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五马路是海派文化的原点，长时间被我们选择性遗忘。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曾驻足于此，胡适和陈独秀在这里争论主义，苏曼殊来此寻找茶花女喜爱的玻璃纸糖……这个西人排列的五马路，今天成了人们了解上海、研究近代上海文化流变的驿站，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外滩的老洋行一幢接着一幢，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们中的哪一处是五马路；就像没有多少人知道五马路就是现在的广东路；就像从时尚的浦东来看百年外滩，老的散发着历史韵味的西式建筑连成一排，在外滩4号和5号楼之间，仿佛没有任何间隔一样。眼见为实，但并不属实。

如果从外滩1号亚细亚火油大楼的地面向北前行，经过有篷顶的特色建筑1910年的上海总会或许更正确的名字叫上海英国总会，再经过一栋厚重的石基建筑，会有一条小马路呈现在面前。而这幢建筑也在这里拐了个弯，向暗黑色的小路延伸下去。

路口竖立的路牌上，标着“广东路”三个字。这个路名，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

广东路现在是一条由西向东的汽车单行道，一入夜，路两旁停满了各种式样的小车。时不时地冒出几辆品牌不凡的小车，也会撩拨起人们的好奇心。

这条小路定然隐藏着什么。每当经过此地，有一点历史情怀的人心中有种莫名的冲动：去探个究竟。

路旁默不作声的建筑，感觉上也同样在回应人们某种神秘的期盼。

被称为外滩4号的建筑在拐弯处设了一处门，门旁有一块盈尺长的铭牌，了然是保护建筑的标志。但是其上的商业标志，把此楼称作外滩3号。商业对某些数字的喜憎，显然超越了生活本身。

它是公和洋行的作品，是上海第一幢钢结构的建筑，建于20世纪10年代，当时为了保证一流的质量，大楼的钢框架是专门向德国克虏伯工厂定制的。此楼的出现，实际上成为当时上海建筑的第一高。

该建筑前身，是一栋古朴方正的小楼，为三层楼高的天祥洋行。如果仅从怀旧的心理来谈论，颠覆是一种无趣的翻造。但是经济不是如此逻辑，眼见周围的新建筑雨后春笋般拔起，没有任何想法只能被外界误认为实力低下。现实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天祥洋行作为一家英国商人的公司，它的业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日本的贸易，只是在后来的商业竞争中实力渐微，竟连独立投资一幢摩登大楼也感到有些力不从心，只能联合其他公司一同来投资建新楼，所以新建造的外滩4号就叫联合大楼，当然，在有利银行进驻后，强龙压主，又被称为有利大楼。这也是外滩各大楼时有别称的通例。

外滩5号因其投资公司为日清汽船株式会社，所以被叫作日清大楼。日清汽船株式会社成立于1907年，由大阪商船、日本邮船、湖南汽船、大东汽船等几家公司联合而成。其中较早进入中国的是大阪商船，总店设于日本关西大阪。起初设在上海的仅仅为代理店，1902年升格为上海支店，它在杨树浦路设有码头、仓库多处。后因在长江及中国沿岸航线上日系公司一下子增多，相互竞争而引起矛盾，所以几家联合成立公司，同时大阪商船将上海支店撤销。

大型公司的建立，需要有新的气象以展现公司新的风采。但是，对建造外滩5号这样大型的建筑，即便像日清汽船株式会社这样的大公司，在资金运作上还是难免捉襟见肘。无奈在多方协调下，犹太人的资金在关键时刻助其一把力。

1919年8月，工部局就收到外滩日清汽船会社的建造申请书。业主申请建造的新大楼有87英尺之高。在外滩广东路口，至外滩界面是70英尺，因此建筑高度工部局有限制。当时的工部局工程师戈弗雷建议素面朝天的日清大楼批准该建筑的申请。为啥？明知超限还批准，这实在是个谜。

而实际建造成的日清大楼楼层虽然也是6层，但却比对面的联合大楼矮了一头，地面第一层还能与联合大楼比肩，而在二至五层的高度只及对方二至四层的高度，在建筑颈线上方，日清大楼只有一层而联合大楼却有高高的两层，如果当初工程师戈弗雷还要压制它的高度的话，在联合大楼面前显然不能同级比配了。当然，这仅是猜测而已。

对一般的游客来说，很难有勇气再沿着小路去探个究竟。毕竟，对面外滩的吸引力显得更无敌。两栋建筑之间的路不宽。那么小的一条广东路，当年还有一颗伟大的心？这是一个很Q的问题。

1916年12月21日，工部局颁布《西式房屋建筑章程》。新章程颁布后不久，工部局即已开始灵活运用章程外的空间。广东路册地57号地产打算重新开发，申请造超过高度限制的大来大楼（Robert DollarBuilding），工部局批准了业主的请求。业主计划让建筑退后10英尺，由于此时广东路拓宽计划是40英尺，加上业主主动退让的10英尺人行道，工部局则批准了该建筑可造高度90英尺，原因是业主对这10英尺人行道未要求赔偿金，由公众无偿享用。工部局在马路的宽度上获得了便宜，在建筑高度上则松一松。遗憾的是此时广东路已命名了五十多年，这点所得对一条雄心勃勃的道路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

广东路51号大来大楼和联合大楼比邻，在广东路这一段的南边，两者撑起了这条马路的半壁江山，于是我们今天从外滩进入广东路，就会发现路面在联合大楼过后变得比较开阔。有关方面甚至可以在近四川中路的地方设了一个公交站点了。这一点，是当初以高度换来宽度的好处。

大来大楼由大来洋行投资，著名美籍建筑师亨利默飞设计，建于1920年至1921年之间。他是在上海办公建筑中最早推出大空间不作分隔的，租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分隔。这个理念后来成为一种流行，直到现在，这种按需间隔办公用房的模式还是大行其道。

大来大楼在上海最重要的事件是1923年1月23日，美国人奥斯邦本在此顶楼安装了无线电广播发射机开始播音，这也是中国第一座无线电广播电台。最初仅播放一档65分钟的节目，内容包括古典音乐、轻音乐和新闻。电台发射功率仅50瓦。电台系与英文《大陆报》合办，所以内容除娱乐节目外，还播送《大陆报》新闻。音乐当头，这是全然西方的观念，无言地告诉人们，精神享受远比其他重要。

同年1月26日电台播发孙中山当日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孙中山向《大陆报》发表谈话称“把广播引进中国，诚为可惊可喜之事”。所以，有人也将中山先生视为中国电台的创立者。

工作就是享受，大来大楼的洋行生活，无不围绕着这一主题。从昔日买办那优渥的下午茶中，集工作和享受于一体的工作生活过程，对人们不无吸引，在上海，一直引领着人们千方百计地模仿。

在广东路51号三楼办公室，电梯上下，那时在洋行工作不论夏、冬季，都戴铜盆帽，也称礼帽，春秋冬季戴兔子绒呢帽，考究的戴丝绒帽，夏季戴金丝草帽。乘电梯凡遇女人进来，戴帽的男士们都主动脱帽。电梯有限额，如有女的让她先进电梯，到限额没有人硬轧进，听从电梯司机。洋行办公室内每只写字台旁有一只字纸篓，没有痰盂，写字台上没有茶杯，不订中国报纸，感冒咳嗽鼻涕痰吐在手帕上。手帕每天调换。办公时间不能侃大山，不能看闲书。

我行夏季有正广和蒸馏水供应，其余季节有出店泡两瓶热水放在库房里，要饮水就去倒……下午三四时较空闲时……用锡制小茶壶泡祁门红茶，备方糖、鲜柠檬泡茶汁，有时还有Rum酒。（毛履亨口述，宋钻友整理：《一个洋行职员的经历》，《史林》2000年第3期）

毛履亨先生的回忆将我们带回了大来大楼往昔的岁月，还有买办办公时的细节，真让人惊讶。

西洋文明浸淫上海绝对发端于洋行时代，茶、方糖、鲜柠檬和罗姆酒，时尚的要素齐全，洋行带着洋气从这里漫向整个城市，西方礼仪的枝枝叶叶通过点滴环节，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并影响上海，与当地文化交融、混搭，最终形成开放的、面向全球的上海文化精神，当然，还包括用力失度的后遗颓废。对于精于此道的上海人，大家都称之“老克勒”，他们一定首先是从买办中产生的。也有称之为“老耶克”，怀疑是从纽约客化来，私下认为写做“老约客”才恰如其分。不管是“老克勒”还是“老耶克”或是“老约客”，他们的那种礼节、那种精细，特别是对女性那种温文尔 雅的态度，本身也已成为时尚要素甚至行为指南。只是物质文明显然比精神文明流行得更快乐。今天，下午茶风靡了整个城市，礼让精神尚还在努力培养进行时中。

大来大楼还有属于它的历史。

1942年5月11日，大安保险公司在此开业。中国天一保险公司的襄理谢寿天，获得中共上海地下党批准和支持，邀集陈巳生、郭雨东、董国清、关可贵、龚汇源等人发起集股组建此公司，孙瑞璜任董事长，郭雨东任经理，董国清、李晴斋为副理，谢寿天为常务董事兼总稽核。后迁至北京东路356号国华银行大楼。

老一批的上海人，或是被称作“老克勒”者，对上海知根知底，他们当然知道外滩对于上海的重要性，他们还知道有比外滩更老的洋建筑的所在，这批存在于河南路以东、外滩以西夹杂在各处的建筑，对他们而言是了如指掌的：外滩9号后的禅臣洋行，汉口路126号，江西路近苏州河附近，元芳弄、泗泾路一带……这批建筑的一般特点是年份足够长，楼外没有任何铭牌显示它们的年代，一般现在还是民居或夹杂着一些小生意。它的许多房客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偶尔也出入几个金黄头发的好奇者，据说这种奇怪的人群组合绝对是建筑品位的保证。

在它西头的一排小楼，2015年拆除，变成外滩地区最缺乏的停车场，有关方面已经意识到再不开辟停车场，广东路在外滩几可成断头路了。楼房的背面直通上海外滩尚存的最早弄堂元芳弄。元芳弄，一头通在可能是现在外滩面上最早的建筑中国通商银行楼边上，另一头通四川中路，出弄马路对面，就是卜内门大楼。老上海人都知道怎样可以通过这条小路便捷地进入外滩。千万不能小瞧了这条路，它比周围的建筑年龄大得多。早年的几个外国领事也在这里进进出出，一副熟门熟路的样子。

这些早期在外滩的大小公司，结果是个个不同，有些人转让回家，有些人收摊，还有些人在城市的其他地方生根开花，更有些人做大做强了。而广东路上的这些开始的门牌号码，随着后来巨厦的诞生而改变，已消失无踪。

1932年3月，苏联塔斯社在日清大楼设立上海分社，社长为苏托夫。通过这家通讯社，收集远东乃至世界明的暗的情报，对苏联的外交决策有极大的影响。1937年7月，苏托夫病逝，由罗果夫接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社还出版过《每日战讯》，专刊反法西斯战争的真实情况，免费发放，深受人们欢迎。上海解放初期的副市长金仲华先生，也在该报社担任过记者呢。

外滩这一头的广东路，基本上是“洋”天下，浸染在外滩氛围里，浓得化不开。过去如此，现在也处处散发着类似的气息。但随着深入其中，洋味开始变淡，老马路自身的精彩和魔力，才一点一点展开。

摘自《五马路：从外滩到跑马厅》，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