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革命的中心应在武汉，此乃内陆中心，一呼百应，建国时首都应该在西安，这是全国的中心，将来要做一个亚洲的中国，则应定都在伊犁。”——钱穆·《中国历史精神》

跨越历史维度，1902年，孙中山也曾经预言，考虑定都在新疆伊犁。当时孙中山与众人谈及建国后中国首都应之于何处，他集思广益得出的结论是”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如果仅想保障自身平安，首都就应该建在武昌；如果想统一泱泱华夏，首都就应该建在国土中央的西安；如果想要征服全世界、谋求更高层次的发展，首都若定在亚洲大陆中央的新疆伊犁，便可能称霸亚洲！

由此观之，钱穆先生显然十分赞同孙文当年的观点，两位思想家也真实证明了“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的辽阔胸襟。定都伊犁，当今的我们固然无法理解，甚觉荒谬，但当时的他们究竟又是以何为据呢？

诚然，定都一事毫无疑问是一等一的大事，必然是要通过反观历史和立足现状，乃至是展望未来而确定的，其关乎着国家的命运，要务必考虑周全，不得有一丝一毫马虎，地理位置，风水，天气，人文等等各种因素都要考虑在内，孙中山还专门为此和另外一位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先生深入交流过。而两人关于定都相关的讨论内容还都被全部记载到了《訄书》中。

钱穆

章太炎认为定都武昌为妙，历史上选首都大多考虑地势、资源、交通和当地当时的发展状况等因素，而从现状上来分析长期以来各个曾为都城的城市的话，北京的政治势力繁多且交错复杂，这对于意图稳定政局、巩固统治地位来说十分不利; 而由于洪秀全太平天国时期未成大事，民心和风气都不向好，实在不适合做首都; 关中一带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难以改变的天然条件则都不利于发展，阻碍国家步伐的前进。

再观上海，其虽然有发达的港口，但是太临近海洋，在当时尚没有拥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对于当时的国防建设来讲是十分不利、危险的。综合考虑而言，只有新兴城市武昌的可塑性较高，而且同时又是辛亥革命的源头之地，定都武昌是非常有意义的，更何况，武昌还是一个交通发达、物产富饶的地方。

但是章太炎的看法并没有得到孙中山的认可，国父终归是国父，不仅格局远超常人，同时野心也实在很大，他认为想要掌控好亚洲，应该选择伊犁为首都。

地理优势

武昌虽然位于中国十八省的中心位置，有利于控制国内的局面，可以四面开花、繁荣发展，但是不便的交通条件却极大程度的局限了其对蒙古、新疆、西藏和东北三省等相对偏远地区的管辖控制。

而伊犁不仅可以很好的管控国内，而且可以更好的掌控亚洲的形势。正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反观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因为首都离西域太远，在管理上有其心没其力，对邻国难以起到大国震慑的作用，从而导致西域战事频繁，始终不宁静，打比方说中原王朝曾经将中亚地区纳入版图，但由于中亚地区离都城距离遥远，往往无法对其进行长久统治。而孙中山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时代下发生，那么若将都城设在伊犁，中国就可以“谋大洲”。

从孙中山这一理念中可以清楚的感受到他的雄心壮志和滔天伟略，他不仅仅想要让国内地区经济、政治多方面得到更好的发展，甚至还企图掌控全亚洲，让我国成为亚洲之核心、世界之巨龙。

繁华中心

孙中山提出定都伊犁的设想当然并非只因为伊犁的地理位置优势这一方面。

历史上惠远城清朝政府便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择地筑城，乾隆皇帝为其赐名“惠远”二字，取“大清皇帝之恩惠得以惠及远方边陲”之意。自此，惠远便成为了全疆的军事、政治中心。那个年代的惠远老城，城高达一丈四尺，周长大约九里，规模甚是宏大，被称为“新疆第一大城”。与此同时，惠远城内商号遍布，熙熙攘攘，道观林立，极为繁荣。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惠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屯，市肆极称繁华”，有“小北京”之美誉。

交通便利

再者，伊犁还拥有具有显著优势的贸易口岸资源，便于通商、交流。

霍尔果斯口岸位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境内，该口岸距伊宁市仅仅不足一百公里。最邻近的对方口岸为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口岸，距中方口岸仅15公里，十分之便利。远在隋唐时期，霍尔果斯口岸就是古代丝绸之路新北道路线上的重要驿站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霍尔果斯口岸更是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条件，成为中国西部贸易最大的公路口岸。

再观史料，“伊犁虽荒．斩之胡桐柽柳，驱之貙狸，羁之骡橐佗；草莱大辟而处其氓，出名裘骏马以致商贾；铁道南属．转输不困，未及十年，都邑衢巷斐然成文章矣。”对于本身就对伊犁抱有巨大幻想的孙中山来说，一切现实问题都远远小于伊犁的巨大优势，现实问题在他看来只要修好了铁路，那就具备了所有的天时地利人和。

古文有云:“非常之原, 黎民惧之, 及其成功，天下晏然。”

虽然孙文构想“定都伊犁”的宏伟蓝图并未实现，也未成功使得天下大众因此晏然，但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考验，“定都伊犁”仍然无疑是一位大胆前卫的革命家、思想家的伟大设想。带给我们无穷思考的同时，孙中山先生也随着历史的车轮为我们敲响了鸣钟——

心越大，世界才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