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是上个世纪初响彻中国大地的风云人物，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然而，陈独秀作为一个性格火爆的热血男儿，也有他自己的情感，也有他自己的生活。他这一生，先后有三个女人为他奉献，奋不顾身。

一、原配高晓岚

陈独秀1879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城的一家书香门第，自幼熟读四书五经，17岁乡试夺魁，中了第一名秀才，成了闻名全县的少年才子，也成了达官贵人攀附姻缘的最佳俊郎。

陈独秀中榜后，上门提亲的人家蜂踊而至，而最后中彩胜出者则是安庆统领高登科的长女高晓岚。两家是世交，门户相当，文武联姻，再也适合不过了。另一方面，高晓岚虽不识字，又比陈独秀大三岁，但长得眉清目秀，身材苗条，性格也好，妥妥地大家闺秀，操之家务也是样样拿手，很得陈母的喜欢。

在婚后的一段时间里，陈独秀与高晓岚相处还算融洽，还曾温柔地教高晓岚读书识字，劝她多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但是高晓岚只信奉“男主外，女主内”的那一套，反过来，她还劝丈夫安分守己，走读书做官的道路，不要去做大逆不道、累及全家的事。

而这些劝戒正是丈夫陈独秀所反感、所厌恶的。陈独秀本身就是一个不安分之人，在他的心目中，大丈夫就要行走天下，救国救民才是做大事。随着康、梁戊戌变法的失败，陈独秀更感到责任的重大，他的思想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他意识到走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推翻这个腐败的王朝，才能挽救中国。

对于丈夫的这一想法，高晓岚很是惊恐，她觉得丈夫做的这一切是大逆不道的，是要被杀头的，因此高晓岚极力阻止陈独秀。但事与愿违，她的苦心劝诫反而把陈独秀越推越远，也使得夫妻的感情降到冰点。

但是陈独秀义无反顾。他为了寻求救国之路，决定东渡日本留学。其间还发生了为筹措学费与妻子发生更大的冲突。但是无论高晓岚怎么百般阻拦，还是没能拦下自己的丈夫。

陈独秀留学日本后，随着视野的不断开阔，随着思想观念的逐渐变化，开始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在日本和回国后，先后组织革命团体青年会，参加拒俄运动；他创办《安微俗话报》，发表檄文抨击封建传统，传播爱国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在安徽组织岳王会，联络大批革命志士。这个时期，陈独秀成为安徽地区民主革命的领军人物。

陈独秀在全国声望和地位的提高，反而是妻子高晓岚所不愿看到的，这样，他们的矛盾己越积越深，每次见面往往以争吵不休而收场。陈独秀为此陷入婚姻的苦闷之中。

二、妻妹高君曼

恰在此时，一个新的女性俏然闯进了陈独秀的生活。她就是发妻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

高君曼是其父高统领得势时娶的姨太太所生，母亲长得很美，女儿自然长得也漂亮。1909年春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21岁风华正茂的高君曼，回到怀宁过年，住到了姐姐家里，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姐夫陈独秀。两人相谈甚欢，一见如故，聊革命，聊时事，聊文艺，聊到旧式婚姻。天生丽质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潮女青年高君曼，在与姐夫陈独秀接触的过程中，感情不断升温。

对于他们的亲昵关系变化，高晓岚早已察觉，但她不愿出乖露丑。当时她正怀着陈独秀的第四个孩子，只得暗自心伤。

陈独秀和高君曼相爱之事很快便在乡邻间传得沸沸扬扬。同样也遭到了两家长辈和亲友们的强烈反对，但都无可奈何，谁也无法阻挡。

1910年，陈独秀到杭州陆军小学堂任历史地理教员，将高君曼带在身边，公然同居。不久又宣布解除与原配高晓岚维持了13年的婚姻，正式与小他8岁的高君曼结婚。

对在杭州这一段的甜蜜日子，陈独秀和高君曼都是很惬意、很满足的，为此他们都留下了美妙的诗篇。高君曼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的《月词》和《饯春词》两组诗，折射出他们在杭州时期甜蜜的家庭生活和夫妇之间感情之深。而陈独秀也为此还写下了感怀20首，其中一篇这样写道：

委巷有佳人，颜色艳桃李。

珠翠不增妍，所佩兰与芷。

相遇非深恩，羞为发皓齿。

闭户弄朱弦，江湖万余里。

这首诗称赞新夫人的青春美貌，一种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写出与美人相处的美妙、幸福，但也反映出他心中还是有万里江湖，以及自己的未酬壮志。

但是，甜蜜是美好的，安逸是暂时的。陈独秀本身就是不安分之人，他不可能长时间安于花前月下与美人琴瑟和鸣。于是不久，他就去参加讨袁的“二次革命”，结果被捕入狱，出狱后又流亡日本。高君曼一人照顾一双儿女，由于经济拮据，积劳成疾，高君曼病倒了。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君曼拖着病体，鼎力支持。1917年，陈独秀受聘于北京大学，高君曼携子迁北京。1919年，陈独秀被捕，高君曼尽力照顾狱中丈夫。

陈独秀与高君曼，从1910年至1925年共同生活了15年。这15年是陈独秀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高君曼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支持者与助手。她帮助他编辑出版《新青年》杂志，接待联络革命同志，掩护陈独秀的革命活动，营救陈独秀出狱，甚至与他一起被捕坐牢。她与陈独秀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高君曼为人贤淑，知书达理，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伉俪之间是和睦相处的。但是高君曼向往的是一种宁谧的家庭生活，由于长期巅波流离、聚少离多、风声鹤唳的生活也让两人交流渐少，间隙渐生，感情有了裂痕。自1922年起，两人感情逐渐冷淡。

1925年，失踪了一段时间的陈独秀忽然从上海发来电报，说身体抱恙住院，有一女士照顾。高君曼意识到丈夫的心已经不再自己身上了，性格刚烈倔强的她带着一双儿女毅然离开，移居南京。陈独秀每月给她寄30元生活费，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由于艰苦紧张的生活损害了高君曼的健康，她身患肺结核却没能得到有效治疗。1930年冬，正当陈独秀与新夫人潘兰珍同居、抛弃高君曼不久，他的结发妻高晓岚在安庆含愤而死。噩耗传到南京，本已心碎的高君曼更觉悲痛，同时又内疚不已，深感对不起死去的同父异母姐姐，悔不该当初从她的手中夺走陈独秀。而今，她自己又落得与姐姐一样的凄凉结局。

高君曼终于由于贫困交加、身心交猝，于1931年病逝于南京。时年43岁。高君曼逝世时，仅子女随侍在侧，陈独秀老友潘赞化为之料理丧事，尽朋友之责，草草葬于南京清凉山向阳的高坡上。

三、邻居潘兰珍

1929年11月，陈独秀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以后，仍坚持自己的信仰。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曾悬赏３万元大洋通缉他。在此处境之下，陈独秀不得不隐姓埋名，东躲西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30年，他潜伏到上海，在熙华德路石库门一座楼房里租了一间简陋破旧的房子隐居下来。

潘兰珍家居住的亭子间，正好在陈独秀住地的后面。那时的潘兰珍20多岁，身材娇小，圆脸大眼，衣着破旧，却很整洁，举止文雅拘谨。而在潘兰珍眼里，邻居中住着的这位姓李的老先生（当时陈独秀化名姓李），看起来很严肃，但知书达理，为人和善，有知识。因两家相居前后，渐渐地他俩认识了，并逐步加深了了解。潘兰珍苦难深重的身世引起了陈独秀的关注和同情。陈独秀对潘兰珍从同情到关爱，潘兰珍则认为陈独秀心地善良，靠着他有一种安全感。久而久之，两人惺惺相惜产生了感情，终于情投意合地在一起了。

陈独秀那年51岁，比潘兰珍大29岁。两人同居后，陈独秀教潘兰珍识字明理，背诵和默写唐诗。她聪明伶俐，往往是一教就会，一点就通，进步很快。潘兰珍从不打听陈独秀的身世和行踪，她只管上班挣钱，无微不至地料理陈独秀的饮食起居。两人生活在一起，都把对方作为知音和依靠，日子虽然过得平平淡淡，但苦中有乐。

一次兰珍去南通，恰在这时，陈独秀被捕了。潘兰珍回到上海，听说她的先生被抓走，且是共党要犯，名字叫陈独秀，其惊骇可想而知。陈独秀被捕，舆论界震惊，极右分子呼吁国民党中央将他“立即处决”。陈独秀被押赴南京，如同押赴刑场。“不可能再见到兰珍了，”他在由沪至宁的火车上这样想，“自己是临刑的要犯，而且对潘兰珍隐瞒了身份，甚至连真名字也没有告诉她。她年纪轻轻，还会来找我这个在押的老头吗？”

但是，当潘兰珍知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后，她毫不犹豫地奔赴南京，来到了老虎桥监狱看望陈独秀。潘兰珍的到来，出乎陈独秀意料。他非常感动，但只能说：“你快回去，好歹上海还有工作。你想想，我在监狱里还能给你什么呢？”

潘兰珍看到监狱对陈独秀还算是宽大，来访者都可接见，就决定克服困难，留下来照顾他的生活。她在监狱旁租了间房子，做点零工维持生计，就近到监狱照顾陈独秀。潘兰珍的这一决定，让陈独秀再一次深感意外。

自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抓获，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潘兰珍一直相随陈独秀，照顾他的生活。典狱长等感佩潘兰珍，直面大难，对丈夫不离不弃的大侠大义，加上眼看宋美龄等国民党高官对陈独秀都很客气，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陈独秀在南京狱中5年，潘兰珍便给他送了5年牢饭。当时是谈“共”色变的时代，潘兰珍有一万个明哲保身的理由，她和陈独秀一刀两断乘机远遁，是没一个人会责怪她的，但是潘兰珍没有！在潘兰珍的协助下，陈独秀的专著一部一部地问世。陈独秀体弱多病，可他读书不倦、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这与潘兰珍精心照料，给了他精神上和物质上甚多的安慰是分不开的。陈独秀一生5次被捕，就数这次牢狱之灾时间最长，可他把监狱当研究室，照样过得有滋有味。

1937年8月13日，日军飞机轰炸南京，陈独秀那间牢房的房顶被炸塌了，他躲在桌下，幸免于难。陈独秀认为南京是敌人轰炸的重点，让潘兰珍快回南通家里去。潘兰珍说：“我是你身边唯一的亲人，我怎么能走，死就死在一块儿吧。”日军兵临南京城下，在胡适和中共的要求下，蒋介石同意释放政治犯，陈独秀出狱了。

1937年9月，南京危急，陈独秀和潘兰珍乘船去往武汉。1938年6月，陈独秀在友人的帮助下西去重庆，后又上溯90公里到达四川江津县。

陈独秀一生历尽坎坷，晚年尤其不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潘兰珍一直相伴左右。许多年后，陈松年深情地回忆说：“她（指潘兰珍）待我父亲很好，父亲晚年全靠她。她平时少言语，做事勤快利落。我们对她很尊重，尊之为母，我的儿辈喊她奶奶。”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因病停止了呼吸，终年63岁。他给潘兰珍的遗言是：“兰珍吾妻，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

1946年，潘兰珍重新回到上海，在一所小学校食堂找到煮饭的工作。她把养女潘凤仙接来上海团聚，过着自主、自立的生活。潘兰珍心里，陈独秀永远有着一处无法填充的位置，直至她走完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