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来看，陈独秀一生最具历史影响的业绩有二：一是发起新文化运动，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大事，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

从启蒙者到革命者

俄共代表维经斯基于1920年5月到上海，滞留到1921年1月回国，在此期间，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密切接触与交往，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起了催化剂和转折点的作用。

唐宝林先生认为，从中国革命史的角度观察，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4年反袁斗争失败，可以称为“孙中山时代”；从1927年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到1949年夺取大陆政权，可称为“毛泽东时代”；而在这两个时代之间，即从1915年到1927年，则可称为“陈独秀时代”。在这十二年间，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发起新文化运动，中经五四爱国运动，中共成立，国共合作，以至北伐战争，国民革命，没有一个人的影响超过陈独秀。这一说法是大体成立的。

今天来看，陈独秀一生最具历史影响的业绩有二：一是发起新文化运动，一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大事，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走向。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与中共成立，两者之间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转折性。一方面如毛泽东所说，新文化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中共早期的一批党团员正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青年；另一方面又如胡适所言，新文化运动侧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而中共的革命则转向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后来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也是强调两者的断裂性和转折性。

1920年5月以前，陈还在发表文章，声称不相信任何人、任何制度、任何学说能够包治百病，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且认为，指望通过废除私有财产来实现人类平等是“未来的空想”。但仅仅过了一个月以后，陈独秀即参与组织了一个名叫“社会共产党”的组织。如果这一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话，那么，陈独秀在1920年五六月间，思想发生了一个急剧性的“突变”。

而从文本上看，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第一次大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颂扬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这无疑是他开始信仰列宁主义的“确证”。宽泛一点说，1920年5月－9月间，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是什么原因导致陈独秀思想的这一突然转向，因缺乏出自陈独秀本人的直接史料，学界一直未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据胡适的看法，陈独秀的思想转变，有两个“节点”值得注意。一是1919年3月26日陈独秀被蔡元培解除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二是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入狱。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在沈尹默、汤尔和、马叙伦等人的怂恿下，以外间传闻陈独秀嫖妓而认为“私德太坏”为由，撤销其文科学长职务。胡适认为，“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

对于第二个“节点”，胡适认为，“大概独秀在那八十多天的拘禁期中，曾经过一度精神上的转变。他独自想过一些问题，使他想到他向来不曾想过的一条路上去，使他感到一种宗教的需要。他出狱之后，就宣传这个新得来的见解，主张要有一个新宗教……抱着这种新宗教热忱的陈独秀，后来逐渐地走进那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新宗教。”

唐宝林先生对胡适的前一看法有所保留，而对其后一看法似表示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唐先生注意到俄共代表维经斯基于1920年5月到上海，滞留到1921年1月回国，在此期间，陈独秀与维经斯基的密切接触与交往，对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起了催化剂和转折点的作用。杨奎松之前的研究也有论及。从时间上推断，与维经斯基的交往，应是陈独秀思想转变的直接诱因。遗憾的是，对陈独秀与维经斯基接触交往的具体细节与思想传递的心路历程，至今缺乏直接的史料来呈现，只能作合理的推断。

窝囊的总书记

在其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期间，陈独秀受制于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和斯大林的掌控，不能自主，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1921－1927年，陈独秀连任五届中共最高领导人。长期以来，人们回忆与提及陈独秀的党魁生涯，多强调其“家长作风”，称其个性暴烈，专横独断，盛气凌人。唐宝林先生也说陈独秀性情暴躁，倔强刚毅，从小就具叛逆性。胡适更称其为“终身反对派”。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羁”性格的陈独秀，在其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期间，因受制于莫斯科共产国际领导和斯大林的掌控，不能自主，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被唐宝林先生称之为陈“一生中最窝囊的年代”。而这“窝囊”的一面，却是我们过去甚少注意到的。

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里，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依据共产国际的章程，共产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共产党，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组织者，加入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必须严格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指示和指令，即使不同意，也要无条件执行，绝不允许推诿；共产国际有权修改和取消各国共产党全国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各国共产党中央必须定期向共产国际寄送会议记录、工作报告，并交纳党费；各国共产党的经常会议或紧急会议，必须事先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才能召集；共产国际有权派遣全权代表指导、监督和审查各国共产党的工作。

还有关键的一条虽然不见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却实际存在：共产国际掌控着各国共产党的最高人事任免权。共产国际实为高踞各国共产党中央之上的“太上党部”。斯大林则是各国共产党的“太上皇”。据很多中共党人的回忆，中共党内一直对共产国际很迷信，对俄国革命经验很信仰，几乎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共产国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只有理解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之间这种上下级的组织关系，才能理解陈独秀作为中共党魁而又不能自主之“窝囊”，也才能理解此后王明从莫斯科得到“圣旨”回来之后的“嚣张”，以及毛泽东这颗“红太阳”从井冈山、延安升起之不易。

据唐宝林先生统计，在1923－1927年间，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决议738个。讨论与决议之密集，可见一斑。这里还涉及共产国际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共产国际实际掌控在苏共中央之手。共产国际的决策，首先从苏联的利益出发，随着苏联外交路线的需要而调整。

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是以苏联的利益为依归的。所以唐宝林先生认为，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实际上是国苏关系。中共被置于苏联与国民党博弈的夹缝之中，很少有自主调适的空间。

更不要说，远在莫斯科的最高决策者并不了解和熟悉中国的情况，其万里之外的决策与遥控，实在难免出错；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下，信息的往返沟通，更难免失时耽搁；而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又是多头并进而不统一，相互之间常有分歧，令出多门也让中共执行者不知所措。凡此种种，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实际权力和自主空间是很小的。

陈独秀名为一党领袖，实为斯大林遥控下的“小媳妇”，在中国革命与国共关系问题上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正确的要执行，错误的也要执行。为了维护共产国际的最高权威，陈独秀还无法向党内干部和同志解释和倾诉。党人也无法分辨哪些是陈独秀自己的主张，哪些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以至于党人最后将一切归咎于陈独秀个人“专横独断”的“家长作风”。

当然我们也不能抹杀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和贡献。苏联虽然以自身利益为第一考量，但共产国际主导的世界革命是符合苏联根本利益的。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苏联自然希望中国革命能取得成功。只是在具体指导中共革命的过程中，共产国际有失时、失策、失误之处。仅就经济援助而论，如果没有苏联的经费支持，陈独秀领导的中共恐怕停留在“杂志党”状态：办一份杂志，做一些笔头革命的工作而已。1923年成立的中国青年党是如此。1929年陈独秀转向托洛茨基派以后更是如此。有钱不革命，无钱也革不了命。

革命的成与败

大革命的失败，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共没有掌控武力，没有建立自己的职业党军，这确是莫斯科直接指导的结果。

1927年春夏，国民党清党反共，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国共合作关系宣告破裂。国民党随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共产党则转入地下。对中共来说，大革命已经失败。革命失败，责任谁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应负而不负，只好让陈独秀“背黑锅”，当替罪羊，将全部责任加诸陈独秀一身，并命名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陈独秀深感冤屈却无处申诉。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学界才开始为陈独秀翻案正名。然而翻案正名之路极为艰难，唐宝林先生直接参与了这一过程。这部书可以说是唐宝林先生为陈独秀翻案正名而作，书前还专门交代了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

笔者充分肯定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重要意义，更敬佩唐宝林先生在书中为陈独秀正名所作的种种努力。不过，翻案与正名的工作，总以原案、原名为“对话”对象。而原案、原名不过是当时出于政治需要而下的政治结论，并非基于学理的严谨判断。亦因为此，要以严谨的学理去“证伪”或者“证实”那些政治结论，并非易事。

更关键的是，翻案性的研究，其视野也难免为原案、原名的“问题意识”所牵引、所拘囿，因此而执着于“三次机会主义大让步”与《汪陈联合宣言》之类的讨论，将问题的着眼点放在了讨论谁应对革命失败负责，而漠视了大革命更丰富的面相。无论是官方史学，还是翻案史学，对整个大革命历史的研究，长期被“失败史观”所笼罩、所遮蔽，而看不到大革命其实也有相当成功的面相与经验。

海外学界的相关研究虽不为“左倾”、“右倾”所牵引，但当他们立足于探讨1949年革命成功的因素时，更多注目于延安时期，而对陈独秀时期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同样低估了。

我们评价作为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陈独秀，不可不对整个中共早期的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观察与定位。在1921－1927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中共成长为一个拥有近5.8万党员，3.7万团员的组织，还有在其领导下的290余万工会会员、900余万农会会员和15万童子团，其组织触角辐射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和各阶层民众。从工、农、学，到青、少、妇，如此范围广泛、规模宏大的“群众”，在短时间内被纳入到现代政党的组织体系中并被有效动员起来，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共由一个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迅速成长为一个全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并奠定了群众运动的基本模式与路径，积累了丰富的策略、经验与技巧。另如中共早期组织、宣传的高超技巧，令同时期的国民党、青年党望尘莫及，自叹不如。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地方组织几乎为共产党人所“包办”。

在1926年初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实际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以至于中共中央可以直接向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下发训令。这个时期国民党的舆论宣传，实际也为中共所主导。

应该说，陈独秀时期，中共在组织、宣传与群众动员方面是相当成功的，相对于国民党、青年党具有明显优势，并一直保持和延续下去，成为中共革命最终成功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中共在组织、宣传与群众动员方面的强大优势，威胁到了国民党的生存，使国民党人深怀恐惧，进而武力清党反共。

长期以来，我们将大革命的失败，归咎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国民党的妥协退让。通过唐宝林先生的书，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些妥协退让确实大部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其实，今天我们尚可讨论的是，大革命的失败，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对国民党妥协退让造成的，如果不妥协不退让就一定能确保大革命成功？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实际上就是以中共妥协退让为前提的，正是承认三民主义，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承认国民党的执政党地位，才能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维持两党关系至抗战胜利。

再如指责陈独秀时期没有搞土地革命，其实，北伐时期，在没有土地革命的情况下，能将几百万农民发动起来，反证土地革命未必是动员农民必不可少的要招。抗战时期，中共从激进的土地革命退回到温和的减租减息，同样取得了很好的动员效果。

大革命的失败，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共没有掌控武力，没有建立自己的职业党军。而这确是莫斯科直接指导的结果。苏联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建立革命武装，另一方面却指导中共走十月革命路线——就是动员工农群众，积蓄革命力量，等待适当时机，在大城市暴动，从而一举夺取政权。

上海的三次武装起义以及之后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秋收暴动等，均是采取城市暴动型革命的路径。中国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确实有成功的先例。只是当两大革命党竞争时，一党有武力、有地盘，一党无武力、无地盘，胜负不言而喻。毛泽东正是从大革命的教训中悟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

晚年思想再次“突变”

陈独秀在其生命的最后两三年，思想再次发生“突变”，首先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源自苏联，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党的独裁和领袖独裁。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给陈独秀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这一定位，不仅让陈独秀深感冤屈，更为重要的是，它将警示中共党人：宁左勿右，右倾即是机会主义，在党内逐渐形成一种以反右、恐右为主流的左倾政治文化。

刘少奇对此深有体会。1937年2月，刘少奇在写给中央的信中指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我们还犯了左倾错误”。而且相当严重，尤其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中，左倾得骇人。“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的一切左倾错误，认为这些过火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但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谈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导致全党上下“害怕犯右倾，故意要左一点”，而“反对左倾的话，故意不说，不敢说；对左倾故意的不反对不打击。

”八七会议以后的数年间，中共党内连续出现三次左倾路线，在某种意义上是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产生的负面效应。这样一种负面效应在很长时间里在党内延续，甚至凝固成一种难以消解的左倾政治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本人在1929年加入托洛茨基派以后，同样坚持走左倾之路。他将托派小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深具意味。陈独秀加入托派以后，仍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目标是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不同的是，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是战略上清醒，而策略上极左；而托派是在战略上极左，而策略上清醒。

唐宝林先生指出，托派反对一切中间势力，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表现出“打倒一切”的极左倾向。当中共被迫将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建立农村根据地，后来终于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后，陈独秀仍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欧洲革命的模式：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城市为中心，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不能离开城市和工人去农村搞农民运动，否则党就会蜕变为“农民党”。陈独秀一直攻击中共在农村搞“武装割据”路线，仍坚持在掌握政权之前不应组织职业武装。这是整个托派与中共在革命道路和革命模式上的根本分歧。

在某种意义上，以陈独秀为领袖的托派更呈现出教条主义倾向。晚年陈独秀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没有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

出乎意料的是，陈独秀在其生命的最后两三年，思想再次发生“突变”，他首先是否认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源自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苏共的独裁和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此外，对于民主，陈独秀也有重新认识，认为民主是自古至今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指出苏俄排斥议会制度，排斥民主，是苏俄堕落的最大原因。他特别强调反对党派自由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承认反对党派的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无产阶级政党若反对民主，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

而陈独秀最后的思想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唐宝林先生提示两点：一是1932－1937年的牢狱生涯，可能使陈独秀重新冷静思考；二是抗战初期出狱之后，陈独秀与一批民主自由主义人士有较为密切的交往。这样的推断应是合理的，只是缺乏更直接更细致的史料来诠释。

陈独秀失踪月余

1924年，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为了节省生活费用，带着两个孩子住到了南京，与身在上海的陈独秀两地分居。大约1925年底或1926年初，陈独秀突然不来中央机关看文件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的地址，没有办法找他。中央秘书处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报告了主席团成员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他们也恐慌起来”。任作民在《民国日报》上登载寻人广告，也没有反应。

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来上海汇报或开会，见不到父亲，到亚东图书馆找汪孟邹，想得到一丝讯息，也毫无所获，急得这个从来不叫父亲、只称“同志”的硬汉子也啼哭起来。一天天过去，大家都以为陈独秀已经死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失踪了！可不是一件小事。1926年2月21日-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两个顶重要的问题”：一是陈独秀“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迁到北京或广州。因为考虑到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互相配合，出全力以搜索我党中央机关”；二是对待国民党北伐的态度。但是，中央通告说：“当会议初开，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于是中央迁移之事暂时搁置。

陈延年怀着悲痛的心情上了回广州的船。这时，中央交通员到轮船上把他找了回来，父子又一次在惊喜中相聚。陈独秀向大家解释说：他生了伤寒病，进了医院，做医生的女伴服侍他。同志们给了他批评。他当然不得不接受，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的“家”。但是，这个“神秘的情人”叫什么名字？是怎么样的人？还是不告诉大家，任作民也是守口如瓶。

后来，陈独秀、任作民先后去世，人们以为陈独秀的这个谜永远不会揭开了。半个多世纪以后，一个在新疆建设兵团工作的年轻人张军辉，在整理原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母亲陈虹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在外祖母照片的大镜框背后，重叠隐藏着一张同样大的陈独秀的照片。而外祖母的名字叫施芝英，职业是医生。由此终于揭开了陈独秀这位“神秘情人”的面纱。

“这个小家庭怎样破裂”，其实也不难推测。陈独秀可以向党内同志隐瞒这个情人和这个小家庭，但是难以向这个情人永远隐瞒他的真实身份。

1927年3月上旬或中旬，陈独秀与施芝英分手了。陈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只得住到中央宣传部来。

据《陈独秀全传》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