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一生跌宕起伏，命运多舛。当时的中外报刊，对他时有报道。这些报道中，从关注小皇帝的人生命运，他离开紫禁城的何去何从，以及他未来之路，到他成长为风流倜傥的少年，从他在辫帅张勋拥立下复辟，到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傀儡皇帝，他的形象摇摆不定。但是在新闻媒体中，他的影像也逐渐清晰——他是小皇帝、逊帝、废帝、儿皇帝，是工具，是傀儡，他又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人物。

“九一八”事变后，日帝国主义逐渐加紧侵华的步伐，首先的目标就是控制我国资源丰富的东北地区。在日本的诱引下，溥仪逐渐走入这个阴云密布、血雨腥风的舞台中心，成为媒体追捧、采访、热议的对象。在报刊媒体的大量报道中，他从皇帝到傀儡，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在聚光灯下的人生轨迹，留给后人晦涩的历史课题。

爱新觉罗·溥仪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四（1906年2月7日）在北京出生，1908年，3岁的溥仪根据慈禧的遗嘱被立为宣统帝。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宣告退位。在中国政局动荡、风云变幻大王旗的激烈政治角逐中，退位后的溥仪整日无所事事，是一个无知、无力、无助、无能的形象。但是在当时媒体的语境下，溥仪却是一个值得了解的对象。他既是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的末代皇帝，亦是历史上两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唯一一个登基三次的中国皇帝。而国外媒体、国内报刊对溥仪的表述，都是我们更进一步、近距离了解他的重要载体。

一、报刊报道曝露溥仪亲日、媚日、建立伪满洲国的罪恶行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动荡不安，溥仪在这个乱世之际可谓是软弱无助、左右摇摆。《时代》对其总结道：“溥仪一生软弱无助，总是成为这个或那个代理人手中的—个工具。”

1932年日本占领东北之后，于3月9日，让溥仪在长春就任“满洲国”的“执政”，年号“大同”。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为“大满洲帝国”，改年号为“康德”，溥仪正式“登基”称帝。但是他虽名为皇帝，实则“满洲国”任何重大之抉择都需由关东军批准。

1945年8月16日，日本关东军胁迫溥仪前往日本。在沈阳东塔机场被空降的苏联红军发现并逮捕，关押于伯力，曾在东京审判中出庭作证。1950年被移交给中国政府。

关于溥仪当选伪满政府之“大总统”，当时有媒体报道：“沈阳首脑者间对于新政府官员人选进行协议，将于日内决定。然目下呼声最高者是大总统（原文为此，应为溥仪）。”1932年9月15日，“（长春）日本正式承认‘满洲国’之议定书。已于今晨九时十分由武藤代表日本、郑孝胥代表‘满洲国’签字”。在溥仪于伪满洲国当政期间，国内较有影响力的报纸《申报》《大公报》等都给予及时跟踪报道，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傀儡”，进一步揭露了日本的侵略行径。

就溥仪担任伪满皇帝以来，报刊对其权力地位的变化有所记录。登载了“前任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遇事跋扈，为溥仪不满，日政府为笼络溥仪撤换本庄繁”。此时，溥仪看似还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这只是日本笼络他而呈现的假象。在《溥仪僭号以后》文章中直接揭露日本侵华、伪满洲国改制、溥仪改号的真实目的：“坐视日本玩弄与摆布之傀儡溥仪，就在那一天（3月2日）由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怀抱中爬上所谓‘满洲帝国’的‘宝座’去过‘儿皇帝’的大瘾！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一手造成的东北之伪组织，无论其方式为民主、为帝制，首席傀儡的称呼为‘执政’、为‘皇帝’，始终认为是一种军事占领的形态。”“可是事实上溥仪以下之中国‘文武百官’始终是他人操纵下的傀儡，他们的本身并没有独立人格，一举一动都是为日人之马首是瞻。”当时李顿调查团在与溥仪会面交谈时，曾问他当伪满洲国皇帝是否舒服、安好，溥仪满面愁容，许久不敢言发一语。之后溥仪曾表达不想再做此傀儡了，时时想离开此地。

着统帅制服在“勤民楼”进行就位仪式的溥仪

西方列强对于日本在中国建立伪满洲国以及之后的满洲帝国的行为表示极力的反对，它侵犯了其他大国在中国的利益，而溥仪之傀儡及其类似中国旧制的设置则只是为了掩国际之耳目，日本对中国的长久谋略则是此行为之本质。在《溥仪僭号声之排演》中写道：“按日方唆使溥仪称帝。”其目的“表示日方无吞并伪国心理，以缓和国际恶感”，“藉以收揽蒙古之王公”。还有的报刊以大量的文字，从国际关系方面，纵论日本帝国主义改国号、建立“伪满洲帝国”、颁布所谓的“伪帝国国策大纲”，目的是扰乱国际视听，以掩盖日本殖民侵略中国东北并永久占领的目的，造成“国际上有利地位”；在伪满洲国外衣的掩盖下，日本政府在我国东北地区加速侵略，以为自己的军事计划服务。

在这些强盗逻辑的支持下，中国国内的报刊对此行为大加批判，尤其以讽刺话语对溥仪进行批评。如有的报纸直称其为“溥逆”，当时溥仪展现对日本之态度：“伪满洲国不惜竭全力以维持之善邻日本。”“依照建国宣言所示，当能与邻邦诸国增进亲善关系。而确立东亚和平，为世界福祉计。余党至堪祝贺者也。”这些报道翔实地披露了溥仪从第一次做皇帝到被苏联红军带到西伯利亚关押的全过程，《溥仪哀恸他他拉》揭露“伪满皇室内幕”的林林总总，媒体的报道对溥仪人生的命运时刻关注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二、新闻报道中，溥仪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行径令国人震惊和痛恨

当时的报刊，以锋利的笔调，直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是“暴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既以暴力占据我东北，为便于取得形式上条约起见，首造长春伪组织从而承认之，并签订所谓第一次‘日满议定书’，于是‘暴日’又将唆使溥仪称帝，且有签订第二次‘日满议定书’之酝酿。”

建立伪满洲国是为实现“溥仪——儿皇帝之梦”。溥仪年少登基而被灭朝，使他对中华民国深怀恨意，彷徨之下，他病急乱投医，选择相信日本人，并把恢复王室之希望寄托于日本人身上。对于溥仪的此种想法与举动，共产党创办的《红色中华》当时明确指出：“溥仪登基是“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所谓建立伪“满洲国”为恢复大清基业，实则助纣为虐，助长和配合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溥仪始终是个玩偶，是在发昏罢了”。在《外国记者向溥仪索勋章》的小短文中，记者文笔嬉笑怒嘲。此文对溥仪在伪满洲国之地位，描述道：“此往防之外国记者，亦明知溥仪不过是一个傀儡；故见面寒暄后，即问道‘现在你们新国家成立了，一个国家必定有几种勋章，你们新国家的勋章，做了没有？样子好看不好看？可不可以送几块给我们挂挂’？溥仪对此问出乎意外，只好微笑点头曰‘有！有！等做好了，一定送过去。’”伪满洲国的二次升级既是溥仪无能形象的升级，更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加大侵略力度、对东北地区加大奴化程度的升级。

伪满洲国的执政府“遗臭史册”。当时较有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大公报》还报道了《傀儡舞台上之形形色色 牛鬼蛇神相聚处丑态百出》，反映了民心民意。溥仪“傀儡角色”，“业在长春就伪执政后，某君曾见之于所谓‘执政府’也者，溥表示云，逊位以来，本想不欲再干预政治，用青白之头脑，研究学识，此次出而执政，诚非得已，执政之期，决以一年为限，以待贤者，尽此一年之力，视成绩如何而定行止云。”“遇客谈及现状者，必老泪频流，自言‘死有余辜’。”对于溥仪复辟“其他亲贵东北局面，本如回光之返照，结果不过遗臭史册耳；而一般亲贵，反兴高采烈，大为活动，按支派之亲疏，而定拒纳之标准。”可以看出，当时在伪满洲国的“维持秩序”下，东北地区的社会风气变得异常混乱、臭味熏天。

通过溥仪不断向国人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在《溥仪僭号声中华北之危机》中深刻论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国此次所决定之国事，乃基于顺天安民之天意，亦无非欲确保东亚永远和平，企图贡献于世界人类而已。满洲自建国以来实践其所声明之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原则，竭力尊重，毫无改革，不设种族之差别。”“此文措辞上最可注意者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八字，盖满洲之资源，久为列强所注目，今以此八字为钓饵，必将有受其诱惑者。只需有一二强国，予以承认，此日人襁褓中之伪国，其寿命根基已稳固矣！将来吾国欲求故土之光复，岂易易乎？”对于溥仪出访日本，当时国内媒体舆论以鄙视口吻直接报道了“满洲国傀儡皇帝”的行程，为民在鸣不平。“日政府要人谈话称，此次满洲国实施帝制，”“满洲帝国之发达与事实，是使其以世界和平为念之列强，对于满洲国彼等所取之态度，至此当感其有再行检讨之必要。”此处日本政府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当时处于其控制之下的伪满洲国的“保护”欲望，并妄图在充分发展满洲之后以图精分，此说辞不过是妄图攫取中国资源而掩人耳目罢了。

三、溥仪的复辟之举，成为当时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与热点

在上世纪上半叶的动荡年代，由于溥仪特殊的身份，他经常成为人们关注的核心人物，人们关注他的一举一动。报刊真实披露了溥仪混乱、杂色、多疑、压抑的人生，报道也流露出他无意、无价、无味的人生哲学。

溥仪的人生可谓是如戏一般的一生。对于溥仪的生活状态，媒体也是津津乐道，溥仪在纸媒中是一位无知无能、没有什么生活经验的人。溥仪“据说穷得不得了”，而且他“至所受教育国学和文笔都极幼稚”。之后，文中话锋一转，“溥仪虽穷，但皇帝的阔绰，仍未能近除”，“据说他共有十个厨子，有的善西菜，有的善闽菜。有的是粤菜等等，每日每人给十元买菜，十人各预备个人的菜，他高兴吃什么就吃什么，没有叫着则任其糟蹋，每天买菜虽有七十元之多，但他又怕厨子中饱……买菜则派太监出去买，各厨子无钱无赚有不愿意干者，则有太监两人手执竹鞭立门外，以打屁股相恐吓”。除了在对餐食方面依旧讲究之外，这个出生于中西文化碰撞时代的皇帝，对西方文化亦有较大的兴趣，如打网球、骑自行车、溜冰、玩相机等。溥仪衣食无忧的生活与中国民众青黄不接的苦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亦是当时媒体对溥仪恶言相加之一大缘由。

当时的媒体对于溥仪的“事迹”、行踪等亦有所登载，如介绍了溥仪当时的生活状况：《寄居津埠之溥仪亦将赴大连》《傀儡溥仪定期访日》《溥仪将赴辽》，甚至对他在长春的居住之客厅亦有记载。可见，作为当时的舆论人物，溥仪之言行颇受公众关注。在《伪帝溥仪故宫走访记》中作者曾感叹：“十四年的一场黄粱梦”“宫门一片荒凉”。另外，人们在茶余饭后，披露溥仪“在抗战胜利，他们又一路逃窜，“至通化者仅17人”，这种孤家寡人的凄凉场景，表明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必须依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的、顺应群众需求的变通，不能违背历史的发展规律，反之，终将受到正义的审判。

四、两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皇帝

纵观溥仪的一生，可谓不甘寂寞，出尽风头。他是时刻不忘复辟的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唯一一位两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皇帝。《时代》广泛的肇事，在国内外掀起轰动效应的末代皇帝形象，尽现在人们的面前。

清朝之“大厦”在辛亥革命后倾覆，作为末代皇帝的溥仪，其行踪与命运依然受到中外媒体的关注。1934年5月5日溥仪首登《时代》周刊封面，此期周刊对于溥仪毫无实权的傀儡之状毫无遮掩地蔑视。当时溥仪的形象：虽美国视溥仪为傀儡，但相对于对之前中国“风云人物”的描写，周刊此次以彩绘形式将溥仪之漫画形象呈现于大众之视野中。在封面中，溥仪身着黄色皇家龙袍，手中持着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寓意吉祥如意的玉如意，颈上戴着代表长命的项圈，头上是多彩的宝石皇冠，还有他那在西方人眼中极具代表性的镜片，周围环绕着代表好运的七彩祥云及其散发的光芒，在美国人的笔下，这个已为傀儡的年轻人显得高贵无比，却不能将其与落魄等词相关联。

1936年2月24日，《时代周刊》封面

据《时代》叙述，溥仪在满“登基”仪式，从皇冠、龙袍、乐队到礼节等规制之类还是按照清朝传统进行，确是实现其“儿童梦”。文章主基调为哀叹溥仪惨淡之命运。报道这样叙述溥仪前两次称皇之经历：年仅28岁的溥仪对皇冠毫不陌生。第一次初为皇帝的他只有3岁。6岁他刚露面，就被袁世凯在孙中山先生的施压下废黜；第二次，1917年的溥仪在老臣张勋的“协助”下，恢复宣统皇帝之“职位”，当时装腔作势的张勋将军，借口调停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矛盾，率领他的辫子军占据北京城，在7月的一个午夜，又为他加冕。但登上十一天的皇帝宝座之后，就被依靠日本援助的段祺瑞匆匆赶下了台，结束了他的第二次皇帝之经历。

1936年2月24日，《时代》封面上再现溥仪面容，与日本天皇、斯大林和蒋介石并称为远东四大“元首”。《时代》将成为“满洲帝国”皇帝的溥仪视为傀儡，亦是代表人。同时，也表明美国间接承认了满洲国的存在。图中的溥仪一改上次的“清朝皇帝”风范，以正常的黑白色为基调，与日本裕仁皇帝极为相似的装束显示了当时与日本人的关系不一般。

此时的溥仪是在美国人看来，作为亚洲的重要代表之一，是远东危机解决的关键。但是当时远东危机的主要制造人是日本政府，在侵略中国的时候侵犯了欧美等其他国家的利益。可见，远东危机的解决并不能依靠于作为傀儡皇帝的溥仪，也不能依靠于忙于欧洲事务和国家建设的苏联，中国当时作为抗战的主要国家是直接反抗日本的，所以远东危机的解决只能是日本政府这个引发问题的主体。可见当时的美国对于日本的态度是较为矛盾的，一方面在道德层面上谴责日本的非人道主义行为，另一方面则积极与日本进行在中国的买卖。溥仪代表的伪满洲帝国，虽然美国方面不予承认，却还是将满洲与中国区分开来。《时代》作为美国观念的传播载体，可以看出当时的美国实则还是奉行的自我利益中心论原则。

从以上两次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的溥仪形象，确是对这个人生经历“与众不同”的年轻人的真实反映。

综上所述，民国报刊围绕溥仪第三次“登基”前后的新闻报道活动，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溥仪的代表事件，基本上囊括了溥仪跌宕起伏的一生。这些报道，主题鲜明，对溥仪、伪满洲国的报道不留死角，是溥仪一生的大事记，这些报道向后人展示了他复杂、灰色的人生轨迹。说明了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潮中，每个人在社会发展的潮流中，唯有向前，向前……

来源：《文史天地》第264期

作者【李正鸿，李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