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身上的标签和头衔有很多：

文学上，他是享誉国际的词作家，一曲《送别》传颂至今

音乐上，他被誉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启蒙者，第一个用五线谱作曲的中国人

绘画上，他堪称中国现代美术之先驱，是中国油画之鼻祖

戏剧上，他是中国话剧艺术的奠基人

书法上，他是近代著名书法家

篆刻上，他是西泠印社的早期成员，领风气之先

教育上，他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等大批著名艺术家

佛学上，他被尊为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他在哲学、法学、汉字学、社会学、广告学、出版学、环境学……均有创造性贡献。

他开创了中国无数个第一，在从事的每一个领域都做到了极致。此外，他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里，再给他贴一个标签吧：一个任性的、妄为的、无情的……

富二代。

01

老夫少妻，麒麟才子

1880年，李叔同出生在天津一个巨富之家，他家世代经营盐业与银钱业，这是当时利润最高的两种生意。其父李世珍是同治年间的进士，曾官吏部主事，后辞官承父业而为津门巨富。

毫不夸张地说，李叔同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公子。

他父亲去世时，晚清重臣李鸿章不但登门祭拜，而且亲自为丧仪“点主”，李家的声望在此达到巅峰。时年，李叔同年仅5岁。

他的母亲王氏是家中的三房姨太，19岁生下他时，父亲已经68岁。

李世珍家门显赫，子息却不旺。长子早夭，二子李文熙又体弱多病，老来得了李叔同这个幼子，自然视若珍宝。

孔子出生时，父七十，母十七；欧阳修出生时，父四十九，母二十。老夫少妻的结合，往往生出麒麟之才。

李叔同童年就展现出惊人的聪慧，尚在学舌之际，就能跟着老父亲摇头晃脑地背诵对联。

他6岁启蒙，10岁熟读诗书，13岁学训诂书法，“年十三，辄以篆刻和书法名于乡。”

15岁就诵出“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的绝句。

和历史上的许多大才一样，李叔同出生时也有“祥瑞”：他降生之日，有喜鹊口衔松枝送至产房内，大家都认为这是佛赐福兆。后来，李叔同将这根松枝携带在身边，终生不离。

与佛的结缘，也许从出生之日就开始了。

李叔同的父母家人都笃信佛教，老父亲在他5岁那年病重，延请高僧诵经，在《往生咒》的诵声中溘然长逝。

按照传统习俗，灵柩在家中停了七天，丧事办得极隆，请来大批和尚日夜超度。那时的李叔同太小，不懂得亲人离丧之痛，只有那空寂悠远的佛音在他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

在那以后，李叔同就常在家与三弟一起学僧人作法，“两个人都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

02

她是娼伶，也是知己

他生活优渥，自幼天才，但也有因大家族而生的苦闷。父亲早逝，母亲是个偏房，身为庶子的李叔同在大宅院中的日子并不好过。

年方17的二哥李文熙必须要挑起家族生意的重担，而年幼的李叔同，则被寄予了光耀门楣的期许。

李叔同的母亲只是一个三房姨太，所以他自幼是被大房郭氏带大的。他先从兄长文熙读书，继而拜常云庄先生为师，兄长对他要求很严，日常功课不得马虎，应对进退也不得稍越礼仪。

母亲的谨小慎微，兄长的严格教导，大宅门生活的封闭无趣，让李叔同早早地产生了叛逆心理。

16岁，李叔同考入辅仁学院，终日以制义为业，也就是学习八股文。

可是随着年纪渐长，他对经国济世的正经学问丧失了兴趣，反而喜欢上了唱戏这类“贱业”。

从小就学习书法、金石等技艺的李叔同，内心早埋下了艺术的种子，而在接触到戏曲这一艺术时，他不可自拔地沦陷了。

同时沦陷的，还有他那情窦初开的少年心肠。

他暗恋的对象是个叫杨翠喜的坤伶。

杨翠喜本姓陈，幼年时家贫，被卖给了一个杨姓乐师，从师习艺，十四五岁就出落得花容月貌，加上天生一副好嗓子，一经登台献艺，立刻博得了满堂彩。杨翠喜每晚在天津福仙戏楼唱戏，《梵王宫》、《红梅阁》都是她的拿手剧目。只要她一登场亮相，台下的叫好声就立刻此起彼伏。

李叔同的母亲一向喜欢看戏，自从24岁守寡之后，她更是迷上了泡戏园子。每次去戏院看戏，她都会把李叔同带上，长大以后，他就习惯了一个人去梨园。

那时杨翠喜刚刚崭露头角，李叔同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去福仙戏院给杨翠喜捧场。杨翠喜在舞台上笑靥如花，歌喉婉转，台下的李叔同看得目不转睛，听得如醉如痴。

戏院散场后，李叔同便提着灯笼，送杨翠喜回家。年少时的爱恋最为热烈也最真挚 ，两颗年轻的心越来越近。

李叔同曾经送给杨翠喜两首《菩萨蛮》，词中充满了柔情蜜意：

其一：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

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

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

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其二：

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

酒醒月痕底， 江南杜宇啼。

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

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

彼时他是富家公子，她是知己美人，他为她一掷千金，她对他目盼流连。戏文里才子佳人的故事，就真真切地发生在李叔同的身上。

然而这份甜蜜的初恋很快就无疾而终。

杨翠喜的名气越来越大，很多京城的高官巨贾来到天津，都会去福仙戏院一睹这位名伶的风采 ，其中就包括庆亲王奕劻和他的儿子载振 。天津的地方官员段芝贵听说京城的庆亲王竟对一个戏子感兴趣，连忙巴结。

段芝贵花重金把杨翠喜从戏院里赎出来，亲自护送到北京，把杨翠喜亲手送到庆亲王父子的府上。

而这一切，李叔同毫不知情。

杨翠喜心中虽万般不愿，但却不得自由身，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李叔同得知自己倾心的女子被当作礼物送入了豪门，伤心欲绝，终日以泪洗面。

一代名伶，就此消失。

03

举案不齐眉，康梁是吾师

李叔同的母亲和二哥看到李叔同因为失恋郁郁寡欢，非常焦急，赶快托人为他物色结婚对象，希望能让另一个女人的温柔来抚慰他的心碎。很快，媒人就给李叔同物色了一个富家茶商的女儿——俞氏。俞氏比李叔同大两岁，眉目端正，知书达礼，两家又门当户对。

旧时社会，富贵人家的公子往往会娶比自己大一些的老婆。因为那时人们结婚较早，妻子年龄大些便更稳重，可以更好地照料丈夫的生活。

对于这桩婚姻，李叔同万般不愿。俞氏出身大家，贤惠恭顺，可在年少的李叔同眼中，这些优点恰恰都是她无趣的地方。他更憧憬激荡的爱情，寻求心灵的契合，像杨翠喜那样热烈的女子，才更得他的欢喜。

可是二哥李文熙却答应他，只要娶俞氏为妻，他就可以拿出30万家产给李叔同出去自立门户。母亲由于是小妾的缘故，在李家生活并不舒心，早就想出去单过了，因为孝顺，也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违抗，李叔同只得接受了这门亲事。

李叔同那一代文人，几乎没人喜欢原配，他们在年少时接受了家里的安排娶了“糟糠之妻”，却也不耽误爱情在别处开花。除了老实人胡适，对爱打麻将爱抽烟的老婆还不错，其他都是能休就休，不休也是冷落一旁。

俞氏空有原配的名分，与他却是聚少离多，虽为他生下三个孩子，却始终没有得到过他的心。

年少叛逆的李叔同，不仅早婚早恋，还是个愤青。

在书院学习时，虽然是学习枯燥的八股文，也盖不住他的文采斐然。写八股文有非常严谨的格式，文字必须写于方格之内，务令书写齐整干净。而李叔同每每有了灵感，文思泉涌，方格纸写不下，他就在一个格子里写两个字，洋洋洒洒密密麻麻，得了个“李双行”的外号。

甲午之后，列强环嗣，清政府无所作为。李叔同忧国忧民，他参加科举考试，一心为国，在科场上批判八股文“胸无名理，出而治兵所以无一谋”，批判大臣“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

这张答卷针砭时弊，直击要害，却“思想危险”、“胆大妄为”，自然名落孙山。

戊戌变法前后，李叔同深受维新思想影响，以为看到希望。他大肆褒扬维新变法，向西方学习，自学洋文。

等到光绪皇帝下达“定国是诏”，他立即刻下一枚“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印章，公开表示对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的支持，这让一些守旧的当政者颇为恼火。

康梁倒得太快，维新变法不过百日，光绪被囚瀛台，康梁流亡日本。

这时，有传言说李叔同是康梁同伙，可怜李叔同从小没离开过天津，压根儿没见过康有为的面。为了避祸，李叔同以照料家族生意为借口，带着家人逃到上海。

反正上海也有他家的钱庄，这位大少爷依旧可以过得衣食无忧，不必像那时逃亡的其他人一般流离失所。

怀揣着“北方事已不可为”的满腔愤懑，1898年李叔同携妻带母到了这座中国最开放包容的城市。

04

休怒骂，且游戏

说是照料家族生意，可李叔同却什么正事也没干，而是把婚前的喜好全捡起来了。

1898年的上海，风气开放，诗书风流，才子佳人云集。

既然不能学以致仕，那就尽情挥洒才情吧。在上海滩的法租界，李叔同的才情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1901年，李叔同以第十二名的佳绩考入南洋公学，师从蔡元培先生，并成为他的得意门生。在这里，他接受了较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还吸纳了“新学”的精华。

为了支持学潮运动，他主动退学，加入新学组织“沪学会”。在沪学会，李叔同的文章屡屡列为第一，更被上海的名士达人所青睐，他也被视为“才子”而驰名于上海滩。

他精通书画篆刻，和上海书画名家一起办《书画报》，成立「书画公会」。

他在音乐上很有造诣，主张求新求变，将《诗经》等古文填词在西洋音乐里，成为流传广泛的歌曲。

因为旧体诗词写的极好，他加入文人社团“城南文社”。时常交游宴饮，切磋文章，还和许幻园、张小楼、蔡小香、袁希濂结拜金兰，称为“天涯五友”。

作为资深票友，他开设演讲讲习班，组织学生新剧，为宣传婚姻自由，亲自编写文明戏《文野婚姻》等剧本。他还走到台上，亲自登场表演……

他的学生丰子恺后来回忆：“那时他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

在多年以后，回顾那段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岁月，李叔同写下了这样两句词：“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

高晓松曾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的诗歌和田野。作为巨富之子，少年李叔同的生活自然没有苟且，他和那个年代的所有纨绔子弟一样，挥洒文字，流连芳场，一掷千金。

他才华横溢，也和所有的名士一样，怀才不遇，空余报国之情，只能寄情声色。他和上海滩的交际花都混得特别熟，名妓李苹香、谢秋云等都与他有情事。

也许是在她身上看到了初恋杨翠喜的影子，也许是只有在这个温柔乡里他才能暂时忘却失意，比起家中那位贤惠温婉却不识诗书的发妻，那位勾栏诗妓李苹香显然更能博得李叔同的喜爱。

“奔走天涯无一事。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

对于丈夫在外寻花问柳，俞氏从不干涉，尽力保持家庭的平静。丈夫是卧龙，非她这一汪池所能载，她只能一心侍奉婆婆。在她看来，无论如何，丈夫还愿意回家，就是最大的尊重。

这时的俞氏已经为李叔同生下三个儿子（长子后来夭折），出于对妻儿的愧疚，李叔同对俞氏还算相敬如宾。

但这一点点的温情也在母亲去世以后被打碎了。

1905年，李叔同母亲王氏因病去世，李叔同扶柩回乡，并效仿“东西各国追悼会之例”，给母亲举行了一个既中又洋的盛大丧仪。

富家公子的任性使他想一出是一出，在母亲的追悼会上，他竟请来数百中外来宾，举哀之时，还在众人面前弹钢琴、唱哀歌。

他母亲是中国旧社会最传统的妇女，从不识西洋礼仪为何物，却在死后办了这样一场丧事。此举被人视作奇事，天津《大公报》还专门发文称其为“文明丧礼”。

他常与人讲“我的母亲很多，但我的生母过的很苦”。母亲去世以后，他顿感生活无趣，忧愁满地，浑然不知何处是岸。

但母亲的离开对他而言也是一种解脱，虽飘荡无根，但再无牵挂。

05

男扮女装，另结良缘

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李叔同就将俞氏和两个儿子托付给天津老宅的二哥照料，远走日本留学。

他一到日本就先把辫子剪了，改成西方最时髦的三七分，脱掉了长衫马褂，换上西装，穿尖头皮鞋，戴没脚眼镜。

当时的有志青年，无不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学习榜样，希望能在日本学习西方制度，回去建设祖国。

可那时大清还没亡呢，李叔同这样直接生猛剪头发的留学生，少之又少。想想那位生在南洋、母亲是葡萄牙人的辜鸿铭，直到20年后依然不肯剪去长辫，李叔同的敢做敢为可见一斑。

他衣食住行一切入乡随俗，没多久便能说一口纯正流利的日语了，彻底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东京人”。

在日本，他先考取了东京美术学校，又兼在音乐学校学习乐器和编曲。

立志要改头换面的李叔同在日本依旧没有改掉他的少爷做派。他花巨资在上野不忍湖畔租了私人洋楼，添置钢琴和大量美术、音乐书籍，居室装扮得艺术味极浓，并取名“小迷楼”。

他花最昂贵的票价去听一场音乐会，自费出版并发行了中国近现代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还和同学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

他对戏曲的热爱是从童年就深种的，到了日本以后，接触到日本的“新派剧”，从此对西洋话剧产生兴趣。

即便身在日本，李叔同仍然关心国内。1907年春节，中国淮北发生百年不遇的水灾，春柳社决定举办一次义演，定的曲目是名剧《茶花女》。

这是春柳社的第一次公演，其时，春柳社成员也没有几个，而且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到哪里找最重要的主角玛格丽特呢？李叔同突然灵机一动——京剧的花旦就由男性来扮演，这个戏为何不试试反串呢？于是，他自告奋勇扮演女主角。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特意节食，瘦出了杨柳细腰，还花重金定制女式礼服，剃掉留了好久的小胡子。

为了演好角色他节食减肥，饿出了芊芊细腰

第一次公演《茶花女》，就造成了轰动。

由于李叔同的影响，大批的中国留学生开始接触话剧，将话剧带回国内，成为中国话剧史的开端。

他在日本学习西洋绘画，需要人体模特，那个时候日本的风气也不够开化，模特儿不好找，裸体的女模更是重金也不可求。他便厚颜地去问房东的女儿：你愿不愿意当我的模特？没想到对方一口就答应了。这位房东的女儿后来成了他妻子。

这位日本妻子，有人说叫“枝子”，也有人说叫“诚子”。据李叔同的孙女李莉娟回忆：具体叫什么还真的不确切，也曾到日本找过，却未找到，但是，（祖父）日记中多次提到“福基”这个人，每当提及，讲到的事件都是私人问题，比如给我送棉被之类私房话。于是，大家揣测，“福基”可能就是他日籍夫人的名字。

李叔同没有向她隐瞒自己已婚有子的事实，但她仍不在意，死心塌地。

2011年，中央美院美术馆在仓库里，发现了一幅半裸女性的画像，编号居然就叫“2011-甲”，一研究染料的构成发现，成画于1909年前后，十有八九是李叔同画的日本妻子。

在日本成婚不久，李叔同得了肺病，回到天津养病。

发妻俞氏等到丈夫归来，万般欣喜。他竭尽全力照顾丈夫，给予他最无微不至的关怀。

独自在日本漂泊太久，老宅的热闹和亲情让他体会到不同的温暖，对于俞氏的愧疚涌上心头。已在日本成婚，意欲与她离婚的话便怎么也说不出口 ——这段时光成为了俞氏生命里最幸福的时候。丈夫归家，因生病而处处依赖她，身边也没有那么多红颜知己，反而对自己亲昵有加。

俞氏觉得，丈夫终于浪子回头了，生活终究有了盼头。

但是她没有想到，丈夫大病痊愈之际，却也是夫妻别离之时。李叔同再次毅然决然地去了日本。

再次回国已经是1910年，这一次，他还带回了日本夫人福基。

俞氏以为，男人青年时求学、贪玩、风流都是常事，只要愿意回家，夫妻关系就总有转圜时。可是这一次，他不仅带回了一个与自己一样名正言顺的妻子，还跑去苏杭上海居住，只留她一人带着孩子在天津独守空房。

那个女人对他也是一片痴心，为了她千里万里地跑来中国，俞氏不忍再说什么，只好摆出正房的大气模样。

在天津老宅虽然衣食无愁，等待却似乎永无尽头。

06

夏丏尊，你自杀吧

李叔同回国后，已经到了三十左右的年纪，身上少年名士的气息剔尽，富家子弟的风流也被日本妻子收了性，倒是急切地想在教育上做些实际功夫。

他先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便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

那时的学校和今天一样，最重要的科目是语数英，所以这些课的老师最有权威。但是在杭州师范学校，最有权威的是教绘画的李叔同。因为他凡事认真、严肃，而且“他有人格做背景，犹如佛菩萨有光”，学生们都敬重他。

他当上老师，便要有老师的样子，于是不再穿漂亮的洋装，而是换上了灰色粗布袍子、黑马褂、布底鞋。

学生以为他是古板木讷之人，他却教学生画石膏像，将裸体模特带到写生课上，假日里跑到野外写生，大开学风，成了社会上的一道新景。

他的学生丰子恺说：“凡做人，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其中九分像人、八分像人的，在这世间已很伟大，七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里也已经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老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十分少有。”

李叔同的另一位学生、后来成为著名音乐教育家的刘质平，从浙一师毕业后留学日本，后来留学经费出了问题，急得差点在日本自杀。李叔同知道后，不惜违反他一贯的做人原则，找各种关系求助但均告无果，于是决定从自己的薪水中每月抽出一部分资助刘质平。

他虽出身富家，但家族生意一直是二哥打理，自己早出来自立门户，因此便不愿再像从前那样随意支取钱庄里的银子。

当时李叔同的薪水是105元，还要照顾天津、上海两地的家人，于是他将之分成了四份：上海家庭40元、天津家人25元、自己和刘质平各20元。李叔同后来出家，仍在出家前准备了一笔钱寄给刘质平，供他直到大学毕业。

一次，学校的宿舍发生失窃，时为舍监的夏丏尊自觉管理不力，破案无方，陷入苦恼，来求助李叔同。李叔同却说：这事好办。

好办？怎么办？夏丏尊连忙问。

“你既无法破案，自杀谢罪就是。”李叔同笑嘻嘻地说。

夏丏尊一惊。

李叔同认真道：“你若出一张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夏丏尊再惊，他承认李叔同说得有道理，可是他没有实行的勇气。也许，换成李叔同，他真的会那样做，而且若真不能破案，他一定会自杀。

当然，如果是李叔同这样说，学生一定会来自首——他有这样的感召力和公信力，可是夏丏尊自忖没有。

李叔同对学生很严，更严于律己。

他在南京杭州两地授课，虽然时常由于日程冲突请假，却绝不会浪费课堂的一分钟。上课需要的板书，他一定提前写好两黑板，早早坐在教室里等学生。

漫画家丰子恺、国画大师潘天寿、音乐教育家吴梦非、书画家钱君陶、著名音乐家刘质平、画家李鸿粱……有师如此，江浙人才辈出，几乎撑起民国文艺界的半壁江山。

李叔同是个想做就做的实践派，少年时的那份冲动任性仍未改，有时兴致起来，便不顾后果，更毫无顾忌。

一日有名人来学校讲座，校园里人头攒动，他和同事夏丏尊躲到凉亭里吃茶，夏丏尊打趣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挺好的。”没成想，这句玩笑话却触动了李叔同的神经，他竟真的跑到西湖边的广化寺体验了几天和尚的生活。

又有一次，夏丏尊提起日本杂志上有篇介绍“断食”修养的文章，两人一起找来资料来研究。夏丏尊自己没有当真，李叔同却在新年假期十几天里，在虎跑寺实践了起来。

07

我们不去，因为他是不回来的

杭州与南京自古就是佛土，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杭州的寺庙则更多了，大小两千余所。

作家郁达夫就说过，杭州最多的东西有两样，蚊子跟和尚。

佛寺多在风景名胜处，李叔同长年在这两地任教，也没少逛。

自古文人都把西湖比西子美人，李叔同却在西湖的氤氲朦胧的雾气里感受到了佛法空灵。

其实，文艺人士出家在民国并不罕见。苏曼殊就曾以“自刎”要挟住持为其剃度，声称要“扫叶焚香，送我流年”。可他三次出家，三次还俗，情根仍在红尘中，忍不了佛教的清规戒律，只落了个“风流和尚”的称呼。

而李叔同，却是个有了想法一定会去付诸实践并且做到极致的人。

1918年春天，那名叫福基的日本女人从上海匆匆而来，寻遍苏杭两地，终于在虎跑寺找到出家的丈夫，这是两人相识的第11年，在这以前，两人恩爱有加，相濡以沫。

她为他放弃家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为她冷落发妻，千里迢迢定居江南。可是在古旧寺院门前，这位曾经的丈夫却连门都没有让妻子进。

她问他什么是慈悲。他说，爱，就是慈悲。

福基无奈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责问：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

关于和福基分别，李叔同的同学黄炎培曾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文中写道：“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李叔同写给福基的信里，这样说：“但你是不平凡的，请吞下这苦酒，然后撑着去过日子吧，我想你的体内住着的不是一个庸俗、怯懦的灵魂。……为了不增加你的痛苦，我将不再回上海去了。……人生短暂数十载，大限总是要来，如今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我们是早晚要分别的，愿你能看破。”

从这封信里，你读出了“慈悲”吗？或许，字里行间去意已定的“决绝”，远远超过“慈悲”。曾经如何深爱，这份离去的决绝便如何伤人。

关于这一点，原配俞氏倒是更懂得一些。李叔同的二哥让她去寺院寻丈夫回来，她平静地说： 我们不去，因为他是不回来的。

旧时女子，很难活得像她那么清醒明白，也许，是她早已习惯了等待和失望。

弘一法师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去整理自己的财产和私物，将自己多年来视若珍宝的书籍、字画、折扇、金表都赠送给了友人，就连衣服也一件不留。

在天津的祖产、在上海的房子，一桩桩一件件他都安排妥当。这位慈悲的丈夫在出家前曾预留了三个月薪水，分为三份，其中一份连同自剪下的一绺胡须托老友转交日籍妻子，并拜托朋友把她送回日本。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刘质平，他也不忘安排好继续接济他在日本求学的事情。唯独对于俞氏，他始终没有一言。即使多年以后，俞氏去世，他也没有离开青灯古佛去看她一眼。

曾经的风流公子，如今的慈悲法师，竟对结发之妻绝情至此。

1922年正月，新年的爆竹声还未歇，俞氏却撒手人寰。45岁，并不算太大的年纪，她生命的大半都是在漫长的等待中度过，这个冬天似乎也没有比往常更冷一些，可是她熬不过去了。

家族认为她一生勤勉贤惠，为李家绵延香火，弘一法师无论如何都应该回家送俗世的妻子最后一程。报丧的书信传到杭州，弘一正在庆福寺编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

无常的是，那时赶上京绥铁路工人大罢工，杭州到天津的交通被阻断，弘一没有成行，继续编写他的佛学著作。

俞氏凄凉入土，独守空房了一世，死后仍要独居一穴。

李叔同出家的消息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和诸般猜测，新闻的爆炸性远远超过同年段祺瑞当上国务总理、孙中山辞去大元帅一职。

世人大多无法理解，这位名满天下的文坛大佬，只是一时兴起吧？这个任性妄为的富家公子，如何受得了佛门清苦？

“研究佛法不一定要出家的。”夏丏尊劝过他；“在家修行也是一样的。”马一浮也这样劝他；有一位女读者，更是在他剃度之后，天天来寺里找他，求他还俗。

可是李叔同却是认真的。

在此后二十六年的时间里，弘一法师逐渐断绝了俗世的往来，及至去世。每天只食一餐，除了留下少量衣被和雨伞，俗世里的一切他都舍弃了。

08

半世文人半世僧

弘一法师没有正面向身边人解释过自己出家的原因。无论是他旧日的挚交好友，还是他的日籍夫人看来，这个转变都有点无法捉摸。

众说纷纭中，丰子恺的解释较为中肯：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有的人做人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还必须去探求人生的究竟。

李叔同曾撰文《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讲到1918年某日，夏丏尊看见李叔同住在寺庙里，就随口道：你不如出家得了。

本来只是无心的一句戏言，李叔同一想，对，那就出家得了。

也许，这份执着，在他极幼的时候，披着被罩扮僧人做法时就已经种下了。也许，他只是一时兴致到了，正如从前一时兴起在科场上批评时政，一时兴起去了日本，一时兴起跑去断食，而他一向是一时兴起做的事情，便一定要做到的那种人。做佛法，他也要做到极致。

李叔同出家，好友经亨颐告诫学生，此举“可敬而不可学”。

他出家，怎么看都应该选择轻灵的禅宗，禅宗讲究顿悟，最适合李叔同的性子。可是他却选了戒律最严谨最刻板的律宗，不做住持，不开大座，谢绝一切名闻利养，以戒为师，粗茶淡饭，过午不食···

弘一出家的时候，律宗已断绝了700余年。所以他只有自己潜心研究。为了弘扬律宗，他四处奔波，编修佛典，一边讲学，一边云游，他在佛法上的造诣越来越深，被尊为律宗第十一世祖，声名甚至超越当年文人李叔同。

可惜世间已无李叔同。

赵朴初评他是“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其实他才不要当什么奇珍和明月，也不是为了挣一个苦行的虚名。他出家既不是为了当律宗第十一世祖，更不是为了能和虚云、太虚、印光并称“民国四大高僧”。

他的昔日同事、终身好友夏丏尊，曾邀请弘一法师去家乡上虞做客，并安排他在自己执教的春晖中学一间宿舍里住下。他自带铺盖卷而去，只有一床破席子，一副旧被褥。

弘一拿出一块破得像抹布的毛巾去洗脸，夏丏尊终于忍不住了，要给他换一块新的，弘一却说：“哪里，还受用着哩，不必换。”

夏丏尊几乎落泪：这还是那个一掷千金、生活放荡的李叔同吗？

他出家24年，生活用品绝大多数都是出家前带去的，一件僧衣缝缝补补穿了十数年，布丁还都是从垃圾堆里捡回去的破布条。丰子恺请老师提笔写字，他写完后还把剩下的几张宣纸一并奉还，只将裁剩下来的碎纸条留着，一点不肯浪费。

弃家毁业，恪遵戒律，清苦自守。按照学生丰子恺的说法，他遁入空门，是因为这位才子物质和文艺之中，都玩够了，生命力又旺盛，必须去探索灵魂生活。

1942年秋，弘一法师或许提前预知到了自己的死期，他提前写好了遗嘱，从容不迫地安排好后事，与刘质平、夏丏尊等一一道别，尽而断食，并谢绝医疗探视，口诵佛号，写下“悲欣交集”四字。

弥留之际，他对随侍的妙莲法师说：“你在为我助念时，看到我眼里流泪，这不是留恋人间，或者挂念亲人，而是在回忆我一生的憾事。”

他还特别叮嘱：当我呼吸停止时，要待热度散尽，再送去火化，身上就穿这破旧的短衣，因为我福气不够。身体停龛时，要用四只小碗填龛四脚，再盛满水，以免蚂蚁爬上来，这样也可在焚化时免得损伤蚂蚁。

1942年10月13日晚，弘一法师圆寂。

09

舍利

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外面，我是如此谦恭。

林语堂说：李叔同是我们时代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独立的一个人。

世人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事实上，伟人的传奇，往往是常人的心酸铺就。

都说他慈悲，坐摇椅前要先晃一晃怕碾死小虫，临终还怕烧死蚂蚁，可他却客观上伤害了两个女人的一生。

那位著名的情僧仓央嘉措说：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佛与情在别人那里是两难，弘一法师却从未有过犹疑。

某种程度上，他始终是那个津门巨富之家的纨绔公子，无论如何老成持重，如何清苦自俭，做事都只循着本心，他想留洋便留洋，想恋爱便恋爱，想出家便出家。

虽有时移世易的种种无奈，到底是他的选择。

世人不解，他最不愿亲近的发妻俞氏却懂他，所以她说：“我们不去，因为他是不回来的。”

如果不是清末传统日渐崩塌，李叔同参加科举，进可成一方豪杰，济世造福；退可研究诗艺，流芳千古，做个像苏轼一样千年难见的才俊，超脱俗世时写上一句“竹杖芒鞋轻胜马”。

他这遗世独立的风骨，那恣意妄为的心性，却是年少时的殷实家底带给他的习惯。

民国风烟里，弘一法师是活得最恣意潇洒的一个，虽然人命玩不过时代，可他是唯一一个不必为生活奔波所苦，不必为时局艰难所限，不必蝇营狗苟于乱世的人。日本入侵期间，他还写下“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

半世风流，半世为僧。电影《一轮明月》的最后，弘一法师走上一座石桥。桥下是人群熙熙攘攘，桥上是一稚童玩着陀螺，专心致志，仿佛周围的喧闹全与他无关，弘一正瞧得出神，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呼唤：“三郎，回家吃饭啦。”

弘一回头，仿若年少时，母亲含笑立在门口，招手轻唤：三郎，回家啦。

传说弘一法师吉祥圆寂，右肋而卧，神态甚是安详，令人不胜景仰。火化时，众人均看到棺内有多色猛烈火光在闪烁，检出舍利子一千八百余颗，舍利块六百颗。

关于舍利的传言不知真假，只知他这样的人，世间罕有。

生逢乱世，每个人都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而下，偶有逆流而上的，便发出一声两声怒喊，得以名垂青史。

一开始，李叔同是属于后者的，新青年们追逐着时代的浪潮奔跑，而李叔同就是那批在浪花前头领跑的人之一。

跑着跑着，也许是累了，也许是厌了，他一拐弯，上了岸，从意气风发的文人李叔同变成了律宗祖师弘一。红尘滚滚，他再没有回身去望。

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