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交通银行的发展史上，钱永铭堪称一位重量级的人物。由于他在经营中善于吸取近代资本主义国家银行的长处，使银行的业务有了较大的发展，并被任命为交通银行董事。在旧中国金融界，钱新之与陈光甫、张嘉、李铭并称为国内银钱业四大名旦，堪称上海金融界的巨子。

钱永铭，字新之，晚号北监老人，浙江吴兴人。早年曾留学法国，在清末状元张謇出任交通银行总理时，他就担任了交通银行的协理，后被任命为交通银行董事。

在北洋政府期间，交行曾发生过一次停兑风潮，使得交行名声一落千丈，陷入困境。早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内阁中即有人提议中国银行来吞并交通银行，然而当时的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权势很大，他坚决反对中行吞并交行，因此始终未被中行吞并。

1921年第二次停兑风潮后，交行实力、地位更加削弱。中国银行的当权者策动部分交行股东，议召开股东会议，讨论中、交行合并问题。时任交行协理的陈福颐电邀交行上海分行经理钱永铭北上洽商。

钱永铭与交行在江浙的股东均反对合并，经过共同协商，决定在沪成立交行股东联合会，推举大实业家张謇为会长。张謇任会长后，即致电大总统和国务总理，反对中、交行合并。

不久，交行在北京召开股东总会，选出第三届董事会，股东总会并选张謇为总理，钱永铭为协理。南方股东的势力开始进入交行领导层。张謇虽为总理，然因事无法分身，事先商定总理可不必亲赴北京，一切日常行务由协理掌管，遇重要事件时请求总理主持。因此，交行大权实际上是由钱永铭掌管的。

钱永铭主持交行之后，为挽救危局，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并于1922年11月至1924年2月两年期间，先后召开行务会议三次，由各分行参加，共同商讨行务，使得交行逐渐恢复元气，业务也大有起色。

1925年北洋条约段祺瑞被推举为临时执政：任命梁士诒为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5月，交行召开第十四届股东总会，提前改选总协理和部分董监事，任期尚未届满的张謇、钱永铭被迫辞职。

后转战政界，1927年春，在上海成立了“商业联合会”，钱永铭担任了这个联合会的常务委员。同年他又担任了蒋介石与虞洽卿等人策划成立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被蒋介石任命为委员。这两个机构一经成立，就立即从上海银钱两业中为蒋介石借垫了300万元经费。“四·一二”后，又继续为蒋介石筹款。因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即任命钱永铭为财政部次长。1928年他出任浙江省省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时年秋，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成立，钱被任命为理事。

钱永铭为了实现他在金融界发展的愿望，于1929年辞掉政界职务，通过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出任中兴煤矿总经理。他还利用该矿原有的运煤轮船，建立了中兴轮船公司，并出任董事长。

1928年交通银行董事会议选票

推选钱新之为交通银行董事

1938年8月，因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遭日机袭击坠机身亡，钱永铭接任交行董事长之职。抗战胜利后，交通银行总行从重庆迁回上海，钱永铭仍任董事长。回沪后，钱永铭一方面着力恢复交行的分支机构，同时又先后担任了闸北水电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上海《新闻报》等企事业单位的董事长。

钱永铭在主政交行期间，致力于开拓银行业务，在西南、西北填设了大量交行的分支机构。他还要求交行职员为发展后方工业出力，在他的主持下，交行资助了昆明裕滇纱厂、长江裕新纺织公司、贵州实业公司等大后方重要企业，为推动西部工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他的一些举措，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如利用社会资金以充裕资金来源，吸收工商企业存款，推广储蓄；发展信托事业，对贷款对象作详细调查，对借款人的清偿能力要有明白确切的估计；对每一笔贷款跟踪，保证如期收回，保证银行利益和款项安全；对于银行办事人员的服务敬业精神十分看重。

钱永铭与杜月笙之间也颇有渊源。钱永铭初到上海后，住在租界的公寓里，有两只箱子失窃，内中有几件“传家之宝”。他向租界当局报案，巡捕房一连查访几天，杳无音讯，毫无办法。通过朋友引荐，最后找到杜月笙帮忙，杜月笙满口答应，第二天便设法帮其找回。

钱永铭不胜感激，为表达谢意，遂将杜月笙介绍进入交行任董事。之后他还协助杜月笙成立了中汇银行，杜月笙在金融方面活动，大多由钱永铭帮忙谋划，钱永铭也以杜月笙为靠山。1942年3月，钱永铭与杜月笙在重庆设立“中华实业信托公司”，任常务董事。1943年7月出任杜月笙筹设的“通济公司”常务董事。

1950年3月，应蒋介石的要求，钱永铭将复兴航业公司由香港迁往台湾，并改为官营。后来钱因病退休，迁往台湾定居。1958年6月19日钱永铭在台北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