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对于蒋介石的全面评价越来越多，尤其是杨天石先生的蒋研专著，采用最新公布的历史资材，对蒋的一生及其功过是非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不少评介都十分中肯亦有特别精彩之处。

只要认真地阅读过民国史并不预设立场的话，你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是一位严谨、认真、执著、宽容，同时又自负、固执、冲动、暴躁的领袖人物，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贪财、不纵欲，年轻时曾经风流过，但自从娶了宋美龄之后，便循规蹈矩，恪守本分，而且意志十分坚强——从他坚持每天写日记，一天也不间断，且每个字都一丝不苟上可以看到他性格的某些特征。

在政坛和官场，蒋介石与我们的教科书和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相去甚远。不能说他没有私心，不使手段，不玩阴谋，但并不是那样的阴暗冷酷，阴险狡诈。其主要原因在于，老蒋这个人特别爱面子，时刻注重自己的形象，并秉持要赢就赢在明面上、赢得别人心服口服的理念，不想耍赖、使诈，弄得不像个正人君子。

自步入中国政治舞台起，蒋介石曾经三次下野。第一次是1927年8月，因徐州战役的失败、武汉政府以分裂中央步步紧逼的讨伐、桂系军阀的发难，蒋介石被自己人穷追猛打。尽管他指挥北伐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是国民党的最大功臣，但蒋还是主动辞去北伐军总司令职务及其他职务。

第二次是1930年上半年，“变节将军”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李宗仁等对蒋裁减军队、地盘分配不满的新军阀，对蒋指挥的中央军发动“中原大战”。蒋为了平息事态，辞去本兼各职。

第三次是1948年底，解放军节节胜利之时，为了缓和内部矛盾、便于与共产党谈判，蒋辞去总统职务，隐居浙江老家。

有人说蒋的三次下野不过是装装样子，以退为进，最后的胜利者都是他。不管蒋的动机是什么，至少他勇于承认错误，也不怕丢掉官职，这种勇气和胆略不是每一个当权者都具有的。有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便死抓住不放，不管自己做了多少不应该做的事或者因自己的决策带来多大灾难，都不会放弃权力，除非被推翻。

西安事变发生时，蒋的生命危在旦夕，可他坚决不与张学良、杨虎城这些逆贼谈判，要不是宋美龄救夫心切，冒险跑到西安劝说，还不知道这出戏怎么收场。虽说老蒋答应了张、杨和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然而不管宋氏姐弟和张学良如何规劝，他宁死也不在协议书上签字，保持了一个国家领袖应有的节操与尊严。

蒋介石在西安是被迫答应那些协商条件的，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坚信不移，而且并没有签字画押，他完全可以反悔，不少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做的，但离开了西安的蒋介石还是信守他的承诺，没有再冒犯陕甘宁边区。

还有，1931年，因软禁胡汉民导致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等人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分廷对立。时逢“九.一八”事件发生，为了团结国内力量，蒋介石主动向广州政府喊话，只要广州的同志放弃另立政府，南京政府职位可以悉数让出。

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治舞台上，有过三次颠峰时期，第一次是北伐战争全面胜利及“中原大战”让对手投降之后。第二次是西安事变之后，全国人民一致声援老蒋，老蒋回到南京之时，南京万人空巷迎接他。第三次是抗战胜利、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核心成员之一——联合国五强之后，那个时候的蒋介石声望如日中天，全国人民发自内心地高呼：“蒋委员长万岁！”

前两次不去说了，仅就抗战胜利后的大好局面和中国人从来有谁抓到过的一手好牌，老蒋却在不到四年的时间输得一干二净，不能不让人咋舌。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对老蒋对国民党顶礼膜拜，并满腔热情地盼望他们带领中国从胜利走向繁荣。可是，这个时候的党国上下都沉浸在分桃子、抢桃子、吃桃子、藏桃子的狂热之中，对战争，对国人前途命运，没有几个人真正关心。老蒋作为一个声誉卓著的大国领袖，本该铁腕出击，惩治贪腐，严明纲纪，凝聚力量，可他却对丑陋和混乱瞻前顾后、听之任之，导致社会动荡、人心涣散，加上他过于自负，对东北局势判断严重失误和不够重视（抗战胜利时的东北，集中了中国90％的重工业、在全国经济中占比70％以上，还有关东军大批的军火，谁控制了东北谁就获得了优势），对美国杜鲁门政府又过于依赖、听信，以及物价暴涨等其他原因，让他和他的国民党一败再败，最后一败涂地。

蒋介石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他无法承担将一个混乱的大国带向一个清明大国的重任。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性格和他的文化构造。

老蒋的性格除了坚定、倔犟、爱面子、不服输之外，还有多疑、固执、瞻前顾后、心慈手软、既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老将虽然也到日本留过学，但他学的是军事，外来的政治、文化、思想对他影响甚微，他始终信奉的是孔孟王阳明思想——我怀疑他天天读《圣经》，只是读给宋美龄看的，渴望光宗耀祖、名垂青史，不想做太出格的事，也不想得罪太多的人尤其是权贵人物。

他的心狠手辣大都是师出有名，比如处决韩复渠，比如年轻时做刺客刺杀兄长陈仁美的敌人陶成章，比如对汪精卫和他的手下不遗余力的追剿，要他为了一己私利去冒天下之大不韪，他是不敢做的。

事实上如此，性格也决定了他蒋介石是绝对不会当卖国贼的，他有着比许多政治家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对国土、主权十分珍惜，蒋收回东北权益和租界的企图，应该是日本向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说他卖国显然是个误会。

可是，有时候老蒋又喜怒无常、固执己见，干一些有损自己形象和政治声誉的事，如与胡汉民的约法之争，胡汉民不仅反对蒋制定宪法，还反对蒋的赦免陈炯明、阎锡山等战争罪犯的主张。为此，蒋介石与胡汉民还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辩论（蒋的理由是孙并不反对制定约法），蒋一怒之下将胡予以软禁。这一行为也暴露了老蒋性格上的弱点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本来是他占理的，到最后变成全国人民声讨他。

以前我们总是说，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这也是不实之词，蒋介石不仅崇拜、尊重孙中山，自他掌管中国军政大权之后，他一直在执行孙中山的既定路线和基本方针。既有他恪守忠孝的原因，也与他本人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论不无关系。即使偶尔有点出格的想法，很快便回归正统。

北伐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听从胡适等民主派人士的意见，欲扩大参政圈子，制定一部以临时约法为蓝本的民主宪法，让中国走向宪政之路。蒋介石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并非他热爱民主宪政，而是刚刚过去的中原大战让他看到了没有法律约束的政治、军事的巨大危险性。

可是，胡汉民以“总理（指孙中山）的一切遗教就是成文的宪法”、“军事高于一切”等为由，坚决反对制定宪法，坚决主张军政和训政。不用说，最后蒋还是慑于孙中山的威名打消了制定一部以临时约法为蓝本的宪法的梦想。

回望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治轨迹，不难发现，他一直游走在民主与独裁的边缘。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老蒋不可能喜欢民主，也没有把混乱无序演变为民主共和的能力。不管老蒋在一些重要时刻如何豁达、潇洒，但他骨子里是热爱权力的。

可是，要他去独裁，他又怕影响名声，怕遭到唾骂。毛泽东说老蒋“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可谓入木三分。既然不喜欢民主，老蒋如果选择独裁到底，则局面可能会大不相同。既不选择民主，又不选择独裁，便注定了他的失败。

楚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