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视他为挚友，感叹“天下英雄独使君”；胡适视他为最得意的弟子，称赞他“无论何处，都是一个道义力量”；国学大师毛子水说他“一生代表的是浩然之气”，著名教育家罗家伦称他是“天地间的一种正气”。他一生怼人无数，以“大炮”、“老虎”等号闻名天下。
有人赞他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学问、最有志气、最有血性和最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典范，这个人，就是历史学家傅斯年。傅斯年是学者、政治家、社会批评家以及学界领袖，他对近代学术体制的推动与建设，功不可没，而他所秉持的知识分子之人格，亦值得所有国人肃然铭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血性和勇气

01

1941年冬，日军攻占香港。隆隆炮火逼近，陈寅恪携家人匆忙赶到机场，准备乘机逃难。却被人拦了下来。
女儿——孔二小姐也要乘坐这趟飞机，她指挥着家仆，将老妈子、洋狗、马桶和床板塞进飞机，撇下绝望的陈寅恪一家和滞留此处的各界要员，扬长而去。
此时，遥远的重庆，有人正焦急地等待消息，当他得知国宝级大师被迫给高官的家眷和洋狗让位，滞留战区，生死未卜。这位体型彪悍、一身霸气的山东大汉，暴跳如雷，怒吼:“杀孔祥熙以谢天下！”此义愤者，正是傅斯年。
这人是响当当的“学术大鳄”，17岁入北大，24岁赴欧留学，32岁建成一流的研究所。然而个性却是不折不扣的斗士。作家游宇明说：“看过傅斯年的照片，每一张都是紧绷着脸，一副随时准备跟人决斗的模样。”
这次，斗士傅斯年对上了“官霸”孔祥熙。

孔早就臭名昭著，任政府要职的11年里，光贪赃枉法的大案就有6起，利用职权，侵吞国家财产。人人恨他牙痒痒，却也毫无办法。

孔祥熙背景太硬，与蒋介石连襟，又是行政院院长，位居是国民政府的首脑，高官中的高官。孔家又是民国一等一的权贵，掌管国家经济命脉，权倾天下。

傅斯年一介读书人，单枪匹马，无权无势。但他却霸气笑谈：“我何曾惧过？”

傅斯年两次上书蒋介石，言辞一次比一次激烈，蒋介石都不予不理会。但他不气馁，他一面搜集证据，一面准备以提案方式，上呈国民参政会。

蒋介石托秘书陈布雷从中斡旋，陈晓之以理：“先生若果真以提案弹劾孔氏，只怕世界各国认为中国官员贪污舞弊，不给予抗战支持，怎么办？”

抗战事大，但是贪污也不是小事。傅斯年换了种方式，将提案改成质疑案，继续揭发。

陈布雷没辙了，找到了老师胡适。

胡适从美国写信苦劝傅斯年：“蒋公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再说，世间多少不平事，咱们哪能管过来，这件事太危险了，不要惹祸上身！”

傅斯年反问：“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杀敌，读圣贤书，所为何事？”

好吧，连胡适都拦不住了。

 傅斯年为了避免被人暗算，就将证据装进小箱子里，寸步不离，睡觉时也放在枕头下。

万事俱备，傅斯年在参政会上，一阵炮轰，震惊朝野。

蒋介石坐不住了，邀请傅斯年吃饭，想替孔说情。

席间，蒋问：“孟真先生，信任我吗？”傅答：“当然信任。”

蒋说：“你既然信也该信任我所用的人。”

傅正色道：“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此语一出，周围的人都惊呆了：能怼到这份上，傅大炮，太牛了！蒋介石被怼得开不了口，便不再争辩。

不久，孔祥熙就卷铺盖走人了。

两千多年前，曾子问孔子：“什么是大勇？”孔子的回答掷地有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反躬自问，只要正义站在我这边，纵然面对千万人的阻拦，我也义无反顾。于傅斯年而言，任尔东西南北风，义之所在，无惧无悔。

02

孔祥熙下台后，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接替了他的位子。

一开始，宋赢得了众人的好感。但没多久，原形毕露，比孔有过之而无不及。

傅大炮又坐不住了。

连发三篇讨宋檄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必须铲除》，一路炮轰，痛斥宋的罪行：“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就垮了……”

傅斯年的声讨引得群情激愤，各界声援者不断，甚至有报纸大呼“傅斯年要革命”。

在舆论压力下，宋子文也灰溜溜地下了台。

一位知识分子曾说傅斯年：“先生说出了四万万五千万人，所欲说而不能说又不敢说的话，既高明又勇敢，更热情。”

乱世一书生傅斯年，没有一兵一卒，却将两个权势熏天的大贪官拉下马，纵观整个民国，堪比者，何人哉？

如果一个人，对公平正义抱有最大的热忱，有胆量，能担当，敢发声，心之皎皎，至刚至正，那么，他就是一个强大到不可战胜的人。

03

1945年5月的昆明，微雨绵绵。教授们聚在西南联大，商量着胜利后，北大重建的事。

当时的情况，派系斗争激烈，当校长是个苦差事。而且北大需要保持“学术独立”，必须排除从政官员。

教授们想来想去，“暴脾气”傅斯年好像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于是，傅斯年收到一纸聘书：代理北大校长一职。

收到聘书后，傅斯年振衣而起，神情肃然：胡适不敢做的，我替他做，胡适不敢得罪的，我替他得罪。“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将北大办下去。”

当时的北大，早已面目全非。

原来的师生护着“文脉”南下，汉奸文人却留在北平，奴化青年。北大的自由之风和文化骨气，荡然无存。

战争胜利后，伪教员们的去留成为很棘手的问题，期间牵涉着太多人的利益。

可是新校长是谁，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傅斯年。

他可不管什么利益，什么认清，身在重庆，就向北平开炮：“北大复校，绝不延聘任何伪北大之职员！”

他到达北平机场时，陈雪屏教授前来迎接。傅斯年劈头就问：“你和伪北大教员，有来往吗？”陈雪屏不知所措：“只在必要场合有过。”

傅变色道：“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而这边收到消息的伪教授们也没有坐以待毙。先是以集体罢课相要挟，接着，联合起来向高官请愿，四处搬来救兵，或上门抗议，或登报辩护，逼傅斯年就范。

朋友纷纷劝他妥协：“树敌太多，有什么好处？”

傅斯年怃然叹道：“如果我同意了，如何对得起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他们不就白白做出牺牲了吗？”

于是，面对伪教授们的漫天叫骂，傅斯年的态度坚定：“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的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

傅斯年的老师周作人，仗着自己是师辈，在信里摆架子骂他：“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

周作人大概是忘了，傅斯年在北大做学生时，就因教授讲课错误，将他们怼得丢了饭碗；新文化运动时，他又朝着要传他衣钵的黄侃等“老顽固”，猛烈开炮；抗日时，还差点因胡适袒护政府，要与他绝交，任凭你是再厉害的角色，又能如何？

果然，傅斯年将信撕得粉碎：“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结果，周作人再也未能跨进北大。

处理完老师，那伪学生怎么处理？

傅斯年却一反之前的战斗姿态说：“青年何辜？现在的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时不过是孩子，只要伪教员不用，对学生就是有利的。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岂不都成了国家的罪人？”

傅斯年主持北大的短暂时期内，挨了许多骂，但也是他在任期间，北大风气重振。

傅斯年怼人，不是义气之争，更不是派系之斗，而是为文人的骨气斗争。知识分子如果不知坚守，不重名节，风起时，就站不稳，风继续刮，只会四散倒下，这样的人，能教育出独立思考、敢挑战权威的年轻人吗？

后来，傅斯年到台湾。身体渐渐不好了，常年的辛劳奔波，又性格刚烈，常年患高血压，成了医院的常客。

结果，他又拖着病躯接下了一个烂摊子——任台大校长。

国民政府迁台后，学生数量一下子暴涨，台大收容不了这么多人。为了取得入学资格，一些官员显贵们凭着手中权力，搞得学校乌烟瘴气，贫寒人家的孩子被堵在门外。

傅斯年上任后，立刻制定规则：无论贫富，一律按招生标准录取。

一些人不死心，想尽办法找他说情。傅斯年重拾年轻时的“大炮”继续开怼。他在办公室门口竖块牌子，上书大字：“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接着，傅斯年开始整顿校风。学术水平不达标的教授，开除；专业不过关的医护人员，开除；混日子的职员，通通开除。

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带来了一堆麻烦。这些人四处攻击，在报上污蔑他。

恰在这时，台大和师范学院爆发学潮。

当军警包围台大时，傅斯年态度极强硬，他警告总司令彭孟缉：“我有一个请求，你今晚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会跟你拼命！”

彭孟缉倚仗权势，一向不把人放在眼里，但面对傅的以死相搏，他被震住了，脱口而出道：“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杀！”

结果，台大避免了惨剧发生。

几十年后，台师大师生在说起这次事件时，赞叹傅斯年，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他的大义凛然，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保护了很多人的生命，也维护了学术独立的大学。至今台湾军警都不得随便进入台大校园。

结语

巴顿将军曾说：“一个士兵最好的归宿，是在最后一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一个真正的的斗士，最高贵的死亡姿势，便是在斗争中站着倒下，为正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傅斯年死后，陶希圣为之怆然：“傅斯年活着时，人们怕他，可是等他一死，遇到事情要争道理时，才发现，已没有人出来为你争了。”

傅斯年是学者、政治家、社会批评家以及学界领袖，他对近代学术体制的推动与建设，不可没，而他所秉持的知识分子之人格，亦值得所有国人肃然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