一大批新锐的年轻作家。这在当时的文学界掀起了一阵旋风，《芙蓉》因此成为引领当时新文学潮流的风向标，也成为作家的圣地，但同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所有的这一切，其引滥觞者就是萧元。

没多久我就收到了最新一期的《芙蓉》，是为二〇〇一年第六期，上面选载了《长在红旗下》的第二章，大概三万多字。宗伟给我说，萧元非常喜欢这部小说。接着二〇〇二年的第一期，《芙蓉》又选载了小说的第四章。这是我酝酿很久以后的一部小说，以我小时候随全家下放乡下十年为背景。本来在下笔之初我就没什么抱什么期望，主要是因为所谓题材的敏感，我有自知之明。况且那个时候我早已过了小文青的阶段，对发表与否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当然能够发表出来也是好事儿，尽管我一直不太在乎别人对我作品的评价。虽然我们尚未见面，但心里已引为知己。

几乎在收到第二期《芙蓉》样刊的同时，我接到宗伟的电话。宗伟说，你的小说惹上麻烦了，是大麻烦。原来我的小说发表以后，当地最高宣传部门在审读后专门发了一个长篇的内参，将我的小说上纲上线，提高到政治高度。这自然是一个要命的问题。宗伟说他得到的消息是《芙蓉》已被勒令停刊整顿了，萧元的主编也被革职。这几天萧元正忙着写情况汇报，焦头烂额啊。本来对他的那一套搞法，上面有人早就看不惯了，你的小说正好提供了一发引爆的炮弹。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很难过，特别内疚，觉得因此陷朋友于不义，关键是自己又无能为力，无论做什么都于事无补，内心很是惶恐。那时我和箫元还没有直接联系，只好时不时的就给宗伟打电话，了解萧元的境遇。宗伟说没事没事，我了解他，他是一个豁达的人。我说你看我和他还素不相识呢，就害了他一场。宗伟天性散淡，他开玩笑说，下次他来了广州，你请他吃饭就得了。

没想到我真的很快就和他在广州见面了。经过这场变故后，萧元决定离开长沙来到广州，经联系正式调入广州美术学院，任图书馆馆长。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非常高兴，不为别的，只为他能从这场麻烦中脱身，而且有了一个还算不差的去处。我第一次和他通了电话，我说本来还想着能以地主的身份在广州接待你，没想到你也成了广州人，但我还是要请你吃饭。他呵呵一笑没说什么，就说我们见面再聊。我在环市东一家江西人开的餐馆，请他喝瓦罐汤。他很准时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那天他穿一件牛仔布的夹克，带一顶棒球帽，他远远的过来，尽管之前我们并没有见过面，但我肯定那人就是他。我站起来扬扬手，他也很肯定的走过来，像老朋友重逢一样说我没迟到吧。

他是一个很帅气的人，即使是以一个男人的眼光来看也是如此。我向来不善社交，只要有可能，我会尽量避免和生人打交道。我也讨厌饭局，几乎不和生人同席，即使是朋友聚会，我都会紧接着问还有些什么其他人？一旦有不熟悉尤其是我讨厌的人，那我就不会参加。我把任何人都条件反射般地划分为两类，要么是朋友，要么就是路人，因此我朋友很少，但所有的朋友都是落难时可以投奔的人。而且我一直对自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我迷信，但凡见人第一面，立马就能下意识地形成好恶，而且判断极其准确。我见他第一眼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那天他特意把一份复印的评我小说的那篇内参给我，他说给你留着以作纪念。因为太长，我也没有细看，中心的意思就是两点，第一是我的小说把乡村社会描写得一团漆黑，别有用心；第二人物情节粗鄙不堪，黄色下流。我一看就知道遇到了没法说得清的主。我的小说以一九七六年为背景，那我该怎么写呢？小说里的人物全是一个小乡村里的，那他们该干些什么事儿？怎么说话呢？事实那部小说几乎就没有什么虚构，真实的生活更不堪。我还没来得及为因为我的小说对他造成的麻烦表达不安，他却对我说，我要感谢你啊，让我终于离开了那个地方，那个文人圈子实在叫人恶心。

我非常同意。那天我们很自然的聊到文人圈子，尤其是湖南的作家圈子，很多的人都很熟悉。我们的看法和态度都惊人的一致，第一次见面我就确认：我们将会成为朋友。从那次以后，我们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聚聚，不为吃的纯粹就是为了聊天，要么我去海珠区昌岗路他住处附近，要么他来我这边天河区林河的一家海鲜酒店。老地方，甚至于连点的菜式多少年也没有什么变化，他跟我一样是个对吃没多大讲究的人。

从十三岁发表第一首诗歌算起，我也算是在文学圈子里浸淫了几十年，但我向来对文人圈子保持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记得当年参加湖南省作家协会代表大会，那是我第一次进入这个圈子。十几岁，第一次见了那么多以前只在书上看到的名字，内心不免激动。会议的一个主要的议程是选举作家协会的主席团成员。前一天的晚上，就不断看到有人在交头接耳，也有人跑到我住的房间里问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题，然后莫名其妙的走开。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作协主席是老延安康濯，内部分成保康派和倒康派。我因为康濯先生在《文艺报》上给我的小说写过一篇评论，自然被归入了保康派。这令我啼笑皆非，对这个道貌岸然的文学圈子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再也没参加文人组织活动的半点兴趣。大学毕业时，我本来也可以进入文化系统工作，但始终对那个文人圈子心有所忌，便南下广州鬼使神差般的穿上了军装。当然那也不是全部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爱情。到广州以后，我也从不参加这里文人圈子的活动，有一年广东省作家协会公开聘任文学院作家，也不知道是哪位仁兄举荐，反正本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糊里糊涂的被聘上了。那天在作家协会的会议室举办正式聘任仪式，很热闹，新闻媒体不少。先是领导讲话，那个作家协会的领导是我光屁股的时候就知道的著名作家，整个儿就一官员。然后是被聘作家代表发表受聘演讲，她激动得语无伦次：我们这些长期从事业余创作的，今天终于从一游击队战士成为正规军了，我要感谢作家协会。我当时就想到了被招安的宋江，很恶心，于是装作上厕所溜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因此我几乎不和任何人谈论文学，有时候在一些没法回避的场合，有人偶尔知道后说，呃，听说你还是个作家，然后就打算谈谈文学什么的，我会立马借故扯开话题。朋友中很多都是文学圈的人，平时我们胡吃海喝，吹牛骂娘，谈国际大事、谈谣言、谈女人，就是不谈文学。但萧元是我朋友中极少的几个能谈文学的人之一，而且我们对作家和作品也差不多完全一致的看法。我们都非常喜欢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作家，喜欢阿赫玛托娃，喜欢博尔赫斯，喜欢张岱，认为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我们都认为中国的现代作家作品一塌糊涂，泛善可成。但我认为现代文学有一个伟大的作家，沈从文算半个，萧红算半个，加起来一个，因为他们的悲悯和对人性的关怀；至于文革结束前的所谓当代文学，则根本没有文学，顶多算文学现象而已。他比我更极端。他说你现在随便翻开一本巴金茅盾的书，你能完整地看完一页我就服你，那些文字根本就是垃圾。不过他对改革开放以后的当代作家、尤其是近二十年的作家评价好一些，他认为就文学的形式和语言来说，这些作家的作品远超现代时期的作家。我也认同这个说法，但我说不出个所以然，因为国内近二十年当代作家的作品我几乎就没有读过。似乎只有一个作家，我们稍微有不同看法，我曾经向他推荐过俄罗斯作家巴别尔，我说我十分欣赏他的那种灿烂的想象。他当时给我一种不以为然的感觉，有些挖苦的口吻说，小说不就是想象吗？他尤其喜欢卡弗，甚至于有一些崇拜。我知道他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没有几个人能入他的法眼。

我一直认为，永远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这是知识分子的良心。在我的眼里，萧元就是这样一个萨义德式的人物。他是一个愤世嫉俗，爱憎分明的人。按现在时髦的社交媒体上的分类来说，他既是一个公知又是一个反公知，他既反左也反右。对当前的热点时事，他总有独到的评价。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聊到对岸的局势，聊到现在有很多人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出发，认为国民党如何如何，恨不能给国民党平反了，他很愤怒：那些傻逼知道吗？国民党也绝不是什么好东西，当年他们是怎么耍流氓的，这些人全忘了。他狷介孤傲，刚来广州美院没多久，就实名举报他的几个同事贪污腐败，弄得众人不乐。这事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后来他的出事也没准就是因为这个埋下了祸根。他本是学哲学出身，做文学评论，后来写小说和诗，同时又研究艺术，在每一个领域都贡献了他卓尔不凡的才华。他的小说和诗在当代文学里，毫无疑问属于最优秀之列。他对文学始终保持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残雪曾评论他的小说洞穿世俗。他的诗用一种类似魏碑的文字，直面当代人的狼狈和绝望。他既是一个写优秀诗歌的小说家，也是一个写优秀小说的诗人；不管过多少年，后人研究中国这个时代的行为艺术，萧元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研究谢德庆的著作《做一年》，被诗人万夏称为行为艺术的圣经，注定会同时进入文学史、艺术史和新闻史。他直言不讳地攻击那些体面的人，往往三两句话，就能戳到他们做人和作品的致命之处。像他这样有哲学的思维，文学的想象，艺术的处事风格的人并不多。道不同，不相为谋！他的尖刻和不敷衍有时候会到令人难堪的地步。因为职业的原因，他和文学艺术圈里的人多有交集，他鄙视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绝大多数。他恶毒地调侃一些诗人朋友，挖苦他们在一众中老年女文青的环绕中，做着诗坛盟主的美梦，而请他吃饭的时候，饭桌居然是一个倒扣过来的包装箱盒。那些朋友大家都是熟人，我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感觉到他未免不太厚道。但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会虚情假意的委蛇。他曾经给我说过，某个我们都熟悉的作家把自己刚出的书签名以后送给他，他竟然当众拒绝了：谢谢！我不需要。连个借口也没找，就因为他看不起那人的为人。这点我们很相像，我讨厌的人，我一定会让他知道我讨厌他，但我也做不到像萧元这般的生硬。有一次我接待几个外地朋友，席间一个女诗人慕名向他敬酒，他居然瞟都不瞟一眼，就当没看见一样和我们继续说话，弄得那个女诗人当场下不了台。我后来抱怨他你也太过分了，人家长得又不丑。他嘿嘿一笑说，就她那副装腔作势的做派，也配写诗？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我和他原来还是校友。他是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我是中文系的。他高我一个年级。住在桂园四舍，我住六舍，住的地方也就几米远而已，可一直不认识。人的一生确实就是无数的偶然，偶然的出生，偶然的遇到一些人和一些事，常常这些偶然决定了我们人生的走向和际遇。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无话不谈，但我们都从不打听各自的过往，如果不说就不问。他偶尔会谈起他的家世，之前我听宗伟说过，他的父亲是湘潭大学的一个著名哲学教授，老延安，当年湘潭大学唯一的一部小汽车就是配给他父亲的。他似乎对他的家庭没有很正面的记忆。他曾经有一次给我说，他父亲一直小心翼翼保留着他小学时候的作业本，看得非常珍贵。说起这事的时候表现的很不以为然：那谁把它当回事儿呀。他有一个妹妹，好像他们很多年前就断了联系。他父亲的前妻后来嫁了一个大官，留有一个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他哥哥后来好像还和某个了不起的大人物有关系，可他和他哥哥也一直没有来往。他说血缘关系是最经不起推敲的，我深以为然。

但他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长在红旗下》自从在《芙蓉》上发表后，一直没有正式出版。我知道算是留下了案底，也就不再抱任何指望。后来虽然也和五六家出版社联系过，但每一家出版社最后的结果都一样：大幅删减相关内容，此外，必须更改书名。这两条我都没法接受，所以后来的出版事宜也就想都懒得想了。有一年暑假他回长沙，给我电话说你赶紧来长沙一趟吧。原来他认识了一个海南出版社的负责人，和他说起我的那部长篇小说，向他极力推荐。我说我懒得折腾了。他在电话里一再劝我，试试呗，就算到长沙来玩一玩也行啊。我只好赶到长沙。他在华天宾馆里请我和海南出版社的人吃饭见面。我把书稿交给出版社的人，没想到几天后，那个出版社的人就和我联系，说看了书稿很喜欢，已列入了出版计划，但还是有很多地方必须修改，随后给我寄来一份三十多页的A4纸清单，详细列明了需要修改之处。我一看哭笑不得，本打算放弃了，但碍于是朋友推荐，也只好硬着头皮修改。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改好，大概一个多月后出版社人通知我很抱歉终审还是未通过。这个结局我早有心理准备，也没当多大回事，但是箫元替我非常惋惜。我自己很快也就把这事儿忘了。过了一年多后，箫元突然又给我电话说，海南出版社换总编了，我和他们联系了，再次把你的小说列入了选题计划。于是我又把书稿寄过去，不过这次到了终审的时候依然没有通过，我也就彻底的死了这份心了。箫元对我说，你的这部书迟早会出版的，等出版以后我要写一篇评论不少于两万字的评论。又过了差不多十年以后，这部小说终于出版了。我终究还是没有坚持下来，拗了十年依然回到原点，还是删减了部分内容，更改了书名叫《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只是书出版的时候，箫元已身陷囹圄，我已等不来他那篇两万字以上的评论。

宗伟给我说，箫元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是他原来单位大院的一个门卫，那人家境贫寒，箫元每次从外地回去，总要给他捎带礼物。那个著名的胖子当年被判决罚交几千万的税款，于是公开向社会借钱，这有点像一场行为艺术，当时多少人避之唯恐不及，但箫元毫不犹豫的出资相助。箫元后来带艺术学硕士研究生，他的两个研究生毕业论文要请外审专家，他找到我，我说我也不研究这个呀，他不容置疑的的说我了解你，你比他们那些狗屁专家强多了。我知道他这是爱屋及乌，只好硬着头皮接了下来。为了不让朋友难堪，那一段时间，我不得不临时抱佛脚，着实找了大量的装置艺术学方面的相关资料认真学习，然后字斟句酌的写下评语。事后我对他说：你我都不能做官，一旦做官绝对任人唯亲。

我平时不是万不得已，轻易不会求人帮忙，我很怕那种欠债的感觉，尤其是欠别人人情。别人请我了，我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找机会回请，我害怕把自己置于一种道德和伦理上的不平等地位，但和箫元的交往，我从来没有这种顾忌。我们的每次聚会吃饭，我会心安理得的等他结账。偶尔我也会买一次单，然后自我解嘲地说，下高级馆子你请哈，大排档就我来一次，好歹也让我心里平衡一下。我知道他比我有钱，他也毫不掩饰这一点。我从来没有问过他究竟从事什么样的投资？只是后来他隐约和我提起过，说他在做艺术品交易。我对此一窍不通，对投资也无半点兴趣，自然也就没有多聊这个话题。

萧元出事了的消息很快就在朋友中传开了。我和他都在广州，很多朋友自然也找我打听。几乎所有人都跟我一样的判断，没有一个人会认为他和盗窃罪扯上瓜葛。但后来陆续披露出来的消息，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整个事情的原委，根据现已正式公布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箫元任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的时候，掌管他们库房的钥匙，他利用这个便利取出大量名画真迹临摹后调包。事情暴露于香港的一次正式公开拍卖，有人在拍卖品上发现了广州美术学院的印鉴，于是不费吹灰之力便根据拍卖人的信息找到了箫元。

我无法言说当时确认这个消息以后内心的震惊。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些画作的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之巨。其中有八大山人张大千齐白石等的名作。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数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么多的钱，他怎么敢？他又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是一个把钱看得多重的人。而且，如果真是他这样调包的话，这些画他是怎么找人临摹的？他明知为不义之获，为何还敢用真名去拍卖？这几乎就愚蠢到弱智的程度了，他疯了吗？

后来传出的消息更令我没有想到，他把那些话拿出来以后是自己临摹的，我从来不知道他还会画画。在公安后续的搜查中，官方从他的住处抄出了几十幅画，而且还抄出了几条枪。这令我在焦急之余，甚至于生出了几丝愤怒。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等有机会和他见面了，我一定要当面问他个究竟。作为大案要案，萧元的案子被广州市检察院侦办，一年以后，侦查结束，萧元羁押于广州市槎头的第二看守所，这才获准家属探望。他的夫人从长沙赶来，我陪她一起去，希望能见上他一面。但我们到了那以后，只程序性地填了个表格，根本不让见面，也不让给钱。

又过了差不多半年，他的案子才第一次在海珠区法院开庭，不过那一次仅仅审理他的非法持有枪支一案。那天我早早的赶到审判室，坐在后面一排指定的旁听席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法官宣布开庭以后他夹在两个法警的中间，走进审判室。令我吃惊的是，居然带着脚链手铐。审判室并不大，他一进来我就站了起来，他看见我，有些费力的把戴着手铐的手稍稍朝上举了举，向我示意，微笑着点了一下头，看上去气色还算好。庭审时间并不长，整个过程中他很淡定，在回答法官的提问时，甚至有一点满不在乎。庭审结束以后离开的时候，我看见他想扭头朝我这边观望，但是法警没有给他时间。

我再次看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在电视上了。当时我在西安出差，朋友告诉我中央电视台做了几期有关他案子的节目，现在正在播出。我打开电视只看到他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感觉就跟他上课一样：那里没有真正懂美术的人，被我调包的那些画，后来又被人调包了。在回答法官提问他调包的动机时，他说如果只是一点点钱，他可能会不为所动，但是如果是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钱，那就很难把持了。我不知道他说的这是不是真心话。我依然无法相信这是我熟知的箫元。我仍然这么想，等他宣判了可以探望的时候，我无论如何要当面问他这究竟是为什么？是不是鬼迷心窍了？

然后他的这个案子似乎就杳无消息了。忽然有一天他的夫人给我电话，告诉我箫元病了，是很严重的病。没过几天，他夫人赶到广州为他办理保外就医，准备手术。我想借此去探望一下，他夫人说，他依然在严格的看管之下，外人概不能见，至于他的病，是癌症晚期，非常不乐观。又过了两天，他夫人给我电话，说手术失败，萧元走了，葬礼定在第二天。

第二天我赶到广州银河公墓的告别厅。告别厅不大，布置得很简朴。来了不少的人，有他的同事，朋友、学生还有家人。萧元躺在冰棺中，人已经瘦得不成人样。工作人员给他穿了一身褐色的带金色纹的寿装，头戴一顶青色软帽。我想箫元若有知，绝不会接受这身有些怪异的装扮，他一定会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曾有一次我们聊到生死，我问他相信有来世吗？那几年我开了一门《宗教文化》的选修课，总有学生问我，老师你是基督徒吗？你是佛教徒吗？我说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愿意相信有一个美丽新世界。箫元很不屑的回答我，什么来世那都是哄鬼的。他接着说起文革的时候长沙闹武斗，死了很多人，当时他妈妈在湖南省人民医院工作，他带着他几岁的妹妹，穿过地上摆满了尸体的饭堂，那个时候他就不相信有什么来生。我当时说，如果人来到世上就是走完从生到死的一个过程、如果人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借用蒋委员长的一句口头禅，那就娘希匹的太没意思了。

我看着这个不言不语的人，脑子里一片空白。知交零落，朋辈成新鬼，人生在世，唯有死亡才是必然。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永远是我的好兄弟。别了！老哥。我把一枝鲜花放在他的手边，悲从中来。

  少校：湖南澧县人，作家、大学教师，现居广州，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无处流浪》，长篇小说《是我，请开门》、《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以及诗、散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