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应该让国人都知道的蒋经国先生 文：梦琳

1．清廉。
蒋经国先生的清廉表现在自身清廉与严惩腐败，而且从获得第一份官职开始，直到去世50年的从政生涯，“官”越做越大，一生如此，这样的坚守谁不崇敬。这清廉，一是自身，二是家人，三是打击贪腐，四是整个政风，只有从这四个方面界定，才能真实对蒋经国先生的清廉给予准确评价。
首先，自身清廉。1944年8月1日离开县长任上（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职务）时说：“我在县长任内，未曾为我私人取用分文，动用粒粟，本人因私事而花之电信费用，皆应在本人薪饷下扣除，不得在公费项下开支”；到台湾后，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带着家人看电影，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
其次，严格家人。蒋经国先生不许家人包括夫人与孩子，从事任何经商活动；他的夫人从不干政，更不帮任何人说情，以从中收取好处，其低调、朴素到令人同情的程度；明确规定不到28度，官邸不许开空调，以致于夫人不得不到阳台乘凉；蒋经国先生去世后，靠先生20个月的俸额115万2000元新台币为生，生活异常拮据。
年迈的蒋方良对俄罗斯还怀有一份感情，1992年俄罗斯一名官员以私人身份抵台访问，她从媒体上得知，问胡献堂：“我想见见他，你看找谁安排？”胡献堂打电话给当时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办妥了。见过面后，胡献堂问她：“要不要回去看看？”她答说：“我没有钱，怎么回去？”自1937年离开祖国后再未回到那片土地；去世前，蒋方良问可否葬在丈夫身边，其言令人潸然泪下（在中国传统中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因先生长期的严格管束，担心这样的要求是奢望）。
再次，打击贪腐。蒋经国先生上任“行政院长”，第一次主持“行政院会”就通过公务员10项革新，制定《贪污治罪条例》，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被视为不近人情；情治首长周中峰、叶翔之等人均为蒋宠信，一次蒋出其不意（他经常如此）到周、叶家中做客，发现居家摆设改变，门前车水马龙，二话不说，旋即将周、叶二人调职，以肃官腐；严惩亲表弟时任人事行政局局长的王正谊；不畏立、监委庞大的政治影响力，把十多位监委、立委移送法办。
最后，政风清新。由于蒋经国先生的清廉与严惩贪官，他统治时期的台湾政风全面刷新，他全面执掌政权后的整个执政团队，“部长”以上官员没人贪腐，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清廉使蒋经国先生获得了巨大的道德威望，也在统治集团内部具有了绝对的道义权威与一言九鼎的独尊地位，当党内部分大佬害怕民主引发混乱时，他一锤定音解除“戒严”施行民主无人敢发难，因为他及他的家人不怕民主了被人民清算，也不怕国民党在民主后被人民清算。

2．为政。
这里的为政主要是指蒋经国先生为政的目的与为政的方式。蒋经国先生在台的统治，为政是全心为民呕心沥血，为政方式是深入民众从无官僚。
先说一心为民。在江西赣南，他推行新政，一身布衣下乡，打击烟、赌、娼成效显著；在上海整顿金融敢于碰硬（抓了孔祥熙的儿子，被老子干预放了，无奈发表申明向百姓谢罪），最终与孔宋权贵结怨；到台湾当政后一直重视物价，每天必看柴米油盐糖及面粉物价（与人民关系密切）；李国鼎（财政部长）以一句“政府施政应图利人民”打动蒋经国，一生不喜欢李但仍充分授权，使李为台湾经济作出杰出贡献；有一年石油价格上涨，俞国华（“行政院长”）将石油价格上调两元，蒋经国看电视报后道立即约见俞国华，指示俞仅能微调一元。双方为此事发生争执，俞以政府保本为由，力主不能调回。蒋说：“一个失去民心的政府还保什么本！如果你不执行这项政策，回去好了！因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再说一生亲民。在赣南，蒋经国先生经常短衣草履，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与百姓民众任意交谈（许多决策灵感从中产生）；当时有人统计，蒋经国上任专员的第一年，在赣南（11个县）转了三圈，甚至能够说出辖区内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名称；在整个赣南期间，平均每年下乡200次；1950年代初，在台湾带领退伍士兵筑路，渴了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吃，在架在绝壁的竹梯上爬上爬下；1978年到1981年，蒋经国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考察一条建设中的公路进山21次；1980年永安矿难挨家挨户慰问；到煤矿参观，同意矿上保卫人员搜身；晚年因经常下乡探访民情，回台北后告诉侍从人员“腿疾日趋严重，脚像针刺一样”，侍从人员婉劝他减少下乡行程，蒋说：“算了，待在办公室还是一样痛，以后不要再讲了！”。
这就是贫民“总统”蒋经国，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永远低调、朴素，永远吃穿随意。

3．胸怀。
令人钦佩的是，蒋经国先生的胸怀不仅为专制的统治者所“不可思议”，就是民选的政治人物也难以比肩。
1970年4月24日，蒋经国先生访问美国，遭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生黄文雄刺杀未遂，事后蒋经国先生不仅未见任何恼怒，反而要求与刺客见面（绝不是为了发泄怒气，而是想问问刺客为何有怨恨，但为美方劝阻），并建议美国放了刺客（后交20万美元的保释金放了）；美丽岛事件爆发后，警方秉持蒋经国先生的旨意高度克制，以至于冲突中警方183人受伤，其中伤势较重者达47人（冲突中，群众专向手持对讲机的军官发动袭击，担任行动指挥的少将被人用破瓶砍伤手臂，负责前线指挥的指挥官则被火把砍伤脑门），群众方面仅有40多人受伤，对峙中还是警方先退场（世界上，如此维持秩序的，恐怕绝无仅有）。事后，形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舆论，蒋经国先生亲自主导处理，无1人判死刑，仅施明德1人被判无期，其他均判14年以下有期；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成立时（此时尚未正式宣布解除“戒严”），情治部门呈上名单欲抓，蒋经国未批且平静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1987年12月25日上午，台北市中山堂举行“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蒋经国坐着轮椅抵达会场，在“国民大会”致词时（期间秘书长何宜武代他宣读，此时已说话艰难），在坐的11个民进党“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同声喊叫“全面改选”(指国会)，随后又起身再次叫嚷“国会全面改选”，还拿出一面书写着“全面改选”的白布条当面攻击他。
他的部属要严厉还击被制止了——他完全有这个能力还击的。半个月后的1988年1月10日，蒋经国对着他的一个孩子忽然开口：“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3天后，蒋经国吐血而亡。
民主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妥协，而妥协是需要胸怀的，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先生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先生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只要有理）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最主要体现在民主反对派的应对上。正是这胸怀给台湾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使“戒严”解除时没有出现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的社会秩序失控，民主着陆的平静、有序（不是没有冲突与对立，而是没有大的流血，更没有死人）为所有国家或或地区仅见。

4．政绩。
着重说说经济成就。蒋经国先生实际主持台湾工作近20年，在这20年的时间里，台湾的经济以难以想象的水平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1952-1959年为6.9%，1960-1969达到10%，1971-1980年达到9.4%，1981-1990年达到8.1%，从1951-1989年3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55倍；人平均所得，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从136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已达7518美元，从1951-1989年38年间人均收入增加了55倍；失业率长期在2%左右；更为令人称道的是，在经济如此快速发展速度过程中台湾的贫富差距没有迅速扩大，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随经济增长而加剧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的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更是经济迅速发展阶段贫富差距扩大控制在最小范畴的地区。
这是蒋经国先生对台湾的民主能够平稳着陆作出的最大贡献，因为这一基础确保了民主化后整个台湾的国民能够理性地享有突然而来的那么多的民主权利——经济上的贫富差距过度巨大形成的对立，往往会导致民主到位后的不稳定，并将民主制度摧毁（这样的国家或地区俯拾皆是）。所以，没有高经济速度发展而贫富差别较低的经济基础，蒋经国先生具有再大的权威、再大的心愿，恐怕难有民主的和平着陆。

最后，我们将《蒋经国传》作者漆高儒的一个总结转述如下：蒋经国是一个勤劳的人，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他和百姓群众很接近，他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蒋经国惟其是一个勤劳简朴的人，才可以缔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成果；惟其是一个亲兵亲民的人，才有台人对他的感念与肯定；惟其和百姓群众很接近，所以他的施政作为才能贴近民意；也惟其是一个认识时代的人，他解除党禁、报禁，继之又解除“戒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实现了民主在台湾的和平着陆。蒋经国先生去世后，仅有2240万人口的台湾，每年有100万人前往大溪凭吊，近10年来，对台湾几位“总统”的民调，蒋经国先生总是第一，连民进党的大佬除了攻击他的专制没话可说。

张学良老人说过一句十分深刻的话，如果没有蒋经国先生，台湾的蒋介石就完蛋了。
我们也许不能用完人来颂扬他，他的三大缺陷谁也抹杀不掉，特务统治（主要应对异党）、打击政敌（主要指整垮孙立人与吴国桢）与婚外恋情（不止一次），但可以用伟人来敬仰他，永远地敬仰他——他统治期间，呕心沥血实现了台湾经济的腾飞，也最终顺应潮流代价最小地实现了台湾的民主，从而完成了人的升华——一个曾经的专制统治者的彻底升华，这是我们华人世界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华人世界的真正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