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抗战胜利75周年纪念日，我们缅怀先烈，铭记军人的浴血沙场，同样也不可忘记在隐蔽战线上与敌争锋的特工，正是他们的情报工作，使战场决策有了依据；正是他们的杀奸除恶，对敌形成的隐形威胁，才使抗战大局免遭破坏，最终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戴笠无疑是对日隐蔽战线的代表人物之一。

戴笠精力过人，平时开会谈话，常到午夜，真正考虑问题，研究问题，常常在晚上2点后。1933年长城抗战，为了解日本人真正的企图，曾留下了连续49个晚上只有两小时睡眠的记录！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召开最高国防会议，讨论抗战问题，戴笠有幸列名参加，休会期间各代表议论纷纷，戴笠说：“打！这次一定要打！”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在旁揶揄道：“武器装备不如人，经济差的那么远，拿什么打？”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和平的！”

淞沪会战期间，戴笠已预见到日本会在杭州湾登陆，所以他特别成立了一个调查勘测组，以4天4夜的工作绩效，完成了对川沙县、金山卫至杭州湾的调查勘测任务。在总结报告中，他对这一带海岸线敌军兵力、谍特动向、敌军意图、地质地形、滩涂港湾、水域深浅甚至海匪、湖盗的情况，都作了详细记录和分析，由此他还提出5条建议。其中最重要和最有预见的一条就是：因金山卫硬滩地带港湾水深，日本很可能选择此处登陆，应加派重兵防守。这件报告，于8月20日由戴笠及时转交蒋介石本人和淞沪前线部队指挥部门。蒋介石得报，当即指令“严防”。然而，这一重大的部署，却因上海的激烈决战，便不断添油加灯似的把外围部队抽调一空；加之未引起军委会第一部刘斐的根本重视，遂致对杭州湾的防御被忽略，而成为淞沪会战拐点。

戴笠不做事则已，如果做，便会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武汉和广州相继失守后，为了弄清日本海军在南中国海的企图，他曾用手枪对着电讯负责人说，今天如果得不到确实情况，我们大家都要死在这里。皇天不负有心人，他守在电台旁四个小时，终于得到了可靠的情报。但他到香港时，工作之余仍不忘替同事购买生日或结婚礼物，亲自一样样的选，一包一包分配好，以后坐飞机到了什么地方，又一包一包亲自送到同事的家里。对于军统重要干部的个性、生日、家庭情况，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包括父母亲属的生日。

由于戴笠的热情洋溢，在军统以忠义报国为倡，广罗慎用，历练培育，以手足之谊互勉，所以其麾下虽然鱼龙混杂，却能人才辈出，皆乐为所用。加之他有用人所长，容人所短，计人之功，改人之过的理念，达到了人尽其才的地步。所以他做事能够以较少的人力和经费，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抗战期间，军统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杀敌锄奸，贡献不菲。1941年4月1日，戴笠在公祭典礼后，拿着一份先烈相册，对部属沉痛地说：“同志们，请看我手里所抱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历年罹难同志的照片册。各位想想，什么叫无名英雄？无名英雄就是死了，连照片都不能挂出来！由此可见我们特种工作人员的人格道德怎样？特种工作人员的事实表现怎样？这就是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我们工作的产生；到民国三十年的今天，我们的贡献；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不会绝灭的保证！

戴笠每对部属训话，说到同志壮烈牺牲时，总是热泪满面。正是这种对烈士虔诚的礼敬，重庆中美合作所地区道路，戴笠都以烈士命名，如：过得臣路（过与日特格斗时中枪倒地，袍泽背其逃避，过坚拒并要求补击一枪成仁）、曾澈路（曾系华北抗日杀奸团领导人，被日人凌迟处死，暴尸原野）、邢鹤巢路、王世杰路（邢、王均与日特格斗牺牲）等等。这比把道路、机场、建筑物等，都用政府领袖的名字来命名，要有意义得多。

自特务处创建之初，戴笠就非常注重纪律，他讲“纪律的维系”的同时，也倡导“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他对部属在工作上犯了错误，则指定地方闭门思过（不是监狱，类似双规），犯法的则监禁起来，刑期满了，依旧供职，没有一个被遗弃，即严格之中仍存恕道，使部属倍加忠诚。但若下属犯有背叛党国，违悖领袖意旨，犯了贪污，犯了工作上欺骗招谣偾事等严重过失罪行的，他一定要严加处罚，绝不宽贷。

但戴笠也认为：“这种制裁，实在是消极的，不得己的；就积极的意义而言，被判极刑的同志，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作牺牲，来维持团体纪律的神圣与尊严，还不失为同志。”所以，戴笠称呼他们为殉法的同志；他们的遗属，可以与殉职、殉难人员的遗属，得到同样的照顾。正是这种特殊的理解，有的下属虽被枪决，但他的子女，仍然在戴笠的照顾下，按时收到生活和求学的费用，一直到戴笠去世为止。

由于抗战的需要，戴笠管的事越来越多，他领导的军统干部就达14万之多。日军占领他家乡江山县保安镇后，他70多岁的母亲随乡亲逃到了深山，生活非常困苦，戴笠闻讯悲痛万分。有人劝他把蓝老夫人接到重庆来赡养，戴笠为难而凄怆地回答：“我何尝不想，但我又怎样负担得起呢？”为此，大家倍感诧异，百思不得其解。戴笠解释道：我有同志十万，大家的母亲都在颠沛流离之中，我怎么有能力都接到重庆来。

戴笠的日常生活，向来威严，不苟言笑，自与美国人接触后，变得活泼自然，有时也会谈笑风生，尽情玩乐。他不善跳舞，却也能迎合氛围融入其间。对于被捕投降人员，之前他是力主从严惩办，后见美国重视人权及人民自 由。每收复一地区，最先做的就是救出被囚军民；对死亡者，尽力追寻尸骨，运回美国，并不追问投降与否。美国的这种作法，对戴影响很大。故本拟惩办的被捕“失节”人员，他皆予以宽恕或起用，如：陈恭澍等人。

抗战胜利后，戴笠开始一心走美国路线，处处仿效美国制度。不仅在其言行、生活、作法里有充分表现，且还多次亲口对下属提及。他说：“当初欧洲人移民美国时也和中国难民一样，扶老携幼、挑担背箩去垦荒，不到二百年，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足见其制度之优良！德、意、日全用霸术，驱人民于水火，终至国破家亡，为世人所唾弃。……。”

1946年3月14日，他在青岛，亲笔写一报告给蒋介石，大意说：“生追领袖已十四年，干部达十四万人，望领袖多加爱护。”他的这一报告，送达重庆后，军统主任秘书毛人凤看了，觉得没头没脑，颇有不祥预感，一时不敢转呈。不料，3月17日戴笠的飞机撞在南京城外的岱山。噩耗传来，毛人凤才把这封信转呈上去，蒋介石不觉泪流满面，戴笠似乎已预示死期，而在未死之时，所悬念的只有部属的前途，难怪追随过戴笠的部属，忘不了他；美国梅乐斯将军每年为他的忌辰吃素，终身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