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作为官派留美第二批精英学生，先后主攻康奈尔大学农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成为美国实用主义权威杜威先生门徒和信徒，胡适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证据是科学的唯一武器，是思想解放与革命的唯一工具。胡适说：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

真正影响了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有两位哲人，一位是英国哲学代表罗素，另外一位是美国实验主义哲学代表，也是胡适的老师的杜威先生。胡适说： “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思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这样的哲学观点放在今天依然适用，和后来邓小平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何其相似来尔。

除了上述，区别于其他民国学人，注重怀疑精神是胡适的一个特点，他不仅指向人，也指向宏观事务和抽象名词，最典型的就是“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也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英文是individuality，可译作个性主义，该主义的特性有两种：一种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这点也和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自尊和自强有相同之处。

归国的胡适先后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后在陈独秀先生的引荐下，通过蔡元培入教北京大学。成为蔡元培先生的得力助手和执行者。当时蔡元培回忆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沉。后来胡适和蔡元培因为宋庆龄的民权保障同盟发生分歧，胡适反对民权保障同盟章程，后来推出。后来通过傅斯年，蔡元培也与宋庆龄分道扬镳。他在上海的日记中说：“在南京时，听孟真说起蔡先生已退出民权同盟。”

陈独秀比胡适大12岁，两人都属兔。二人在北大组建《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有人说，白话文自古都有，不能贴在胡适身上。但需要明白的是，以前的白话文，只是文言文的附庸，白话文是为文言文服务的，也就是白话文要将文言文的思想传递给使用文言文以外的人。

胡适反对这种，他认为使用两种文字，会造成社会的分裂，主要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也就是要革文言文的命。这是胡适在白话文和以往主张使用白话文的根本之别。 胡适说：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胡适一辈子都坚持独立，他不仅对国民政府保持他的独立，同时对公众主流也保持独立，不以大众之是为是，不以大众之非为非。 除了独立思考，胡适终生都在提倡改良，反对暴力、激进、流血和牺牲，倡导理性；反对冒进，主张宽容，包容异己，容忍他人，思想多元；提倡怀疑精神，对任何东西都要保持警惕、保持怀疑，都要问个为什么，问个一、二、三，凡事都请拿出证据来，即使领袖的话，在没有论证前，也只是一个假设性的“真理”。

胡适曾经说过： 中国社会最爱专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中国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

中国社会里有许多陈腐的习惯，老朽的思想，极不堪的迷信，个人生在社会中，不能不受这些势利的影响。有时有一两个独立的少年，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于是东冲西突想与中国社会作对。但是中国社会的权力很大，网罗很密；个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中国社会的敌手？中国社会对个人道：“你们顺我者生，逆我者死；顺我者有赏，逆我者有罚。”

那些和中国社会反对的少年，一个一个的都受家庭的责备，遭朋友的怨恨，受中国社会的侮辱驱逐。再看那些奉承中国社会意旨的人，一个个都升官发财，安富尊荣了。当此境地，不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决不能坚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作了几时的维新志士，不久也渐渐地受中国社会同化，仍旧回到旧社会去作“社会的栋梁”了。中国社会如同一个大火炉，什么金银铜铁锡，进了炉子，都要熔化。

所以胡适曾经主张全盘西化，他认为，两种文化碰撞，可以大胆接受，不必担心一种文化会被另外一种文化所化，每种文化都会保持其惰性，并会存在。港澳台是西化最深的区域之一，但是也是中华文化保存最好的区域。这里传统文化依然鼎盛。

胡适也反对强调个人牺牲，他这样平衡个人和国家的关系。 有人告诉你“牺牲你个人的自由去争取国家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为社会争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中国人不认识胡适，实乃悲哀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