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胡适是个说不尽的人物，喜欢他的人尽可说上三天三夜；反对他的人，闭着眼也能抓住他几条辫子。他并非深海难测，却有着难以抗拒的亲和力，单就倡导白话文这一件事来说，就足以名垂青史了。抗战初期，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日本人紧张得要命，推出了三名大学者，无奈还是难以匹敌。

1891年12月17日，胡适生于上海大东门外，原名洪骍，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父亲去世时胡适才三岁。母亲遵照遗嘱，带儿子回到胡氏在安徽绩溪上庄村的老家，宁可多付三倍的学费，也让其接受最好的教育，如是读了九年私塾。

14岁时，胡适到上海梅溪学堂求学；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并在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老师；19岁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读农科，后改读文科，因报考时用了”胡适这个名字，以后便叫了下去。过了五年，胡适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师从哲学家杜威，继承了其实用主义的衣钵。1917年夏，他回国做了北京大学教授，极力反对文言文，提倡更容易普及的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人物。

此举激怒了好多文化名人，尤其是同事黄侃，曾数度攻击他。有次在讲课中，黄侃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文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胡适倒是始终不出恶语，一派谦谦君子做派。1920年，胡适的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一时风靡文坛，一版再版，在经其增删的第四版中，有《希望》等脍炙人口之作。

胡适留美多年，深感口语化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汉语本身就不乏简化的因素，特别是在民间。他认为说话有四大要素：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至于他本人，虽是第一个倡导者，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应用者。在一次以“白话文运动”为题的演讲中，他说道：“有人说我的白话文写得好，其实是解放后的小脚，鞋子里却装上了棉花。”

新文化运动后，杜威来华讲学，胡适做了他两年的翻译，一时走遍国内，开始由实力派向偶像派转型，时人有云：“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成名；杜威来华，胡博士声价十倍。”1920年至1937年，胡适与《新青年》脱离关系，考证起中国古典小说来，还和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并一度担任中国公学校长。不少名媛都以一睹庐山真面目为荣，说道：“都以为胡博士是一个白头发的老博士，不知尚是如此翩翩少年。”每逢聚会，胡适多半要以此话题显摆一番。

胡适著述甚丰，只是缺乏耐性，往往有上部无下部，比如《中国哲学史大纲》。黄侃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谢灵运为秘书监，今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问其原因，黄说：“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

有人问章太炎：“先生对于胡适之怎样看？”章哈哈大笑后说：“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

某日，章士钊与胡适相遇，章在一张合照上题诗曰：“…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胡适看后，亦投桃报李地写道：“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

沈从文经徐志摩推荐，被聘为中国公学讲师，后来他说：“适之先生最大的尝试并不是《尝试集》，把我这个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啊！”

因为写《人权与约法》得罪了当局，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全家于1930年11月28日离沪去北平，当日只有门生罗尔纲随侧，到了北平火车站也没人来接，倒是另一弟子傅斯年在家为其接风。罗后来多次谈到这事，感慨世事炎凉。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一度认为国联可以调停战争，取消伪满洲国，但终无力回天。他觉得中日实力差距过大，应以发展自身为首要，称“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还说“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1932年，胡适与蒋介石第一次会面，彼此均有好感。胡送了自己所著的《淮南王书》，谈及道家为古代思想之大成，刘安的《淮南子》为道家思想之大成，君王当以国民为耳目手足，无为而无不为。蒋回赠了自己的《力行丛书》。

1937年7月，胡适再次得到蒋介石的接见，随后参加庐山谈话会。随后抗战全面爆发，胡适临危受命，担任驻美大使，与校友罗斯福总统保持热线联系。胡适是第一个被告知珍珠港事件的，能把美国拉下水共同抗日，他与宋氏兄妹都功不可没，日本人为此记恨不已。在爱国的问题上，胡适有自己的理解和方式，但原则问题是不含糊的。

抗战胜利后，胡适回到北大做校长，客厅里高朋满座，都以“我是胡适之的朋友”为荣。待客用的是“一品锅”，据梁实秋回忆：“一只大铁锅，口径差不多有一呎，热腾腾地端了上桌，里面还在滚沸，一层鸡，一层鸭，一层肉，点缀着一些蛋皮饺，紧底下是萝卜白菜。”他酒量不大，还出过洋相，所以常被太太管着戒酒。平时喜爱打打麻将，说这是最好的放松方式。

1948年，胡适被蒋介石邀请竞选总统，却无论如何不敢应命。到了解放军兵临北平，傅作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商讨战和问题，胡适送了他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

后来，胡适还是跑去了美国。其间，与张爱玲产生深厚友谊。他还办了一本《自由中国》杂志。1955年，三联书店出了一套《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胡适想方设法找齐了这八本书，还认真做了批注。根据耿云志的说法，胡适一生讲的最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是：“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是考不上北大的。”

胡适的感情生活一直被津津乐道，迫于母命，他十三四岁与江冬秀订婚，27岁才结婚圆房，生有二子一女，厮守了一生。据胡适研究专家统计，他共有六段婚外情：知己美国人韦莲司；留学才女陈衡哲；嫂妹曹诚英（曹是最早的农学教授，曾对诗人汪静之说：“我们在烟霞洞真像神仙一样，快活死了！”）名媛徐芳；杜威秘书洛维茨；单恋成疯的朱毅农。胡适很喜欢做媒，先后为赵元任和杨步伟、千家驹和杨梨音、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姻出过力，最痛苦的却是徐志摩和陆小曼那次，他说：“情人结婚了，丈夫不是我。”

寓居美国期间，胡适两次回台湾，均受到蒋家父子的热情接待，他说：“我像做新娘子一样。”后来，他索性回台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算是重新发达起来。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纪念馆举行院士会议，在下午的酒会上，胡多喝了一些，也多说了一些：“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因为这是代表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酒会快结束时，胡适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

送葬那日，几十万人自发在路边祭拜，鲜花如海、情思若潮，仿佛飘荡着他的《梦与诗》：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