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是一个日益引起广泛注意的知识分子。他最初在学界引起后人注意，多源于谢泳的《董时进———一个被遗忘的知识分子》一文。当时，谢泳在研究《观察》周刊的时候，意外发现了朝代鼎革之后许多学者批判董时进的相关言论。正是从这些言论中，谢泳看到了一个基于专业研究基础上的敢言的知识分子形象。

后来，熊培云在写作《一个乡村里的中国》时，意外发现民国时期的董时进曾在江西从事农业研究工作，而且还在当时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乡居杂记》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详细描述了当时农村的社会情形。熊培云这本书让很多人认识了这位不可多得的农学家。再后来，香港学者熊景明等也对董时进的相关言论做了介绍，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作为民国知识分子，董时进的身份是多姿多彩的。1920年代，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之后，也一直致力于农学研究，算得上是一位卓越的农学家。

抗战胜利后，为了保障农民利益，他还组织了中国农民党，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人有过往来，算得上是一位政治活动家。

民国时期，他还在《甲寅月刊》、《独立评论》、《大公报》、《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经济评论》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后来还曾主编《现代农民》，去国之后，还曾在《自由中国》等公共媒体上发表不少政论文章，后来还结集出版了《正确认识中国问题》等政论集，因此，董时进也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政论家。

另外，董时进对文学创作也很有兴趣。他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再加上工作之后也一直跟农村打交道，因此写了很多农村题材小说。他的小说创作，多以写实为主，致力于刻画时代环境下的农村风貌，对乡村社会中的农民心理有着深刻而又富于洞察力的理解。

统观董时进的相关言论，可以说，他是一个在公共事务上思考欠理性，但专业性很强的知识分子。

先说董时进在公共事务上的表现。作为农学家，在人权、个人自由方面，董时进缺乏真知灼见。1930年代，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董时进发表文章，主张以人海战术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炮火。胡适对这种拿平民当炮灰的主张明确表示反对，董时进却觉得国家重于一切，两人为此争论。其实两人争论的分歧还是人权与主权之争。如今，人权之重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广泛共识，董时进在这方面显然有所欠缺。

1950年代，董时进在《自由中国》发表文章，公然呼吁胡适出来做副总统，要求胡适为了国家自由牺牲个人自由。这种论调也与胡适大不相同。对那些主张“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的论调，胡适向来主张“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这种观点的根本分歧，让胡适与董时进一直保持着一定的思想距离，两人虽然是同时代的人，也曾有过交往，但关系一直不太亲密，可能与这些分歧有一定关系。

虽然在公共领域对一些事情的认识有欠缺，但董时进可算是一个关心公共事务，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有热情、有情怀的知识分子。而且，他在农业这一专业领域还很有卓见。

1940年代，民盟领袖梁漱溟主张土地公有制，当时身为民盟成员的董时进坚决反对，为此不惜退出民盟，另组中国农民党。

董时进为什么反对土地公有呢？作为农学家，他深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只有农民拥有了土地，才能激发出创造力。而一旦土地公有，伴随公有的还会有生产工具、家禽等一系列的私有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成了刀俎，农民成了鱼肉，灾难不可避免。除此之外，他当时对士绅阶层的论断，对“江南无封建”这一学术观点的坚持，对“农村土地是自由流动买卖”的坚持，都是建立在他长时期的数据调查与专业研究之上的。在坚持这些学术观点上，董时进是非常固执己见的。也正是他在学术上的坚持己见，使他在朝代鼎革之后的处境非常尴尬。为了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原本决定留在大陆的他被迫选择离开，离开之后，很快遭到了留在大陆的许多学者的严厉批判与人身攻击。不过，从人生抉择的角度来看，董时进的离开无疑是幸运之举。

只是可惜，由于他的这一去国离乡的选择，再加上“农学家”这一身份不太容易为人注意，使得他的政论和文学才华鲜为后人所知。这不仅是董时进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剧。当然，随着董时进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他的多重身份也会更多地为人所见。尼采曾有名言曰：“有的人死后方生。”这句话用来形容董时进，恰如其分。

南方都市报 林建刚

附录：董时进(1900-1984)，四川省垫江县(现属重庆市)人，192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1925年回国，担任北平大学、四川大学等校农学院教授及院长，主编《现代农民》月刊，创办重庆大新农场，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同盟，创建中国农民党。1949年12月，董时进曾诚恳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然而，他对中国土地经济和农村社会另辟蹊径的分析和精准概括的结论，被今天的中国政府一一重新认可。1950年到香港，1957年到美国，1984年在美国去世。董时进一生著述宏富，《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政策》、《国防与农业》是其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