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1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废除。
　　历史在这里急转弯。原定在1906年举行的乡试被取消，取代它的是对“归国留学生”的考试。举人、进士等古老的功名，将授给考试合格的“洋学生”。
　　曾经的“留美幼童”唐绍仪，被任命为这次考试的主考官。
　　唐绍仪，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促成辛亥革命、南北议和。任过清政府总理总办、“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国民党政府官员。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还是复旦大学创办人。
　　这是一个历经近代中国历史风云，并在每一历史风云关口都留下个人显赫印记的政坛精英。

　　唐绍仪（1862—1938），广东中山县（今属珠海市）人，字少川，自幼攻读经史，极有颖悟力。12岁读高级塾馆时，塾师发现他异于一般学生，常在友人面前夸赞这位高足。于是，唐绍仪的大名为县学政耳闻。恰巧，清廷为培养“新学人才”，在已送出两批留洋学童出国之际，仍到处寻觅可造之才，年仅12岁的唐绍仪顺理成章地被县学政看中并向省里举荐，因而得到朝廷的官费，被第三批派出留学美国。

　　谈判高手让弱国“有”外交
　　唐绍仪随清廷所派的第三批留学生赴美留学，从小学、中学，升至哥伦比亚大学文科。1881年，唐绍仪毕业，是最年轻的学成者之一。这年，清廷下诏，留美的第三批学生“海归”了。
　　年仅19岁的唐绍仪回到祖国。作为清廷重点培养对象，他被派到朝鲜，担任朝鲜海关帮办的秘书（作为宗主国，当时中国直接掌管朝鲜的外交、海关等事务）。他办事干练，颇受好评。1885年，袁世凯奉诏出使朝鲜，主“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袁对自幼出国学外文、中外皆通的属下唐绍仪十分看重，两人由此成为知交。唐升任为驻朝鲜交涉通商书记官，成为袁在朝鲜期间的“主将”。

数年后，在甲午战争打响之前，有情报显示日本人决心刺杀抗日最力的袁世凯，为协助袁撤离，唐绍仪亲自带着两支枪、两把刀、两匹马，连夜护送袁世凯到英国军舰上。托庇于袁世凯的大力提携，加上本身与李鸿章的特殊关系，唐绍仪在甲午战争后，成为中国首任驻朝鲜总领事，时年33岁；随后又随改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回到家乡广东任职；当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他协助袁处理最为棘手和微妙的外交事务，为袁平安度过1900年的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之祸立下汗马功劳。
　　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国家重臣之一，唐绍仪也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成为“道台”大人，一直到1904年。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他参与了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被占的天津，处理涉外事务，以及督察税务、清理金融等工作。在天津，他还创办了电报学堂，招收15岁左右的“幼童”前来学习。
　　1904年。继“留美幼童”中出现了第一个大臣梁诚之后，唐绍仪以其精通外语、熟悉洋法的卓越才干，被清廷任命为外务部右侍郎，作为“大清国大皇帝特派钦差全权大臣”，奉命赴印度，和英国谈判西藏问题。
　　19世纪末，在英国出现了吞并西藏的主张。英国以防俄保印为名，发动侵藏战争。1904年8月，英军侵入拉萨，强迫西藏地方部分官员，签订了实际上使西藏地方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拉萨条约》。对这个条约，清政府不予承认，英国不得不与中国重开谈判。捍卫中国对西藏所拥有主权的历史重任，倏忽间落在了唐绍仪肩头。
　　1905年2月，中英双方在印度加尔各答举行谈判。英国代表弗利夏面对身着朝服、胸挂珠串的清朝大臣唐绍仪，连起码的礼节也不讲，十分蔑视地斜靠着椅背，架着二郎腿。唐绍仪不予理睬，抖一抖官服，也面向弗利夏而坐。停顿良久，唐绍仪以非常流畅的英语发表讲话，他避开谈判内容，开始大谈“各国宪法大纲”，有的章节倒背如流，随即又转入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体、地貌、物产、人情、风土等的评述。弗利夏不知不觉已是正襟危坐，他没想到清廷大臣中居然有这么精明的外交通，不得不赶紧起立，脱去手套，隔案与唐绍仪握手，以补失礼。然后，双方正式转入话题。
　　进入正题后的唐绍仪态度强硬，他的发言紧扣一个中心，即应该废除英藏签订的《英藏条约》，因为这个条约撇开了主权的中央政府，英方与中国地方政府签署的条约是不合法的。会上虽未能完成预定的目标——废约，但说服了弗利夏，他承诺将把唐绍仪掷地有声的讲话带给英方，唐绍仪谈判初步胜利。
　　1906年，英国驻中国公使萨道义受英国政府之托，与清政府在北京再开谈判。唐绍仪再次奉命以清政府专使身份，与萨道义见面。
　　经过几番激烈谈判，最终萨道义代表英国政府，唐绍仪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英新订藏印条约》，废除了两年前英藏双方签订的所谓《英藏条约》，使英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府，从属于中国。在腐朽的晚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背景下，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少有的外交胜利。
　　辛亥革命再当谈和代表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城头的枪声，敲响了埋葬封建帝制的丧钟。清廷本已将袁世凯废掉，驱逐出京，革命形势逼人，朝廷里却是山穷水尽。无奈还是启用废臣袁世凯，请其出山，率兵南下镇压革命军。袁世凯审时度势，抓住首战告捷的好时机，向黎元洪提出议和，英国公使亦从中斡旋。黎元洪也是求之不得，与革命党人商量，做出“虚临时总统位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决议。

12月3日，革命党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1条，意在监督临时总统的个人权力。12月7日，黎元洪提议由伍廷芳为革命党一方代表率代表团，拟与袁谈和。袁世凯此时的身份为清政府的“责任内阁”，为议和，他再次启用“老伙计”唐绍仪。
　　受命参加和谈的唐绍仪，面临一个尴尬境地：他是大清王朝的全权代表，在他的身后是主张君主立宪的袁世凯；而他自己的内心，又怀有和袁世凯大不相同的“共和思想”。于是，便出现了大清王朝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幕——作为朝廷命官的一品大员唐绍仪，不着官服，而是西装，领带，法式皮帽，呢大衣，一身西人装束，抵达上海。和他形成对照，前来迎接他的南方革命党谈判代表伍廷芳，却还穿着中式长袍。
　　12月18日，中外瞩目的南北议和在上海市政厅正式开始。和谈的氛围十分融洽，根本不像敌对双方剑拔弩张的谈判，更像是志同道合者的筹商大会。
　　其实，唐绍仪与南方全权代表伍廷芳本是广东老乡兼多年好友，二人曾在外务部共事并来往密切。
　　双方就停战罢兵问题很快达成协议，接着进入了政体问题的谈判———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伍廷芳态度坚决，称“如果不承认共和，就无法进行议和”。他劝告唐绍仪说，清帝专制让中国衰败到如此地步，为什么还必须保存君位呢？
　　唐绍仪笑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唐称，今天双方所讨论的，不是反对共和的宗旨，而是寻求和平实现的方法。
　　唐绍仪随后向袁世凯电告南方代表的议和前提，袁世凯一时也没有对策。唐绍仪便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召开国民大会公决。袁世凯同意。于是，双方便进一步磋商国民会议的地点和代表人数等问题。在代表人数问题上，拟定每省代表3人，每人一票，南方14省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集，北方8省代表由清政府召集。
　　正当此时，孙中山归来了，这是一位极具影响的政治家、革命党领袖人物，革命党利用孙中山的影响，改变策略，趁势在12月29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对袁施加压力，要求他及时逼溥仪退位。
　　袁世凯认为革命党方面违约，耿耿于怀，伺机动作。但是，昔日的“伙计”唐绍仪规劝昔日的“老板”：“共和已成定局，乃人心所向，惟一之法，立与孙中山周旋。”经过好一阵子南北互相攻讦，意见纷纷。孙中山处境维艰，无钱无兵，只好让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当上了梦寐以求的总统，这才迫使清帝退位。
　　在北京登上了临时总统宝座，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中华民国第一责任内阁国务总理。
　　时代大潮中的宦海沉浮
　　在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在上海与孙中山会晤。两人“同乡里，彼此一见，以乡音倾谈”。1912年3月23日出任内阁国务总理后，唐绍仪认为“孙中山的思想，袁世凯的实力，”是中国统一的发展基础。一周后，在黄兴、蔡元培的介绍下，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此后，他力图按共和体制的要求去实施总理的职责，在他的12名内阁成员中，9名是留学生，其中包括教育总长蔡元培（留德）、海军总长刘冠雄（留英）、农林总长宋教仁（留日）等，也说明唐绍仪力图通过高官“换血”来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面貌，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共和之路。

　　唐绍仪极富民主色彩的行为，加上处理政事倾向同盟会，大大出乎袁世凯的意料，不止一次地提请唐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后来，袁世凯终于明白所选择的人与己同床异梦，于是自己独断专行，迫使唐绍仪无法施展抱负。唐绍仪觉得与其当这空头总理，倒不如扔了这顶“帽子”，无官一身轻，于是一纸辞呈交与袁世凯。两人自此在政治上彻底决裂。
　　唐绍仪迁居天津，决心通过传媒为其民主思想作宣传，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于是与汪兆铭、胡汉民创办《民国报》。由于资源限制，报纸无以为继，唐只得转还故乡广东，不久才再迁沪上。他还遵循孙中山提出的“实业救国”理念，与友人合作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保险公司。
　　1916年，多行不义的袁“皇帝”暴病身亡。唐绍仪顿觉中国又有了希望，希望就在于孙中山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走民主的道路。唐绍仪认为国民素质不高，改良中国须从教育办起，于是创办复旦大学。此时其主张是：不要流血，以改革入手，提高民主意识，提高民生。
　　袁死之后，北洋走马换“总”（统），一片混乱。非常国会的有识之士们，一致在广州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大元帅，设立大元帅府。为追随孙中山，唐绍仪再度出山，任财政总长，继而任七总裁之一。1919年2月，唐绍仪奉命代表南方政权赴上海，与北洋政府代表朱启钤进行和议谈判。唐绍仪正义与婉转的劝说打动了朱启钤，双方表示出和平的倾向。可惜由于“段（祺瑞）执政”的蓄意破坏，南北和议流产，南北又陷入流血斗争之中。
　　唐绍仪由此产生悲观思想，无法回南方向孙中山复命，便决定留居上海。
　　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表现出一贯的爱国智慧，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最后一抹亮色：布衣县长
　　以后的岁月中，唐绍仪对南京国民党政府持观望态度，蒋介石数度要他出山任职，他仅挂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空衔。然而1929年，南京政府决定将孙中山故乡中山县升格为全国模范县，并决定成立“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时，唐绍仪却爽快地答应了孙科等人的邀请，出任该委员会主席，督导县政府实施训政。后干脆不计名位高低，待遇多寡，自告奋勇地走马上任做了中山县长。
　　担任县长伊始，唐绍仪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他通过鼓励集资兴办实业、兴建港口公路、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使中山的民生得到极大改善，文化教育事业昌盛一时。他在这个“七品”任上十分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桑梓百姓送他“布衣县长”的雅号。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的头，然后让民工下手。马路修好之后，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于是他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五十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几次公开用唐绍仪“当了总理再当县长”的例子，教育干部能上能下。
　　但是，唐绍仪的所作所为遭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排挤。1934年10月，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发动哗变，包围唐绍仪的寓所，逼其去职。事后，唐绍仪举家寓居上海，再不过问政治。
　　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在寓所遭不明身份人暗杀，至今仍成一段悬案。他留给子女的训导是：“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

文／刘之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