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散碎的白银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铸造精美的银元或墨西哥的鹰洋，一枚重量有26—30克。即便是1935年，民国政府改革币制，发行法币，废两改元。但随着货币超发、通货膨胀，法币越来越不顶用，明显不如银元购买力强，受认可度程度高。

在动辄以万为单位来判定收入水平的今天，民国时期，坐拥一万元大洋属于什么水平阶层呢？

探讨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着手，一看当时社会的物价水平，二看居民百姓的收入水平。民国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一直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因此物价水平也起伏不一。

当时社会上有句谚语：战前一头牛，战后一粒米。20世纪40年代末的上海，连乞丐都拒收千元以下的法币，足见通货膨胀的厉害了。所以这里的讨论范围把时间限定在20世纪20—30年代这20年的时间里。

以大城市北京、上海、天津为例，1919年1月，陈独秀还没离开北大，他的收入是月薪300元，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月薪120元，图书馆助理员就只有8块大洋了，旅食京城，居大不易啊。1937年上海电车公司一名普通电务员的月工资是20元，天津铁路局工人最高月工资仅60元。

总之，民国时期从事脑力劳动的职员、教师、编辑、医生们的月工资一般可以达到100—200元的水平，比月工资10—20元的工人、店员明显高出数倍，这也反映出民国时代对脑体劳动的价值标准。

多数情况下，民国工人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家庭所需的最低生活费用。20年代初，北京一个四五口之家，每年的伙食费至少要130元以上，但八成以上的工人年收入只有60—100元，因此要维持这个家庭的正常开支，家中要有两个人出来工作。

对于多数普通家庭来说，图个温饱已经相当不错了，至于服装的添置简直是一种奢望。据统计，1928年北京工人家庭每年用于服装被褥的开支仅为13.8元，人均拥有的四季新旧衣裤只有7件。

从民国时期的物价还有百姓收入而言，一万大洋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在倡导“实业救国”的那个年代，这笔钱如果拿来投资创业能做什么呢？

董竹君

当时上海知名饭店锦江饭店创办者董竹君，创业之初就是利用手中的2000元钱，在上海法租界大世界对面租下一幢单开间一三楼三个亭子间带晒台的店房，开了一家叫“锦江小餐”的饭馆。

知名国货“佛手”牌味精，从试验到生产，仅启动资金就花去了5000大洋。打开市场销路后，为了扩大生产，搭建厂房，1923年冬，由张崇新酱园牵头入股，出资5万元创办了合伙公司。

在民国时期，即便是创办一家轻工业工厂，如火柴、食盐、洋碱、面粉、烟草、纺织，没有个几十万资本投入是很难搞起来的。一万块大洋看似不少，在工业领域，又显得如杯水车薪。

概而言之，民国时期的一万块大洋对于普通之家来说堪称是一笔天量财富。拥有一万块大洋的家产，生活水准等同于现在的中产阶层的家庭水平。按照当时的购买力计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三五百万。如果跟改革开放之初富裕起来的万元户相比，其财力当数倍之。

还是那句话说得好，你心目中的“民国范儿”，不过是1%的岁月静好和99%的苦难深渊交织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