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当然都是作家、文豪，这是人所共知的。好玩的是，他们二人也曾是积极的民运分子。

民国曾经有四个影响很大、带有政治性质的社会团体：光复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这四个社会政治团体中，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是属于共产党势力的，另两个团体则是国民党势力的（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是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

　　其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于1932年12月17日，在1933年6月杨杏佛(杨铨）被国民党特务刺杀后无形中自行解体，实际上只存在了半年多的时间，但它的事迹可以大书特书的，是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1932年12月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宣言，将该组织定性为“不是一个政党”的社会民间政治团体。该团体的任务主要是三点：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给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援助；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

该团体规定，它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委员会，由执行委员会主持工作，全国委员会由各地分会组成。12月30日，该团体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临时执行委员会已成立，主席宋庆龄，副主席蔡元培，总干事杨铨，宣传主任林语堂。

蔡元培没有忘掉曾追随自己参加过光复会的老乡鲁迅，在新的时代使命面前，他需要鲁迅这样的老战士。1933年1月4日，鲁迅接到蔡元培来函邀请。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便认为国民政府不会允许国内出现反对派的，“民权保障会大概是不会长寿的”，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要做，多少会有一点效果的，他还是答应了。

除鲁迅外，周建人，许寿裳，胡适，胡愈之等都曾经是这个团体的成员。

　　1月11日，鲁迅正式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员号是第20号，会员证号是第3号，实际上鲁迅早在这一天之前便参加了这个团体的活动。1月17日，鲁迅参加了同盟上海分会的成立会，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林语堂，伊罗生，鲁迅等九人被选为上海分会的执行委员。鲁迅虽是分会的执行委员，实际上参加了总会的工作。
　　鲁迅经常参加同盟的活动，每次都按时到会，他的日记上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如1月6号他还不是正式成员，日记就记载了“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

宋庆龄在《追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就赞扬鲁迅，“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
　　开会时常常由总干事杨铨做报告，谈到有些什么案子，抓了什么人？介绍这些案子的情况以及营救的办法，鲁迅就和大家一起热烈讨论。每次开会都有外国记者参加。结果是向国民党抗议，发表宣言。会议的消息和宣言，有时不能在国内发表，就靠史沫莱特，伊罗生，等外国记者，用电报发到国外，或刊登在美国人办的英文报刊《中国论坛》上，这对国际舆论产生很大影响。肖伯纳，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著名人物，据此发表宣言，打电报向国民党抗议，使它在国际社会中声名狼藉。

这样的工作方式的确不带有“政党”性质，倒象是一个新闻俱乐部和律师事务所。
　　由于执政当局的迫害和压制，同盟的存在只有六，七个月，但在接待肖伯纳来华访问，声援牛兰夫妇，设法营救被捕的廖承志，罗登贤，陈赓等共产党人，以及营救作家丁玲，潘梓年，抗议德国法西斯暴行，与胡适展开关于民主运动的法理争论，为杨杏佛举行送殓仪式等活动中，还是发挥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和作用。
　　牛兰，原籍波兰，原名保罗·鲁挨格，是“泛太平洋产业联盟”上海办事处秘书，也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1931年6月17日，牛兰夫妇同在上海被国民政府拘捕，送到南京监禁，第二年7月1日，以“危害民国罪”受审。牛兰夫妇不服判决，进行绝食斗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曾组织“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营救。但国民党政府置之不理，两人直到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前夕才出狱。
　　1933年，德国狂人希特勒当权，建立法西斯政府，中国的国民党也开始学习德国，国民政权一段时间逐渐法西斯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站在世界反法西斯的战线上，很早就同希特勒进行了斗争，这是中国知识界值得自豪的。

统治集团能够容忍自己的反对派存在的民主才是真民主。专制国家的法律只能体现统治者的专制职能。1933年5月1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鲁迅，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以及外国记者史沫莱特和伊罗生亲赴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交抗议书。强烈抗议法西斯政党，指出自希特勒上台以来，短短四五个月间，“被捕之工人，已达三四万，而知识分子横遭压迫者，亦在数千之数。对囚犯施以惨刑或加以虐杀，事后诬为自尽或谓逃亡时中弹殒命。”
　　这份抗议书，虽转至德国驻华公使，但未能转达德国政府，不久即由该公使陶德曼直接退给了宋庆龄。陶德曼又是蒋介石的高级顾问，德国人这样处理显然是得到蒋介石支持的。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各种活动，鲁迅更是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密切配合，写了大量的文章抨击当局的法西斯专政，因而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以蒋介石为首的执政集团虽则大多数官员都有西洋留学背景，但他们一旦在中国执掌最高权力，就不能理解符合世界潮流的社会民主活动，对此自然不能容忍。他们要对鲁迅，蔡元培或宋庆龄下毒手，顾忌尚多，就先对杨铨下了毒手。6月18日，星期日例假，杨杏佛带儿子于清晨外出，刚从亚尔培路331号登车启动，突闻爆炸声数响，震耳欲聋，杨杏佛自知不免，立刻用身体掩护同座的儿子。特务们连发数弹，结果，儿子幸免于难，司机受到枪伤，而杨杏佛心腰各中一弹，便不治而死。
　　惨案发生的当天，鲁迅在内山书店听到消息，立刻赶上汽车，飞奔到民权保障同盟本部。许广平知道了，忐忑不安，在书店里等候着他。当他归来时，许广平和内山向他诉说刚才的忧思和焦虑，他不以为然地说：“管他呢，就是被杀死了，也打什么紧呢？”鲁迅对杨临难时，如此从容，爱护儿子，一直深表赞叹。他对来看望他的冯雪峰说：可见杨铨“当时是清醒的，首先掩护了自己的孩子。”“有后代，就是有将来！……能够如此，也是不容易的。”
　　6月20日，是杨铨入殓的日子。反动派放出风声，说就在这一天暗杀鲁迅和同盟中其他几位。杀人的名单上就连特务的代号都传出来了，将暗杀鲁迅的特务小组代号“后林”，与杀杨铨的是同一个小组。

在大是大非面前，鲁迅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决断。许寿裳来家，鲁迅对他说实在应该去送殓的，许寿裳想了想便表示同去。鲁迅果敢地前往万国殡仪馆送殓，并且出门不带钥匙，以示他视死如归的英勇气概。晚上回来，他又写了一首悼念民主烈士杨铨的短诗：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国民党内部的左派高级人士和社会上无党派激进知识分子的一个争取民国政府内扩大民主，保障人权的社会政治团体。主席宋庆龄的身份就不用说了，蔡元培和杨铨都是国民革命早期就参加同盟会的国民党元老。杨铨在民国以后曾任职总统府秘书处，当时是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院长，鲁迅是著名的左派作家，也曾经挂名在中央研究院拿薪水。

林语堂和胡适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但两人的表现都不见佳。林语堂在杨铨被暗杀后便提出解散同盟，杨铨入殓之日，不敢去参加。
　　胡适曾被民权保障同盟总部推举为该团体北平分会执委会的主席。当同盟派胡适去国民党北平监狱了解囚犯的情况时，胡适迫于国民党的压力，以没有亲眼见到为借口，否认国民政府监狱中有侵犯人权行为，并说囚犯受到政府良好的待遇，还有囚犯能用英语和他谈话，他很满意等。
　　胡适不但在执行同盟的行动中与同盟唱反戏，还在法理上攻击同盟的宗旨。1933年2月29日，胡适在北平《独立评论》上发表《民权的保障》，说“前日报载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不是保障人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和反抗政府的行动”，“我们观察今日参加这个民权保障运动的人的言论，不能不感觉他们似乎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误的”。

胡适的文章显然对同盟不利，同盟便将这位吃里扒外的家伙开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