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07年2月，阿垅生于杭州一个市民家庭，只念了几年私塾和高小，就被送到绸布店做学徒。他利用夜晚的时间自学，20岁时就在杭州的报刊发表旧体诗和小品文。
不久，绸布店倒闭，阿垅只身来到上海。在“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下，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他读到鲁迅的著作，深受感染。

“一·二八”事变爆发，阿垅目睹吴淞口的校舍被日军炮火摧毁。他感到在强敌面前，仅靠“实业救国”远远不够。1933年他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10期步兵科，至南京受训。毕业后在国民党第88师任见习军官及少尉排长。没过多久，他就参加了“淞沪会战”。他身先士卒，带领士兵们来到闸北最前线。在一次敌机轰炸中，阿垅脸部受伤，不得不离开队伍治疗。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感受，他将其写入报告文学《闸北打了起来》和《从攻击到防御》，以S·M的笔名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晚年，胡风在回忆录中写道：“他(阿垅)把战争初期雄壮的东西和悲惨的东西都送给了读者，是抗战初期的忠实的记录之一。”
部队中的种种情况使阿垅失望。少年时的好友陈道生是中共地下党员，受到他的影响，阿垅逐渐倾向革命和共产党。
1938年7月，胡风在武汉第一次见到阿垅。胡风记得他身材不高，但面容坚毅、真诚，满怀激情却不溢于言表。他们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在胡风的介绍下，阿垅去见了当时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吴奚如(周恩来的政治秘书之一)。吴奚如对阿垅印象很好，决定介绍他到延安去学习，并计划让他在学习之后回到国民党部队，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

2
1938年11月，阿垅动身去延安。为掩人耳目，他只身从衡阳步行到西安，与18集团军取得联系后，再进入他“梦想的王国”(阿垅语)。他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延安抗大学习，感受到和国民党部队截然不同的气息。那里的生活深深吸引着他，他赞美窑洞像蜂巢，而这里的人似酿蜜的蜜蜂。在诗歌《哨》中，他写道：
一月的夜的延安前线带回来的一身困倦从这深深的夜逾越过去又是新红太阳的战斗的明天
几个月后，他的眼睛在一次野战演习中受伤。在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西安治病。病未痊愈，去延安的交通就被国民党封锁了。在不断遭到日军空袭的西安，开始写作《南京》。
阿垅以纪实的笔触记述了士兵们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壮举，同时也描写了陷于战事的市民形形色色的艰辛、绝望与挣扎。他写了发生在南京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的激战，也写了之后中国军队的多次重大会战。他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出“中国军人悲壮的爱国情怀和最终战胜敌人的光明前途”。
他说，南京一战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一方面从南京的失陷开始，一方面又从南京的失陷完结了。徐州的一战，使中国在军事上从溃败和混乱的泥海里振作起来；武汉的一战，使中国收获了有利于持久战的、宝贵的稳定；豫南、鄂北的一战，和洞庭湖畔的争夺，胜利的晨光已经熹微地照着中国的军旗了。
正是由于写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南京》在解放后没有任何出版机会。
阿垅认为，最重要的是“真实”：
“人不能够改变历史，也就不能够改变真实，更不需要改变真实。”
“为什么非要在红色上再涂些红色，使它变紫、变黑呢？”

3
胡风曾这样形容阿垅：“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
1941年，阿垅奉命到重庆“潜伏”。经黄埔同学介绍，他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少校参谋。后又考入陆军大学，毕业后任战术教官。他为共产党提供了大量情报，但随着当事人的纷纷离世，这段历史也逐渐湮灭。

直到2001年，当年参与审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如今已经退休的王增铎撰文回忆了对阿垅的审查情况，才使这段历史浮出水面。根据王曾铎的记述，1942年阿垅曾托诗人绿原将刊载有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部署地点的一包袱小册子带给胡风，由他转交给地下党。　

诗人冀在一篇文章中更详细地回忆了这段历史：
“1942年，我和绿原同时考进了复旦大学。有一天，绿原从重庆回到学校之后，不无余悸地告诉我守梅(阿垅)托他带一包东西给胡先生(胡风)，并严肃而郑重地告诉他，那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丢失了它，同时也就丢失了生命。”他后来才知道那“东西”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编制、部署的印本和图表。
不久，阿垅遭到国民党的怀疑。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里面写着“你干的好事，当心揭露你的真面目”。阿垅认为这是深知内情的同情者的警告。他丢下了工作，对孩子匆匆做了安排，逃到重庆。刚到重庆，通缉令也跟着过来了。他乘船离开，一路东下。作为一名逃亡者，他混在众多旅客中，小心翼翼，避免与人接触交谈。之后他化名“陈君龙”避居杭州、南京一带。
1947年，阿垅在气象台当临时雇员，由于感到并不安全，随即称病辞职，匿居军界朋友家中。为了装出有病的样子，他养了热带观赏鱼、寄居蟹和花草，深居简出。
从旧同事那里，阿垅获知了国民党对沂蒙山区的作战计划。他敏感地意识到这个情报的重要性，连夜跑到上海通知胡风。胡风将情报转给地下党的负责人廖梦醒。
冀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一天他和阿垅在新街口闹市漫步，见一家照相馆的临街橱窗中陈列着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照片，阿垅指着整编第74师师长张灵甫的照片悄声说：“等着，有好消息听，有好戏看。”阿垅的话当时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当年5月，孟良固一役，74师全军覆没，张灵甫被击毙，南京震动，冀   才又记起这件事。阿垅笑道：“早从军界朋友那里知道了这支部队的调动和作战布署，并且把它传到那边去了。”

不久，胡风也在信中转达了组织对阿垅的褒奖，以隐语说：“上次转告友人的话，他听了似乎高兴，并嘱以后有同类的话还想听到。这也可以作为找职业的参考。”
组织交给阿垅又一个艰巨的任务：想尽办法，利用旧关系再入国民党的军事系统。
1948年夏，他化名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研究院12期任中校研究员，后任国民党参谋学校中校、上校战术教官。他受到了监视，但只要有机会，仍然通过胡风和罗飞继续向地下党组织提供情报。
当年，阿垅5次将从军校同学蔡炽甫处了解到的国民党部队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地资料，交待给地下党郑瑛。1948年至1949年春，他说服蔡炽甫，将蔡所知国民党有关军事布置、武器配备等资料通过罗飞转交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1948年冬，他通过方然向浙东游击区转交由蔡炽甫提供的浙江全省军用地图百余份。
这些事实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调查中就已查明，但他还是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
4
1950年3月，阿垅受鲁藜和芦甸之邀来到天津，被安排在文联工作。尽管当时刚入中年，他的双鬓已经斑白了。
不久，阿垅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论倾向性》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提出了自己对当时高度敏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他反对政治内容的概念化表现，反对除工农兵以外不能写的论调，反对对正面人物的神话和对反面人物的丑化。
阿垅没想到这两篇文章会为他惹下大祸。
拍摄过讲述右派群体的纪录片《红日风暴》的导演彭小莲说，阿垅的观点实际上也是胡风文艺思想的呈现。胡风是鲁迅的弟子，在鲁迅晚年曾帮助鲁迅打过很多笔仗。“鲁迅逝世后，胡风以及他身边的一批作者，以鲁迅精神为楷模。”彭小莲说，“在他们看来，鲁迅代表了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

阿垅的文章一发表就遭到了《人民日报》的猛烈批判——“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阿垅给《人民日报》写信，并附上一篇辩论文章。信中，他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检查”。很快，检查在《人民日报》发表，辩论文章则遭到扣押。对他的批判其实不是针对他个人的。随后的思想改造和文艺整风运动中，阿垅不断遭到批判。他的入党申请支部早就通过了，但报到上级又被压了下来。1955年5月，阿垅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和“反动军官”的罪名被捕入狱，秘密关押。独子陈沛由公安局托管。
陈沛当时只有10岁，半个多世纪之后，他向本刊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5月15日，来了很多人搜查我父亲的手稿和书信。当时我爸爸说，是出版社的叔叔。公安局的一个叔叔就把我带出去玩。不久，公安局长万晓棠找我爸爸谈话。我爸爸说，我一辈子追随共产党，我想不到说我是反革命，说胡风是反革命。”
一封私信在对胡风和阿垅的定性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46年7月15日，阿垅曾以隐语写信给胡风：“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了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了一个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训话，他底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人民日报》以编者名义给信下了如此按语：“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甚么‘他底自信’‘使大家更为鼓舞’。阿垅把人民革命力量看做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胡风在交代材料中曾对此作详细解释：“当时是在和谈和军事调解期间，但蒋介石在疯狂地暗地里准备发动内战。阿垅在陆军大学，有些同学在军界做事，知道了信里所说的情况，就急于告诉了我。为了防止信被检查，所以用了伪装的口气，但受信人是一眼可以感到那所包含的严肃的战斗的心情的。”
实际上，早在办案初期公安部门就已完全搞清了阿垅的无辜和他对革命的贡献，周恩来也对把阿垅定为“反动军官”、“国民党特务”提出了异议，但是最高领导早已定下了调子，阿垅的命运最终便未能改变。
5
1955年，19岁的文学青年林希(原名侯红鹅)因曾向阿垅请教写作被打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
1966年2月，被监禁了10年之后，阿垅开始正式在法庭受审。10年来，他从未在“原则”上“低头认罪”，一直被审讯者认为“态度极端恶劣”。在审判中，林希被强迫出庭作证。当阿垅看到林希也被卷入时，他决定承担全部责任。在美国的林希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对阿垅宣判的那天，法官宣布开庭后，阿垅被带到法庭。当时，阿垅和我只有几步之遥。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那种永远和善的笑容不见了，皱纹己经僵硬了，目光变得凝重。他坐在一只小木板凳上， 前面有一张小课桌，课桌上放着对他的起诉书。我看到那起诉书上有阿垅画的红道，起诉书旁边放着一副眼镜。阿垅坐在被告席上，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愤怒了，甚至于给人一种平静的印象，比我还要平静。
我按照官方审定的证词讲了一遍，这时法官问阿垅：“对于侯红鹅的证词，你有什么质问吗？”我显得有些紧张了，我想阿垅一定会向法庭争辩的，因为事先检察院的人就对我说过，阿垅有申辩的可能，而且他们还告诉我，如果阿垅申辩，你不必直接回答，法庭会有办法让你出来的。
“没有。”阿垅只说了两个字，就再也不说话了。前前后后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我完成了自己“证人”的表演。法官宣布我可以退出法庭，法警又带着我从法庭走了出来。
阿垅再次走进法庭，没有让他坐下，只让他面对法官站着。法官和陪审员也站了起来，站在中间的首席法官一字一字地读着宣判书。宣判书自然是概述了阿垅的“罪行”，最后判决阿垅有期徒刑12年。法官向阿垅说：“被告如对判决不服，可于×日内提出上诉。”这时整个法庭一片死寂，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阿垅的公开表态，等待着阿垅最后的申辩。
“我放弃上诉，”阿垅的声音很镇定，“一切事情都由我负责，与任何人无关。”说罢，他站起身来，由4名法警押着走出法庭。他从法庭两廊座位中间走过，他的身子挺得笔直笔直，头微微地昂着，目光平视，步子迈得极是镇定。就像我第一次见到阿垅时那样。
“文革”爆发，阿垅发现自己患了骨髓结核病。他每天忍着巨大的病痛，面壁而坐。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写下了一封遗书。
1967年3月21日，阿垅死在狱中，身边没有亲人。负责处理尸体的人，是一位姓刘的公安干警。他将阿垅的尸体送到了火化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