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的四大百货公司
民国时期,上海南京路上有四家大型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这四家在当年也被称为“中国四大百货公司”。 在那个提倡“实业救国”的年代,四大百货公司成为华人资本的典范。孙中山先生就对百货业特别有兴趣,他本人还购买过“先施”公司的股票。
20世纪40年代南京路鸟瞰
在名声显赫的“四大公司”当中,创办最早的是享有“搜罗环球百货”盛誉,同时也是国人在上海开设的第一家大型综合百货商场——上海先施公司。
1914年8月,在澳洲通过做香蕉生意淘得第一桶金,并在香港率先创办了先施百货公司的广东华侨马应彪来到了上海,开始筹建上海先施百货公司。马应彪亲自到上海考察投资环境,之前他已经派手下黄焕南赴上海为先施公司选址。黄焕南到上海以后,在租界考察了一圈,吩咐随行人员到当时上海最繁华的几个路口观察人流。随行人员在路口坐定,脚下放个坛子,手中拿一小袋黄豆,每当有一个人从自己面前经过,就从袋子里掏一颗黄豆放到坛子里,最后根据坛子中豆子的数量多少,来判断各个路口的人流量。
马应彪
黄焕南根据调查结果,确定将先施上海公司建在南京路日升楼地段的易安茶社旁。这里,地处十字路口,北面直通火车站,可以引来外地旅客,南面紧靠富人居住区。马应彪考察了黄焕南建议的地段以后,欣然首肯。
1917年10月20日,经过三年施工建设,先施公司的六层大楼掀开了神秘面纱。公司开业那天,喜欢新奇的上海市民蜂拥而至,在这里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了传统老店无法提供的消费快感。当时由于到商场的人太多,整个南京路都堵塞了。先施公司不单纯是一个购物的场所,开业当日,其附设的先施乐园、东亚旅馆、先施浴德池、先施理发厅等也同时开张,杂耍、宁波滩簧、绍兴戏、京戏、变魔术的、吃点心的,一时间人山人海,甚至有人流连忘返,数日不归。
先施百货女售货员
上海先施开业以后,为了方便女顾客,公司决定招聘女售货员。无奈由于中国传统观念中女子应该在家伺候丈夫,不得抛头露面,因此招聘启事贴出一个多月,却没有人敢来应聘,老板娘霍庆棠一不做二不休,亲自披挂上阵做起了公司化妆品部的售货员,还带动两个小姑和她一起来售货。她不但仪态端庄,而且善于辞令,熟识货品性能,周旋于顾客之间,深受男女顾客欢迎,一时间“三个女人同台站”的佳话传遍上海、香港和澳门。
先施公司开业第二年,营业额已达439万元,马应彪乐呵呵地拿到了相当于投资两倍的回报。
然而,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每天成百上千架次日本飞机从上海上空呼啸而过,投掷炸弹,很多投掷在人口繁密的地方,租界也不能幸免。8月23日,日机轰炸上海市区,一颗重磅炸弹投中了先施公司东南角,大楼东南大门及二三层楼部分建筑被炸毁,炸死炸伤职员、顾客和行人近千人,先施公司损失惨重。
1956年,先施公司实行了公私合营,以后又改为上海服装公司。先施大楼的部分楼层,分别被东亚大酒家、黄浦区文化馆等单位使用,从此先施的旗号悄悄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1916年,就在马应彪建造上海先施公司大楼的时候,马应彪的老同乡、老对手也是老伙伴的郭乐、郭泉兄弟一路跟踪追击,跟到了上海滩、跟进了南京路。两兄弟还偏偏就在先施的旁边借用黄焕南的老办法数豆子选址,一点也没有难为情。结果郭氏兄弟认为南京路南边人流量大,就在先施的对面的地段,建造上海永安公司。
永安百货大楼共造了7层,除了1至4层的百货商场外,永安的其他楼层还设酒楼、旅馆、弹子房、跳舞厅、游乐场和戏院。其屋顶花园名为“天韵楼”,西北端的塔楼由柱式和券拱构成西洋古典建筑造型,呈现出永恒的庄严与和谐之美,名为“绮云阁”。
说到“绮云阁”,还有一段插曲。
永安开始动工之际,先施公司便派人暗暗“侦察”,当了解到永安的楼层比先施高一层后,就连忙将原来设计的5层改为7层。而郭乐对先施的工程也是非常关心,同样是天天派人打听,当听说先施加层后,就决定在大楼顶部加一座塔亭,高耸的塔尖远远的超过先施的楼顶,起名绮云阁,意思是塔亭之高已挨着飘浮的白云。
绮云阁
先施一听说永安楼顶建阁,高过自己,当即决定加建一个塔楼。你叫绮云阁,我就叫摩星楼,你只是挨着云,我可以擦着星,照样比你高。
1918年9月5日,永安公司正式开业。当天,顾客进门须先购买二角一张的“门票”,这在当时的普通市民看来,是一笔不小的花费。采取这种办法,一方面有利于营业的增加,另一方面又对没有购买力的民众加以限制,减少拥挤。据老年营业员回忆,开幕那天,永安的销售额就达一万多元。
永安与先施的竞争,在1919年的秋季白刃相见。当时商场秋季大减价,先施为与永安搏杀,将规矩打破,通过赠送礼品拉拢上海市民,弃“价格同盟”于不顾。第二年再次秋季大减价促销,先施方面故伎重演,将公司礼券按九五折出售。却不料,那郭氏兄弟派出人员,不作声响地用现款将先施礼券悉数吃进,复又用礼物大量收购先施公司热销的物品,再在永安原价销售,这一来一往,先施便吃了一个大大的哑巴亏,只能打碎牙齿往肚里吞。
永安与先施一样打出了“统办全球百货”的旗号。但永安直接派人赴英美日等国采办货物,而且注重商品的品牌和质量,既要求质量好,同时要求紧跟时尚。因此,永安的商品即使比先施的略贵一点,也依然销量惊人,因此永安在当日上海已经成为了品位与时尚的代名词。上海的名流都知道要想购买时尚物品或高档次商品,必须去永安。因此永安开业以后营业额很快就超过了先施,成为南京路上的新时尚坐标。
1933年永安公司再出新招,在老楼东侧扩建了19层92米高的永安新厦,这是当时仅次于国际饭店的南京路第二高建筑,该楼第7层的“七重天”游乐场,在当年十里洋场名噪一时。而且永安别出心裁,在新楼与旧楼之间的第4层袈设一座全封闭的两层天桥,连通新旧大楼,顾客可以在百货大楼购物以后通过天桥去新楼就餐、娱乐等等。该天桥也是上海第一座大楼之间的天桥,因此永安公司的两栋大楼也成为近代中国早期综合建筑体的典范。
商战愈演愈烈,市场的蛋糕也越做越大。1923年,位于先施公司旁边(今南京东路720号)的新新公司百货大楼开工。占地面积428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2032平方米,6层,钢筋混凝土结构。
1926年大楼建成,11月20日正式开业。刘锡基等为新公司取名“新新”,源自我国古书《汤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寓意日新,日日新。
新新一改先施、永安主要经营国外货物的做法,打出倡用国货的旗号,将公司的经营宗旨定位在推销国货精品上,并且在中国政府注册,这也是第一家在中国政府注册的大型百货公司(永安、先施、大新都在香港注册)。
在公司的楼层布局上,新新公司汲取先施、永安的长处,无论外形设计、内部布局都更美观、合理。
更为叫绝的是,新新在6楼设立了一个“玻璃电台”,电台四周都是玻璃墙,来这里的顾客可以一边购物,一边观看播音和演出的情形。这个电台日夜不停地为新新公司及其商品大做广告。这一招果然管用,喜欢新奇的上海人一传十,十传百,纷纷相邀前来光顾,公司人气指数直线上升。
同时新新公司还首创夏季冷气开放的先例,成为第一家装有空调的百货商店。通过采取这些措施,生意逐渐兴隆起来,在南京路站稳了脚跟,并且同永安、先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不过,也许是命运不济,遗憾接踵而来。先是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刘锡基积劳成疾病逝,由李敏周接任总经理。但很快,李敏周被一个已辞退的员工醉酒后枪杀……
在南京路这“四大百货”中,大新百货是问世最晚的一个,但它博采众长,不同凡响。
上海大新公司由广东人蔡昌创立。蔡昌之前在先施公司工作10年,学会了先施公司全套崭新的百货经营理念,于是策划自己创业,准备创办大型环球公司。当同为广东香山同乡的马应彪等人的“先施”“永安”“新新”等大百货公司纷纷登陆上海滩,并且很快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后,一向不落人后的蔡昌也挥师北上,于1929年斥600万港元巨资,创立了上海大新公司。
大新公司的大厦历时约7年建成,于1936年1月10日开业。楼高10层,雄伟壮观,为四大百货之冠,建成后曾获得亚洲最佳建筑设计奖。
大楼有三面环绕的18扇大橱窗,室内设计采光明亮,通风良好,并有冷暖气设备,可调节室内温度,四季如春,是上海最早全天候空调开放的百货公司。
公司地面商场共有4个出入口,楼内装有6部电梯,另外还有两部自动扶手电梯,这是东亚首家使用自动扶梯的百货公司,让见多识广的上海人也一时忍不住好奇。外地人到上海来更是对大新公司的自动扶梯趋之若鹜。大新公司由是名声大振,生意兴隆。
这部自动扶梯既是上海也是远东最早的一部,还是我国解放前唯一的一部。直至80年代初,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为捐款修建长城,重新开放这条自动扶梯,乘梯者每人收取2角钱,顾客还是排队争先。
在大新公司之前,永安、先施、新新公司的主要服务对象是上海市民中的中上层人士。 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顾客,对于这样的大公司只能望而止步。为了吸引这些底层顾客,大新公司在它的地下室开辟面向大众的廉价商场,顿时轰动一时。由于人太多,只能凭票入场,想进廉价商场的顾客必须先掏钱买票,4毛钱一位,顾客到公司去买东西先要买票,也算是商界一大佳话。
大新公司除了售货商场以外,还设有书画部,展出有名画家的作品;5楼为酒楼及舞厅,6到9楼为电影院和游乐场,顶层设有屋顶花园。
由于考虑周详,顾客到大新,不仅可以购买到需要的商品,而且可以游玩、娱乐、进餐,可谓一举多得,因此颇受沪人欢迎,公司也因此获利颇丰,不仅成为南京路上四大公司之首,也成为远东最大百货商店。蔡昌的上海大新不仅楼层为同业之冠,而且从1936年开业到1939年期间年营业额达300万—400万元,这在当时无出其右,上演了后来居上的神话。
1937年8月中旬开始,侵华日军的飞机轰炸上海,先施公司及对面的永安公司损失惨重。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以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名义,组成了战时服务团,派出大批职工携带慰劳品,救护伤兵,救济难民,奔赴市内各地开展救亡宣传活动。这是这四大公司的第一次联合,之前它们已经竞争了整整20年。战争既给商家带来了巨大灾难,也增强了它们团结御侮的决心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