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国“第一太子”，在那风云变幻、英雄豪杰辈出的时代，孙科确实缺乏传奇色彩。他论性格平平顺顺，论事业也稳稳当当，他是什么样的人，做过哪些事情，可以让后世大众记住的都不多——同列公子党的袁克定、蒋经国等，在民间都远比他有名。

图：孙科（1891-1973），16岁留美并入同盟会，历任行政院长等要职

但这个人，绝非平庸之才。现今很多文章数落他如何无能，如何没有“成就一番事业”，跟个扶不起的阿斗似的，这对他多少是不公平的。这样的“孙科”，只适合存在于那些不求甚解的新媒体中、无头苍蝇似的地摊杂物上、粗疏的文科大学生的随笔里、赶写论文的间隙激愤发泄一下的学者的嘴上的。

很明显，在民国政坛，自同盟会始，到国民党败退至“田横之岛”，他始终是一方势力。他不仅身份特殊,政治角色也特殊，从行政院长、立法院长、国民政府副主席、国民党执行委员到外交特使,在那光辉与幽黯、坚毅与畏缩、坦荡与扭曲两极间摆荡的时代里，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国民党与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所以已故史学家高华先生很重视他，为他写了很多研究文章。

图：左起孙科、邵力子、陈立夫、吴铁城、张群等民国要人，美记者摄

若要说他无能，平心而论，大概只能说，他确实一生都在摇摆之中，作为政治家意志不坚定；同时，他也似乎的确是那种只堪守成之人，缺乏蒋介石等人那种大开大合、纵横捭阖的气魄。但这些到底也有性情之别的因素在起作用。

我想，历史人物评定，若真能以功过的巨细来论其事业的大小，孙科是无忝“民国杰出政治家”之誉的。死后地下面对他的老爹，他也无用太愧色。

1，治国设想：中国现代民主宪政理想的践行者与精神领袖

民主宪政问题，从晚清起，就是横亘在所有中国仁人志士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都在努力促成，又永远悬而未决。它预见着中国的长治久安，又屡屡为专制势力半路拦阻。

图：1925年孙文葬礼中的宋庆龄、孙科及子孙治平—“治平”为孙文所取

所有治中国宪政史的学者，都会绕不开孙科这个人。甚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孙科切实地将民主宪政从理念层面落实到制度与操作之中，一度成为现实。本来，孙科是“以党治国”论的信奉者，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党治沦为专裁，训政堕为独政时，孙科幡然悔悟，成为中国法治事业的鼓吹者与最活跃人物。

孙科以其特殊身份，一再狙击独裁，强调结束党治 ，宣扬法制对于现代中国政治稳定的重要意义。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国民党不断进行讨论，着手宪政的筹备，起草宪法草案，广征民意，集合著名法学家，终于制定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五宪草》，并于1936年颁布。而他的《宪政要义》一书，也还是今日宪政研究者必读书。

图：孙科著作之一《宪政要义》

可惜，那时的国民党，法西斯独裁气氛浓厚，大量的蒋氏势力，打着“复兴”的旗号,散布“中国施行民主尚不成熟”的论调，并在各个方面制造个人崇拜。最终在蒋的压力下,孙科的民主大业,犹若火花一现,倏然而逝。治民国史者，至今多为之长太息。

2，行政能力：地方治理上的“牛刀小试”使广州成为市政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孙科这个人，权力欲并不强。虽然孙中山一直有意栽培他，15岁就让他加入同盟会，30岁就指定他参与国民党改组的中枢工作，但他本人反倒更喜欢作一名学者，并有抱负协助治理积贫积弱的中国。

　　　　　　图：孙科与孙文父子、孙文与女儿们

所以，他自小喜欢读书，勤学英文，中学毕业后研究农业，留洋拿下法学博士学位。这些人生路劲的自我选择，未尝没有“经世致用”的用心。也因此，在他成年之后，一旦能参与到实务，可以放开手脚实践自己的理想时，可以表现的极其出色。

1921年，孙科恰好30岁。从这年起到1925年间，他曾三度出任广州市长。作为民国最有名的市政专家、《都市规划论》的著者，他牛刀小试，在地方全面进行市政改革，短短4年左右即使羊城巨变，一举加速其现代化进程；他主持制定的《广州市暂行条例》，是他仿照美国市政制度为广州设计的，其后奠定了全广东地方自治的基础。

图：孙科及其治理下的广州

也就是说，他治理广州四年，就使广州成为全国的模范市，被誉为“吾国举办市政以来，第一次的成功”。他主政地方时的贡献，为民国时代的城市组织管理与城市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一般论中国城市现代化史的，也会格外推重他。

我以为，孙科在行政上是有人所不及的超强能力的。他是属于非常专业那种人才，也许其谋其智不足以治一国，但是主政一方堪称优胜。可惜就生在乱世，连所学都很快成为屠龙之技，兵荒马乱中没有了用武之地。

3，外交才干：作为“亲苏代表”抗战时期争取到苏联巨额军援

孙科为人温和，能屈能伸，智商很高，口才不错，家世极优，学养甚好，风度也尚佳，外语更是流利上口，这样的人其实天然地适合作外交家。

而他也确实在中国外交事业上留下浓痕重彩，特别是对俄交涉方面，他一度都是民国政府的主力人物。从历史上，自1932年与苏恢复邦交，到1945年苏出兵东北,在合作抗日、东北主权收复诸多事宜上，国民政府根本无法离开苏俄，因此对苏外交极端重要。因此，作为国民党内“亲苏派”的代表,孙科因其地位的特殊性，在推动中苏复交、敦促中苏谈判、争取苏联军援及战后设计等方面，都一度有过主导作用。可以说，孙科是民国政府对苏外交方针的主要参与者与执行者，谈民国时代中苏关系，根本无法越过孙科。

图：孙科书法墨迹

因为其父“联俄”主张的影响，孙科本身就亲俄。后来，抗日战争兴起，国民政府财政、军事等方面都抓襟见肘，更急需俄国的支持。为此，孙科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居间作了大量的工作，居功至伟。抗战时，他曾四赴莫斯科, 谈判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争取到苏俄巨额军援,争取到苏方巨额的军事贷款与军火援助，并使其“保障中国从苏联那里得到战争物资”，很快,苏联的军火物资等源源不断由新疆沿陆路运至中国内地,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这对彼时陷入困境泥潭中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帮助。

　　　　　　　　　　图：孙科故居内景

直到1942年，苏援停止,孙科在对苏外交中的作用下降。随着抗战后期,蒋氏决意以美制苏,转而起用宋子文与蒋经国经办对苏外交,孙科基本退出对苏外交的舞台。

4，民族大义：坚决抗日，呼吁国共合作，为中国抗战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孙科一生，总的而言，政治上，基本上追随蒋氏左右,为南京政府的重要一员，历来反共。

但是，对待日本入侵这一民族大义问题上,孙科是政府中最坚决反对蒋氏“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力量之一，他始终主张反击。他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最高层中力主抗敌最早声音之一，甚至为此不惜与蒋反目。

　　　　　　图：国民政府内部最坚定的抗日派之一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孙科就强力要求抵抗与反击,据《冯玉祥日记》所载，“孙哲生先生等二十余人请政府增兵,派飞机前往援助”；孙科还曾不惜破脸斥责何应钦抵抗不力甘心亡国之举；1932年3月,孙科联合党内高层22人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确定长期抗日方针案》；同年4月，他在在上海发布《抗日救国纲领草案》；本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大声疾呼应集中民族力量抵抗外侮。

1933年，当冯玉祥组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孙科为此极感兴奋,特意致函冯玉祥以示敬意和感动之情；1932年4月22日，他公开致电时任国民政府林森，祈望中央全面实现抵抗外侮之宣言；当国家危亡之际，他一反过去反我共的理念，不惜与蒋决裂之险，公开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敦促国民党与共合作，一起抗日。

图：孙科夫人与四儿女孙科女儿孙穗芬——曾是中国最早一批的空姐

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孙科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这些东西现在文献都还可以按查。

总之，可以说，孙科并不愧为孙文哲嗣，于民族大义等方面毫不含糊。为此，湘潭毛先生在文章中，曾明确说孙科是“九一八”后不甘屈服,反对投降的一类中国人，并示赞赏之意。

此外，孙科还在诸如健全和完善民国文官考试制度、中国铁路建设的理论及实践、投身中国农村与民生、为战时经济建设献计献策、研究与前瞻战时战后世界关系等方面上，都有过不可忽视的成就。他后来命登一国首辅，自然有其父余荫的光环，但也并非庸碌之辈，甚至未必不能说是“治世之能臣”，最可惜是屡屡被乱世干扰，几乎都付诸流水；身为中国人，于国于民，他也是尽其本分与良知的。

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贸然说他作为民国第一公子，没能成就一番事业，甚至是窝囊无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