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遇刺，3月22日不治身亡，终年31岁。

“宋教仁案”发生在政局复杂多变的上世纪初，是民国初年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又对后来的政局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宋教仁案”一直是近代史绕不开的话题。

从宋教仁被刺的那一刻起，对“宋教仁案”的研究就一直放在了谁是主谋的问题上。袁世凯、赵秉钧谋杀宋教仁的说法也一直为大多数人认可。然而百年之后，尚小明在最新出版的《宋案重审》中却指出，正是因为将“谁是主谋”作为研究“宋教仁案”的核心，才导致了百年来“宋案”研究最大的问题，错将“宋案”等同于“刺宋案”，这样的错误严重影响了后来研究者对“宋案”的解读，而实际上，“宋案”案情远比想象的复杂。

在尚小明看来，“宋案”实际上是由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以及刺杀宋教仁等多个情节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尚小明直言不讳地表示:“过去一百年的宋案研究史，其实是一部失败的历史。”

百年研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后身亡，1914年3月22日，北京各界为因病过世的赵秉钧举行追悼会，两年之后的1916年3月22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在几个月后去世。

3月22日，是尚小明特别选定的日子，这一天因为与“宋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多了一些特别的意义。出门前，他特意查询了一下，当天几乎没有关于宋教仁的纪念活动，“这个就算是个小规模的纪念活动吧”。

百余年来，无论是专业史学研究者，还是普通文史爱好者，对于“宋案”真相的研究从未停止过。研究“宋案”也是尚小明多年的想法，2013年，宋教仁遇刺案发生一百周年之际，尚小明决定集中精力好好研究下“宋案”，写一篇文章。在他看来，“宋案”经过百年的研究已经很难有什么大的推进，如果能够在细节上有所突破，也就心满意足了。然而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他却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当我真正深入案情后，才愕然发现，过去一百年的宋案研究史，其实是一部失败的历史，我们甚至连宋案的基本案情都没能准确把握，更不要说案件细节了，而这与我们对民初历史缺乏深入理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尚小明认为，过去百年的研究，其实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甚至使人们距离“宋案”的真相越来越远了。于是，他放弃了一篇文章的想法，决定以一部书稿的篇幅来从各个角度尽可能展现案件实情。

在《宋案重审》的图片部分，尚小明特意将民国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头像放在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江苏驻沪巡查长、共进会会长应夔丞和退役军人、枪手武士英的中间，这组关系图的摆放说明了尚小明研究结果，洪述祖才是这件案子的核心人物。过去大部分的观点认为袁世凯和赵秉钧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主使，尚小明认为其实不然。

“宋案是一个政治事件，内幕重重，牵扯众多，这样的案件能够搞清楚吗?”尚小明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个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核心证据基本上被完整的保留下来了。”

“宋案”研究最主要的证据就是案发后从应夔丞私宅内搜获的其与赵秉钧、洪述祖等人的往来函电文件。

洪述祖和应夔丞的关系，一个是指使者，一个是实施者，洪述祖发给应夔丞的相关电报、函件理应销毁，但是因为两人既互相合作又互相提防，应夔丞担心万一事情败露，对方把责任推到自己的身上，于是把这些证据保留了下来。他不仅保留了电报，还在上面作了批注，解释电报的内容。

这些证据虽然没有在洪述祖处发现，但是好在往来电报在上海电报局都留有电底，于是两人来往的信件也就能形成基本完整的证据链，还原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案件正是这两个人操作的。洪述祖处于主动的位置，他是刺杀宋教仁的指使者，而应夔丞是执行者。

除此之外，尚小明又在北京市档案馆和北京大学历史系图书馆找到大量未经披露的资料，前者主要是上述提到的以洪、应二人为中心的资料，后者则是以袁世凯、赵秉钧为主，系1950年代初吴晗、邵循正、周一良等在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筹建“中国近三十年史资料室”之时从袁世凯心腹幕僚曾彝进处购得，后因院系调整而归北大收藏，其中如赵秉钧自辩“勘电”底稿，总统府、国务院“宋案证据逐条辨明书”稿本，“宋教仁被杀真相”稿本，袁世凯手定赵秉钧拒绝出庭对质“真电”底稿等，两馆的资料恰好可以互补，加上当年媒体上大量的报道和分析，以及原始材料、私家记述，“宋案”是完全可以真相大白的。

革命史观下的伪真相

一百年前就能辨明的案件，为何迟迟难有实质性的进展，尚小明为此总结了三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受到革命史观的影响，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进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革命史观的影响下，“宋案”是不需要研究的，因为大家觉得答案很明确，就是袁世凯、赵秉钧指使刺杀宋教仁，洪述祖、应夔丞是执行者，四个人都与宋教仁被刺杀有直接的关系。

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来看，是很难做到客观的，在这个既定的结论之下，“宋案”不需要研究，只要利用一些史料，把它叙述成这样就可以了。因此，那些在革命话语影响下的研究书籍，都是叙述性的，不是考证分析，更谈不上“研究”。随着近20年革命史观的影响逐渐淡化，人们渐渐意识到这样的话语方式、结论好像是有问题的。

二是反“革命”思维作怪。以前提倡革命、歌颂革命，他们就反“革命”，于是有些人就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具体到“宋案”，以前的主流研究认为袁世凯、赵秉钧是主谋，他们就反着来，要么肆意抹黑、诬蔑国民党和“孙黄”，要么刻意为袁世凯翻案。甚至有一些文章和书籍表示，“宋案”是国民党干的，尚小明认为这谈不上学术研究，更谈不上学术。

而最后一个原因则是“宋案”研究本身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里面隐藏着很多隐语、暗语，不仅要对那段历史非常熟悉，对案件中的证据也要有很强的辨析能力，对语言文字的理解也有很高的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迄今的各种研究，不论专业的还是业余的，不论极力固守旧说的还是尝试提出新说的，虽然或多或少都会论及某些证据，但误解、曲解、错解比比皆是，从未有人以严谨扎实的态度全面系统地疏解过相关证据。《宋案重审》中约有90%的材料为以往“宋案”研究者不曾利用，其中相当部分系首次公开。

面对困难重重的“宋案”研究，唯一的方法就是老老实实从原始资料、原始证据出发，尚小明教授在《宋案重审》中专门提到，实际上，业余史学研究者并非完全不可能作出优秀成果，但前提是研究者应当充分占有史料，并以严谨态度为之。

从另一角度看，“宋案”探究的业余作品之所以流行，说到底与专业学者对这一案件缺乏研究有关。因此，对“宋案”的研究，确已到了必须深刻反思与实实在在向前推进的时候。

尚教授强调，《宋案重审》既不是为国民党辩护，也不是为袁世凯翻案，为的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

袁世凯的真实目的

多年来，关于“宋案”众说纷纭，尚小明首先纠正的一点便是“宋案≠刺宋案”，正是因为将这两者对等的错误认识致使案情被严重简单化。

事实上，“宋案”案情演变与政局演变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众所周知，民国是通过南北议和，相互妥协，最终建立起来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民初政坛各种势力、各种矛盾充斥、交织在一起。旧官僚、旧立宪派以及同盟会等各种势力经过分化组合，逐渐形成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等，他们或依附于袁氏政权，或明里暗里与袁氏争斗。

“宋案”各个环节，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以不法手段暗中对付国民党。只不过对案件直接制造者洪述祖、应夔丞而言，他们还试图借袁世凯对付国民党人之机，为各自谋取私利，而不是单纯奉命办事，这就使二人与袁、赵之关系亦变得不那么简单，使“宋案”案情更加曲折复杂。

透过对“宋案”几个关键人物关系的考索和对案情演变进行详细考证，尚小明发现，洪述祖在所有环节中都是重要人物，杀宋之意其实首先便是来源于洪述祖的意图，而后擅自唆使应夔丞实施的。至于袁世凯和赵秉钧，与宋案有些环节有关系，与有些环节并无关系。

袁世凯没有主谋刺宋，而且从当时政情来看，袁世凯也没有刺杀宋教仁的必要。“宋案”发生于临时政府即将向正式政府过渡的特殊时期，对袁世凯而言，首要问题是竞选正式大总统，如不能当选，一切皆成虚幻。

为此，他需要对付势力日益壮大的国民党，故而主导了“宋案”最初的一些环节，如调查“欢迎国会团”，收买国民党报馆、议员操弄宪法起草以及构陷“孙黄宋”;但若为了当选而将支持其担任正式大总统的宋教仁杀害，则恰与他想要达成的目的相反。

即便从对付国民党政党内阁主张的角度看，身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也有其他办法，而无须通过暗杀的方式。比如，他可以操纵其他党派议员联合对付国民党议员，争夺组阁权，并设法制定一部总统制宪法。事实上，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早就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这些工作了。

“刺宋”事件发生前，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联合已基本达成一致，局面正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此时刺宋，无异于自乱阵脚，袁世凯当然不会干这种得不偿失之事。但像洪述祖这种心狠手辣、有恃无恐之人，头脑就简单得多，他自以为干了一件有利于袁世凯的事情，殊不知恰恰给袁世凯制造了大麻烦。

至于赵秉钧与宋案的关系，因其身为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洪述祖又是他的秘书，案发后自然成为头号被怀疑与攻击的对象，但实际上赵秉钧只是被动地卷入了“宋案”最初几个环节，与刺宋环节风马牛不相及。这一点不仅可以通过宋案证据得到证实，而且从当时政情来看，赵秉钧也不可能刺宋。

抛开赵氏属于国民党籍且赵、宋关系较为融洽以及赵并不反对政党内阁等不谈，单从临时政府即将到期、赵秉钧即将卸任这一既定事实来看，百年来所谓赵为“长保”总理权位杀宋，就是一个伪命题。

在厘清案情演变细节以及几个关键人物与案件各环节的关系后，洪述祖藏匿青岛、赵秉钧拒绝出庭以及相关人物最终结局等，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袁世凯既然没有主使刺宋，为什么要将主谋洪述祖故纵至青岛德国租界?又为何竭力阻止赵秉钧出庭自证清白?

袁世凯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竭力阻止“宋案”的发生冲击其竞选正式大总统选情。因为他知道，自己虽然没有主使刺宋，却主导了收买国民党报馆、议员操弄宪法起草以及构陷“孙黄宋”等案情，而洪述祖正是在构陷阴谋未果之下，假借中央名义，先后以“毁宋酬勋位”及“债票特别准”，唆使应夔丞杀害了宋教仁。这些丑闻一旦在法庭上曝光，对袁世凯的形象将是沉重的打击，他竞选正式大总统的前景将很可能变得不妙。

因此，袁世凯无论如何不会允许洪、赵二人出现在法庭之上。这样，赵秉钧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袁世凯维护自身利益的牺牲品。

选自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