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那个时代的知名记者、独立报人。他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他被人赞颂为革命志士、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但同时，他生前生活奢侈豪华令人吃惊，香烟都是特制的，上面印着他的名字，而且是赌场、青楼的常客。

 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的罪名在北京天桥被奉系军阀政府枪决。邵飘萍被押赴刑场行刑时，他神情坦然地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从容就义，时年40岁。

然而，谁也想不到，邵飘萍自己更是不曾料到，在他死后半个多世纪，有一些闲得无聊的人，却因为邵飘萍的“政治面貌”问题而争争吵吵，不可开交：有人说他是共产党员，有人说他不是共产党员，并且双方都是言之凿凿！

邵飘萍其人

邵飘萍（原名镜清，后改为振清，字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东阳。13岁考中秀才，16岁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1912年任《汉民日报》主笔，在2年里写了250多篇、20多万字的文章，在新闻界崭露头角。1916年创办了”北京新闻编译社”，1918年创办《京报》，自任社长，开始独立办报生涯——那时候办报手续简单，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开一个公号、经营一家自媒体。

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一开始只有他和潘公弼两个人，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

当时社会，存在着自由报人这样一种职业群体，他们经济自主，思想独立，不依附于任何权势。如果对民国自由报人群体进行一个代际划分，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人为代表，是民初一代自由报人群体；张季鸾、史量才、胡政之为第二代。第三代是王芸生、徐铸成、陈铭德等大批年轻的自由报人。

邵飘萍以言论自由的信念走上一条独立办报的艰辛道路。既不受外国通讯社的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他主张新闻记者是”布衣宰相，无冕之王”，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

1925年底，邵飘萍利用《京报》的一个特刊，历数了张作霖的恶迹，张作霖随即拿出30万元贿赂邵飘萍，希望《京报》能够替他说话。没想到邵飘萍立即将款退回。据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女士回忆，收到钱后，他曾对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张作霖十分恼火，他发誓，打进北京城要活捉邵飘萍。

邵飘萍的色彩与标签

邵飘萍是孙中山民主革命的积极支持者，投身于“新闻救国”的事业。五四运动前后，他动用《京报》的舆论导向，组织推动运动的发展。他认真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撰写了《新俄国之研究》与《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1925年由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然而，对于邵飘萍的中共党员身份，争议颇多。因为从来没有任何可信的依据，以资证明。质疑者认为，根据史料，李大钊与邵飘萍二人的交集是各自参与推动五四运动，但不能证明二者有同志关系。既然是秘密加入，自然只有当事人才清楚。邵李两位已随黄鹤归去，但罗章龙一直活到解放后，就只有罗的一面之辞了。

新闻学家方汉奇先生在《关于邵飘萍是共产党员的几点看法》中提出，罗章龙是孤证。而罗章龙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前后，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中共将他清除出党了，他也未提供邵飘萍是中共党员的证据资料。

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曾经明确告诉方汉奇，邵飘萍不是共产党。汤并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她在邵死后独力把《京报》支撑了几年，能完全瞒住这样一个亲近之人，不合情理。邵飘萍的另一个夫人祝文秀坚定支持飘萍的事业，但也没有察觉出邵飘萍与党的关系。邵被捕被杀，中共北方组织也并没有留下开展营救的记载。

质疑者的直接证据来自邵飘萍本人1926年4月22日在《京报》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告白，其中开篇就声明自己是无党无派的——“鄙人至现在止，尚无党籍 ，既非国民党，更非共产党。”文中一个“更”字，已经是明白无误了。

后来，毛泽东对邵飘萍也有专门评价：“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张作霖为何要杀邵飘萍

邵飘萍把张作霖得罪透了，导火索是他深度卷入了高层政治斗争，他和《京报》支持冯玉祥，贬损张作霖，并参与策反奉系大将郭松龄。当冯玉祥与倒戈的郭松龄宣布联合后，邵飘萍在京报上登出张作霖和郭松龄的照片，郭的照片下署文“东三省救主郭松龄”，张的照片下则署文“马贼头目张作霖”。这就是明显的一边倒立场，背离了他自己的自由报人宗旨。

当时北洋政府各部和地方有实力的军阀，定期给报社一笔津贴，其实就是“公关费”，《京报》因为影响大，得钱最多。邵氏既拿张作霖的钱，又拿冯玉祥的钱，还帮着冯玉祥骂张作霖。杀人如麻的张作霖一旦率大军进京，掌握了北京政权，邵飘萍必死无疑。

后来郭松龄起义，被张作霖镇压。为此，邵飘萍在《京报》上刊出《日本暗助奉张之战功》一文。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郭松龄倒张失败的要害，是日本关东军的参战和张作霖接受日本的要挟条件。

张作霖派人向邵飘萍说，我们屡次帮你的忙，你为什么那样反对我们？邵飘萍竟以戏言作答，你们是帮邵飘萍的，现在攻击你们的是《京报》，不是我邵飘萍本人。张作霖闻言怒不可遏，遂起杀心。

一个自由的灵魂

邵飘萍以最后蒙难完成了作为中国报界先驱者的形象，昭示了中国新闻自由的漫漫长路。生前，他对中国的办报环境是有充分认识的，曾经说，”欧美各国政府对言论界的压迫之政策皆已渐成过去”，惟中国报纸”一旦遇与政府中人个人利害有关之事，始倒行逆施，妄为法外之干涉。武人、官僚、议员、政客莫不皆然”;对于新闻，”无时不加严重之压迫”。他提出为新闻立法，使之”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蹂躏”，但又深知，要使新闻自由获得保障，必须同时使社会获得自由。

也有人说，实际上，邵飘萍是一个社会人，时常游走在权与钱的灰色地带。与他同时期在北京办报的龚德柏先生，总结过邵飘萍的“新闻操作”手法：得到内幕消息后，把新闻写好，却不付印，而是排出一个清样，连夜派人送到相关高官的府上。之后，等待该高官出价买断这条新闻就可以了。

邵飘萍出手阔绰，还开着豪车，在北京的媒体人中十分抢眼。润之当年要办报，没钱，找到邵飘萍。邵毫不在意地拿出100元给了毛。这笔钱，相当于毛当时一年的收入。这让毛十分感动。一直到1950年代，毛在一次会见新闻界人士时说，胡适在台湾吹牛，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北洋时期，政府会以“宣传费”的名义，分四等给报馆、通讯社发放津贴。邵飘萍的《京报》属于第一等，每月津贴至少300元。而军阀给的钱就更多了。当时曾任中国银行总裁、财政总长的李思浩先生回忆，邵飘萍是知名记者，大家都怕他，记得两次送给他钱，数目相当大，每次总达好几千。

龚德柏总结了邵飘萍的“办报宗旨”，所谓“无钱不要，无人不敲”；例如，1924年，中、苏进行复交谈判，其时，外交总长为顾维钧，负责谈判的是王正廷。王氏谈妥，并草签合约，向顾氏报告，孰料顾氏不同意，打回重写。于是，谈判一度陷入僵局。邵飘萍乃撰文大骂顾维钧，轰动朝野。顾氏脸皮薄，当即赠金五千元，并承诺增加外交部对《京报》的津贴。第二天，邵飘萍另写一篇社论，则大捧顾维钧，痛骂王正廷。

然而，他的这些人性缺陷恰好丰富了邵飘萍的“自由的灵魂”，他自己喜欢做一个无党无派的自由人，不行吗？现在的那些无聊之士，你们何必争论他的政治面貌而打搅他的阴间好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