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婉琳

1912年2月12日，宣统退位，中国的政体向何处去？孙中山先生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并且定都南京。同时，通过《临时约法》将总统制变为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但袁世凯根本没有到南京就职，因此南京的议员们不得不同意政府迁往北京。8月25日，在宋教仁的努力奔波下，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团体改组成为国民党，准备参加第一届中国国会两院议员大选。1913年，袁世凯依照《临时约法》在全国实行选举。1月，国会两院选举结束，以同盟会为主干的国民党取得大胜。3月20日，宋教仁应袁世凯之邀从上海奔赴北京，在上海车站被刺杀，后送往医院不治身亡。宋教仁成功改组国民党一度被认为是民国民主政治的曙光，可是在这样一次尝试之下，宋教仁被刺案背后又有什么样的血雨腥风？宋教仁被刺后，为何会党政治从此逐渐消亡？为何在刺杀案调查中，一些疑点仍旧悬浮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就这样倒下

    1913年1月10日，袁世凯下达正式国会召集令，命令所有当选的参众议员，于同年3月齐集北京。3月19日，袁世凯又通电全国，宣布于4月8日举行国会开会礼。3月20日晚，作为在大选中胜利的国民党代表，宋教仁应袁世凯之邀，从上海赴北京商议国家大事。此刻，不仅是宋教仁人生的最高峰，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距离民主宪政最近的时候。

    当晚10时许，宋教仁及前来送别的国民党重要人物黄兴、于右任等到达车站。10时40分，当宋教仁在大家的簇拥下走向检票口时，一声沉闷的枪响过后，宋教仁捂住腹部，痛苦地说道：“我中枪了。”整个站台顿时大乱。这时，只见一人拼命逃离站台奔向出口，其间连着摔了两跤，之后沿着车站铁栏向东逃脱。混乱中，黄兴等人护送宋教仁到车站外，拦住一辆车，由于右任送宋教仁到沪宁铁路医院，其余的人留下来希望能抓获凶手。而此时，整个站台上竟没有一名巡警。击中宋教仁的子弹从他的右肋穿到腹下部，伤及小腹及大肠。医生割开伤口，从他的身体内取出子弹。子弹尖小，推测为新式勃朗宁手枪。由于宋教仁不停叫痛，医生给他注射止痛药，依然没有效果。由于不见好转，医生们不得不给宋教仁做二次手术。除了缝补大肠的穿孔外，发现他的肾脏也受到伤害，大小便失禁，流血不止。到3月22日凌晨，宋教仁在痛苦中告别了这个刚有起色的国家，不治身亡。

    “快”又“准”的调查

    3月21日，袁世凯得知宋教仁遇刺的消息后，当即发来慰问电报，并且在发给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上海通商交涉使陈贻范、上海县知事吴馨、沪宁铁路总办钟文耀的电报中明确要求：“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惩。一面由该交涉使、县知事亲莅医院慰问宋君，切劝静心调治，以期速愈。”国民党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也于当天致电北京《民立报》代转宋教仁：“闻公遇险，无任惊骇。默相吉人，幸加珍重。”宋教仁于3月22日凌晨去世后，袁世凯复电陈贻范说：“……责成江苏都督、民政长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以维国纪而慰英魂。”

    悬赏告示登出后不久，就有一名叫王阿法的倒卖古董的人前来报案。他声称，认识上海滩大名鼎鼎的黑帮人物应桂馨。有一天，他到应宅交易，中途应桂馨拿出一张相片，要他认仔细了，说与此人有仇，希望王阿法做掉他，作为酬金可以给一千元。王阿法说自己从没有做过犯法勾当，所以当时拒绝了应桂馨的要求。现在在报纸上看到宋教仁的相片，认出就是应桂馨给他看过的人物，因此报案。王阿法的言说虽然诸多漏洞，但是，巡警在逮捕应桂馨后，在他的家里却有意外发现。

    首先抓获了一名不明身份的男子，这名男子叫武士英，被当时在刺杀现场的人认出就是凶手。其次在应宅发现大量秘密电报，竟是由当时担任袁世凯临时政府的总理赵秉钧及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发来。还有就是黄兴也与应桂馨有大量电报往来。洪述祖的电报内容，主要是以如何对付宋教仁为主，里面有“毁宋”的文字，提到在日本找到了宋、孙、黄等人的劣迹。而与黄兴的电文，则是帮黄兴打理钱财。由于武士英、应桂馨在租界被捕，所以两人被暂时关押在租界牢房。

   漏洞频现的审判

    当年的上海公共租界主要由英国人负责管理，在公共租界之外另有法国人独立经营的法租界。3月31日下午，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开庭预审，由会审谳员关炯之、英国副领事翰垒德、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黄涵之共同主持。由于相关方面的准备不够充分，这次开庭没有进行实质性审信。

    据杞忧子在《宋渔父》一书中提供的庭审记录，4月4日下午公审公堂第二次开庭预审时，先由代表公共租界巡捕房出庭的刑事检查员侃克律师介绍此前在法租界的会审公廨初步审讯武士英的情况：武士英已承认1913年2月来到上海，认识陈玉生后，于3月19日在陈玉生带领下来到应桂馨家里。3月20日，他与陈玉生再次来到应家看了宋教仁的照片，然后带着手枪前往火车站。刺杀成功后，他乘坐人力车逃到应家与陈玉生见面，并得到应桂馨夸奖。应桂馨的代理律师沃沛辩护道，行凶之人说是某人主使，而没有第三人可以证明，这样的证据是不能够成立的。沃沛虽然没有点出第三人的名字，他所说的第三人显然是指已经于3月27日被抓获归案的陈玉生。令人奇怪的是，已经被抓获归案的陈玉生，一次也没有出现在连续七次的法庭预审当中，而且从此再也没有音讯。

    4月11日下午，公审公堂第六次开庭预审，应桂馨当庭说，3月1日或2日，王阿发带着吴乃文的推荐信到他家里求职。他送走王阿发后，当即吩咐手下人，以后王阿发再来就不要通报接见了。案发之后，王阿发留在应桂馨家里的吴乃文推荐信被搜查出来保存在巡捕房里。

    在宋教仁案的涉案帮凶中，吴乃文是最为关键也最为神秘的一个人。吴乃文既是王阿发与应桂馨认识的介绍人，也是在现场指挥武士英刺杀宋教仁的犯罪嫌疑人之一。而在1911年11月9日上海《申报》刊登的《沪军都督府各部职员表》中，谍报科科长应桂馨手下的三名一等科员中，恰好也有吴乃文的名字。无独有偶，曾经委托王阿发到应桂馨家里登门卖画的拓鲁生，又恰好是为宋教仁送行的国民党要员。这一系列的事情，开始让人们怀疑，所有这一切与其说是偶然与巧合，不如说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及其参谋长黄郛等国民党人士里应外合的精心安排。

    宋教仁案经过会审公廨连续七次的依法预审，遗留下来的最大疑点和盲点，就在于原、被告双方配合默契地避免了武士英与应桂馨的当庭对质。这样也使得一桩并不复杂的暗杀凶案，只要把已经抓捕归案的武士英、应桂馨、陈玉生，以及参与或见证暗杀活动的吴乃文、拓鲁生、王阿发等人拉到一起当庭对质，便可以真相大白。但是，国民党方面所需要的显然不是宋教仁案的事实真相，反而是通过真假难辨的舆论宣传，来针对袁世凯、赵秉钧及中央政府实施道德上的妖魔化，进而退出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挑起发动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

    昙花一现的和平政治局面

    在宋教仁被刺案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发现一种在民国初年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这就是会党的暴力活动。其中的历史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加剧了局势的紧张和动荡，激化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进而引发全局的崩溃和大规模内战的爆发。

    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会党势力曾经一度在某些省份获得了部分政治权力，但是由于政治素质的局限，其参加政权的结果往往是声名狼藉、民怨沸腾。会党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和稳定的立场，经常摇摆于革命派、北洋派等大政治势力之间，但是由于政治素质较低，其参加政治活动的结果往往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应桂馨依附革命派之时，他参与的南湖马队暴动违背革命派的政策，当他转而依附北洋派的时候，他策划暗杀宋教仁也未必符合袁世凯的利益；张尧卿本来依附革命派，后随应桂馨进京投靠袁世凯，但很快又参加铁血监视团依附革命派反袁，但是他参与策划的进攻制造局事件仍旧触怒了革命派领袖。应桂馨策划刺杀宋教仁和参与南湖马队暴动，分别针对革命派和北洋派,表面上看似乎完全相反，但手段都是暴力方式解决。

    革命派曾有暴力斗争的手段，但是民初还是改用和平竞选的手段。北洋派虽然是以军队为基础，但是由于并无明显军事优势，袁世凯在民初还是摆出守法的姿态，以控制政党、国会、宪法来实现其利益，即使是收买议员、收买报纸、收买政敌丑闻，也仍在合法的和平政争范围之内。而会党由于缺乏对政治规则的基本理解，没有能力区分政治斗争手段的合法与非法，其根深蒂固的传统是直接运用暴力手段。会党势力在革命派与北洋派之间不断制造暴力事件，终于因宋教仁案引发了革命派对北洋派的升级报复，最终导致全局的崩溃和大规模内战的爆发，民初合作建国、和平政治的局面也就只能是昙花一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