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作者：刘诗平

导读

从1915年银行家群体活跃于上海滩，到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面对白银风潮整治金融业，期间20年，是民国银行家的黄金时代。无论是北洋时期抗拒政府停兑令的群体亮相，还是充当南京政府初期运转的“钱袋子”，抑或成为公债风潮的中坚社会力量，银行家意气风发，银行业日渐壮大。

1915到1935年，这是中国银行家大有作为的20年，也是中国商业银行发展的黄金20年。此间私营银行保持着旺盛活力，企业家精神日渐生成，银行家的独立精神及人文关怀，至今令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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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群体崛起

1915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银行家群体的形成之年。

在上海，“南三行”正掀开历史新一页：陈光甫为总经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开业，叶景葵任董事长、蒋抑卮为常务董事的浙江兴业银行总部由杭州移沪，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更名改组，其上海分行经理李铭正着手改革。

这一年，担任最有实力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的张嘉璈，相继结识了这些志同道合者——李铭、蒋抑卮、叶景葵、陈光甫，以及钱新之。对此，张嘉璈多年以后仍然难以忘怀：“一年之间，得结识如许金融人物，私衷极感兴奋。”

当时，除叶景葵年纪较大之外，其他都曾留学国外攻读经济学金融学。其中，留日回国的张嘉璈年纪最小，才26岁；留美回国的陈光甫年龄最大，也仅34岁。

这年7月，即上海银行开业两个月后，张嘉璈、李铭与陈光甫等发起银行高管（经理、副经理）聚餐会，彼此联络感情，交换信息，发表看法。他们认为，中资银行欲扩张业务，必须团结经营，并提出了成立银行公会的设想，着手筹办《银行周报》，发出自己的声音。

随着传统权力结构的变化，掌握资本力量的银行家开始觉醒，为谋求银行业自身发展，不再只是“仰政府鼻息”。1916年，他们抗拒执行中央不当政令，上演了金融界的“东南互保”。在此次反对袁世凯政权要求中行对其所发钞票及应付款项停止兑付的事件中，中行上海分行与一批正在崛起的商业银行采取了联合行动。

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副经理张嘉璈为维护银行信用、拒不执行中央法令时，陈光甫、李铭、蒋抑卮为了不使北京政府将宋、张就地免职，以法律为武器，分别代表中行持券人、股东和存户，各请律师向法庭起诉宋、张二人。因为诉讼未判决期间，政府将不能逮捕宋、张。

同时，中行股东成立商股联合会，以张謇、叶景葵为正、副会长，钱新之为秘书长，将上海分行的抵制行动扩展为更大规模的抗争。新兴的银行家们为使银行“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卫战。正是成功抗拒停兑令，银行家群体以独立的姿态整体亮相，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首都北京及近邻天津，银行家群体同样在日益壮大。1915年，盐业银行、中孚银行相继在京城开业。日后成为著名银行家的胡笔江此时正执掌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周作民离开财政部加盟交行，开始了此后40年的银行家生涯。

1917年7月，当升任中行副总裁的张嘉璈北上就职时，吴鼎昌正接手盐业银行总经理，开始大刀阔斧地除旧布新；周作民出任总经理的金城银行刚开业两月……一年后，上海银行公会、北京银行公会相继成立。新的社会群体——从事银行经营管理的银行家阶层崛起。

银行家群体的形成与崛起，除了传统权力结构、社会经济成分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的发展契机，实业救国思潮和实践的推动之外，便是新崛起的银行家群体自身有开阔的视野、强烈的使命感、了解国内外银行经营状况，他们的不懈努力，迎来了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据统计，1915-1921年，全国新设银行达124家，1921年华资银行存款总额达5亿元。以上海为业务经营与发展基地的“南三行”（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与浙江实业银行），和以华北为业务重心的“北四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与大陆银行），以及被称为“小三行”的3家官商合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等，共同构成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的中坚力量。

作为推动银行业繁荣的核心力量，此时银行家有理想、有担当。“服务社会”是其普遍信条，“辅助工商”为其重要经营理念。陈光甫提出：顾客是衣食父母；张嘉璈强调：顾客是永远正确的；浙兴银行成立时即强调“以发展工商为原则”；周作民说：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始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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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权的“钱袋子”

1926年7月，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对北洋军阀早已失望的银行家，纷纷将目光投向南方：北伐开始前即南下上海办公的中行副总裁张嘉璈，不时密令一些分行以现款支持革命军；北四行准备库协理钱新之代表财经界秘赴汉口向蒋介石捐款；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也同样看好蒋介石而献金；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则是较早与蒋介石接触、并秘密为其筹款的银行家……

1927年3月，蒋介石抵达上海后，以金融界人士为核心组成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陈光甫为主任，作为受蒋委派的筹款团体。4月初，苏沪财委会与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签署了月息7厘的首笔300万元垫款；20多天后，再次与银钱两业公会签署月息7厘的300万元垫款。

南京政府的初期岁月，正是苏沪财委会为蒋介石垫款、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二五库券）3000万元，为巩固南京政府提供了最主要的财政基础。

在借款或承销债券过程中，蒋介石与中行、浙兴等银行曾发生冲突。面对蒋介石的军阀作风，宋汉章、张家璈、叶景葵和陈光甫等银行家依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一面。叶景葵明确表示，不愿承担分配给浙兴银行的40万元库券认购任务；曾经抗拒袁世凯政权停兑令的宋汉章，同样敢于坚持经营原则与蒋分庭抗礼。对蒋介石威逼中行垫款，陈光甫积极斡旋，并以请辞苏沪财委会主任相争，从而使蒋介石改变态度。

与此同时，国债库券正如人们所形容，它好似一根神奇的香肠：一头养活了政府和军队，一头喂饱了银行家。公债利息高、折扣大，二五库券月息七厘、五折计值，银行只需付票面一半的钱，到期却可收回票面的金额外加七厘利息，因而巨额公债的发行，将银行的命运与政府捆在了一起。

南京政府建立后，著名的银行家中，除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强力支持军阀孙传芳而遭蒋介石通缉，宋汉章、张嘉璈及叶景葵等因蒋介石的军阀做派而有所冲突外，其他主要银行家基本理顺了与新政权的关系。银行家的黄金时代没有因南北政权更迭而中断。新的政权开始时，他们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

这一时期，张嘉璈、陈光甫等银行家身上的现代意识、进取精神和民族主义热情，推动着中国金融的现代化进程。新政权建立后，怀揣壮大银行与关怀社会的理想，他们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同时，刚建立的南京政权羽翼未丰，仍需银行家们大力支持。因此，中国银行业在南京政府前期继续大步发展，银行家的黄金时代依然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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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第二波

在中央银行无所作为的北洋时代，私营银行的崛起是军阀混战时期的重要表现。南京政府初期，受过西方经济学系统训练的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开始筹备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

1928年11月，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宋子文兼任首任总裁。同时，南京政府制定、颁布了一系列金融法规，厘清金融市场运行秩序，进一步确立了新式银行在金融业的主导地位。

与蒋介石在北伐期间强迫筹集军费的做法不同，宋子文允诺未来财政部将严限军费开支，这使银行家们深受鼓舞。面对新时代，银行家们积极进取，拓展业务空间。

1928年10月，按照张嘉璈的意愿，中行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张嘉璈任总经理。面对职能转变，张嘉璈决定西天“取经”，使中行真正向国际看齐。从1929年5月开始，张嘉璈历时10月，考察访问英美日等18国，促成了中行历史性的变革，并揭开中国银行业迈向世界金融舞台的序幕。

多元化经营是南京政府时期大型商业银行的普遍选择。陈光甫锐意改革，不仅使上海银行发展为国内最知名的私营银行，其开设的中国旅行社同样名闻天下；留学日本、有着财团梦的周作民和谈荔孙，分别将其执掌的金城银行和大陆银行向多元化发展，打造多元的银行控股集团。

李铭实行专业化经营和差异化竞争，使浙江实业银行成为专攻外企与外汇的著名商业银行……

“北四行”、“南三行”，“大三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小三行”等银行日益壮大。在与占金融市场统治地位的钱庄和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中，中资银行最终确立了中国金融市场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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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中坚

在中国金融现代化进程中，张嘉璈、陈光甫、李铭等银行家，以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为基本取向，以发展壮大中国银行业为己任，成为民族金融业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段时间内，他们中的很多人——张嘉璈、吴鼎昌、徐新六、陈光甫、李铭、谈荔孙等，都不愿当官，而是抱定实业救国之志。

不仅如此，他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面对政府当权者的不当行为，银行家有勇气站出来，成为领导社会的中坚力量。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金融市场动荡，国家危难加重。面对宁粤政争不断，银行家们强烈批评国民政府。1931年11月，上海银行公会发表宣言称：南京政府成立五年来，兵祸不能息，匪患不能止，天灾不能防，连党国自身也不能保持完整。当此时局之下，必须结束纷争，团结御侮。

1932年1月，上海银行公会公开反对国民政府提出的停付公债本息方案，率领债权人抗争，最终迫使政府宣示维持公债库券信用，就筹款总额与金融界达成谅解。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财政与上海金融业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金融界同意公债利率减低，每月还本付息期限延长，但为防止此后类似事件发生，要求政府文告写上“此乃政府与民众维持债信、调剂金融之最后决定，一经令行，永为定案”。 2月24日，南京政府正式颁令，实施成立以来的首次公债整理案。

民国银行业的鼎盛时期，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1936年。但是，对民国银行家来说，黄金时代则在1935年已经结束。这一年，在白银风潮和国民政府金融统制政策双重挤压下，银行遭受沉重打击，银行家群体开始节节败退：领袖级人物张嘉璈和吴鼎昌双双淡出银行界，“小三行”的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实业银行总经理刘晦之、四明银行总经理孙衡甫相继离开银行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银行家更是备受摧残，日渐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