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40年，为纪念耶稣的诞生，罗马教廷把每年的12月25日定为耶稣圣诞节。公元1607年，各地基督教会在伯利恒将耶稣诞辰确定为12月25日，这一天也从此成为世界基督徒的共同节日。

那么，西方圣诞节是如何传入中国并获得发展的呢？

“外国冬至”的到来

事实上“圣诞”和“圣诞节”等概念并不是舶来品，早在西方基督教传入前，中国古代典籍里就已多次出现它们的身影。一般来说，“圣诞”一词既能够表示皇帝或皇太后的生日，如慈禧皇太后圣诞、大行皇帝圣诞等等；也可以表示神仙人物的诞辰，如观音圣诞、协天大帝圣诞、释迦摩尼圣诞；或者是特指“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当然这些带有明显中国本土特色的“圣诞”与耶稣基督的生日并没有丝毫关系。

后来大约在明朝中后期，随着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开始广泛的传教活动，基督教中“圣诞节”的概念也悄无声息间在中国的教民中间传播，但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利玛窦

直至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各种西方的思想文化也一并顺着通商口岸涌了进来，其中又以上海为主。上海作为新生的开埠城市，集中了中国最密集的租界和外国人口，很多来自基督教国家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上海街头，并进而影响到普通民众。

最开始时，这种“洋节”的确只是外国侨民的自娱自乐，在圣诞节到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前，租界里就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到处张挂着鲜艳的彩旗，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摆上一棵周身缠绕着彩纸的圣诞树，即便没有条件，至少也要插上一枝苍翠欲滴的柏树枝，人们在家中备好了丰盛的礼物迎接圣诞日的到来。每到12月25日，外国银行、领事馆和海关等部门通通放假，久未归家的人们在此日也会放下繁忙的工作与家人共享节日时光。租界里的各大教堂回荡着庄严肃穆的弥撒声，中西方教徒汇聚一堂，为耶稣基督的诞生献上祭礼，整个租界一片欢声笑语，到处洋溢着喜悦的气氛。

节日气氛如此欢快，各路商家自然也是喜笑颜开，各种平常在市面上见不到的西洋玩意儿此时也被摆到了橱窗中间，它们被包裹在色彩斑斓的盒子里，受到了妇女和儿童的格外欢迎。有一些机智的商人甚至别出心裁地发展出了早期的快递业务，直接送货上门。车夫们穿着鲜艳的衣服，驾着华丽的马车往来于街道，为买家送上一个大大的节日惊喜，围观者摩肩接踵。当时的人们评价称“如入波斯之城，几令人目弦神摇”“陆离光怪，如入五都，较之中国新年气象尤为繁盛”，足见其繁荣之态。

不过在围观的中国人看来，圣诞节就是一场大“秀”，就像今日我们隔着玻璃看一场热闹的表演那样，虽然看着新奇与好玩，却很难融入进去，更不必说有什么设身处地的参与感。

当时中国人对圣诞节的概念还很模糊，由于圣诞节恰好在中国传统节日——“冬至”的附近，老百姓一般称其为“外国冬至”，或者笼统地将其与4月份的复活节和1月份的元旦等共称为“西节”。这就像是把12月31日晚上称作“外国除夕”一样，实际上是用自己的文化体系去套用他国文化。当时不是没有人质疑外国哪来的“冬至”，可这个名字还是作为老百姓约定成俗的称呼一直叫到了民国结束。

民国版的“双十一”

进入20世纪，上海的经济已相当发达，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商业城市。各国的商品在这里聚集，各地的文化在这里呈现，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催生了一大批商人参加到这场狂欢中。于是围绕着圣诞节的许多广告铺天盖地涌上街头，出现在商店的橱窗中和大街小巷里。这场漫长的战斗从进入12月份就已开始，在圣诞节前一周达到最高潮。消费主义的浪潮提前几十年出现在这个神奇的东方魔都。

漫画：《上海人对于圣诞之心理》，《道南》1922年12月24号

商家们为了招揽顾客，可谓竭尽所能，使用降价优惠、广告轰炸、甚至精准投放等现代营销手段，把市面上几乎所有能见到的商品都打上了圣诞节的标签，不断开发新的噱头吸引顾客，其经营范围可以覆盖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目标人群涉及各个年龄和阶层，其力度不可谓不大，堪称民国版的“双十一”。麦乳精、雪花膏、冠生园糖果或是其他新奇的西洋货，成为老一辈上海人心中珍藏的记忆。

而且这种最时髦的生活方式并不是租界里的洋人所专属的，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华洋之间的藩篱早就在时光中趋于淡化，很多中产阶级的中国人也照着洋人的样子，开始积极拥抱这些西式的生活方式，这成为当时上海滩上的一种潮流。即便在抗战时期，日本将上海封锁成一个孤岛，节日的高涨热情也丝毫未减。

《真实的圣诞节（附图）》《福幼报》1933年第19卷第12期

对于普通的上海老百姓来说，能够在这样的盛会上买到平时见不到的新奇玩意儿可不容易，在商家的有意推动下，大家积极投身于这场盛大的购物狂欢节中。也正在这时，圣诞节的概念潜移默化地为广大普通百姓所接受，被列入到我们身边的日常节日中，并在后来与消费主义的思潮紧密联系起来，共同构成了中国人记忆中的圣诞节。

圣诞”岂能救国？

当然圣诞节的流行也离不开官方的支持，辛亥革命后，中国内忧外患的形势并未减轻，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共和政体危在旦夕。此时云南的蔡锷将军顾国家之大义，于同年12月25日在云南起兵，发起护国运动。后来中央政府为纪念蔡锷将军的“再造共和”之功，将这一天定为云南起义纪念日，成为国家法定的纪念日。后来，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史称“双十二事变”，经过一系列谈判斡旋，才得以于12月25日离开西安，次年国民政府为纪念此事，将这一天定为“民族复兴日”。所以在当时的中国，12月25日这一天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政治意味和纪念色彩，更何况蒋、宋二人均是虔诚的基督徒，自然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一天的“圣诞日”，为圣诞节在中国的推行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圣诞节又意味着什么呢？在当时的时局下，国家政局动荡不安，军阀混战和日寇侵略让普通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流离失所、卖儿卖女者不胜其数。所以当时很多人痛心于此，希望用耶稣基督的救赎与博爱精神抚慰人心，让圣诞节带来的一点欢愉冲淡人们心中的痛苦，虽然力量薄弱，却也为身处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带来了一丝温暖。

在抗战进入到最艰难的阶段时，国民政府领导人也往往会在圣诞节这天对全国人民发表讲话，用“基督救世”的精神鼓励全国军民继续坚持抗战，这也的确点燃了很多人心中的火种，鼓舞了大家的斗志。

可惜的是，救赎与博爱无法阻止日寇的凶暴，也无法平息人们内心深处的贪婪。基督教或许可以救人，但却无法救世，在国难当头的背景下，圣诞节带来的欢快气氛对底层百姓们来说微乎其微。上海的高档娱乐场所满载着圣诞节的欢乐气氛，达官贵人们在其间觥筹交错，根本不理睬当局所谓的节约令。而门外不远就是大批饥寒交迫的难民，在冰冷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直至悄无声息的变成“路倒”。一门之隔，即是两个世界，鲜明的对比为欢快的节日气氛增添了一抹悲凉的色彩。

结语

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圣诞节再度回到中国，从上海走向内地，经过了几十年的变迁，这个西方节日的习俗最终在中国生根发芽、遍地开花，并成为最受中国人欢迎的“洋节”。

虽然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圣诞节的质疑声不绝于耳，有的人大骂其西方文化侵略，有的人则痛心于中国传统文化流失。不过就圣诞节在中国的实际发展与变迁来看，它早已脱掉了宗教的外衣，在中国商家别出心裁地改造下，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狂欢节，诞生了一批诸如平安夜吃苹果的本土化习俗。与其说年轻人追捧西方文化，倒不如说他们更喜欢商店打折促销的产品和各式各样的节日活动。而这也离不开国家长期以来的和平稳定发展和快速的经济增长，为我们能够安享这欢快节日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