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可能都听过这个段子：《色，戒》热映时，有媒体记者问出版社的企宣，能否联系张爱玲做个专访？企宣回答：你把采访提纲发给我，我烧给她……这个段子后来遭到质疑，质疑者认为，身为媒体人而不识张爱玲，简直是一种耻辱。这里不讨论记者的素质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早已作古的现代作家，在当代仍然能受到如此热烈的追捧？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张爱玲热”，迄今没有退烧的迹象，近两年更有愈演愈烈之势。2009年，号称“张爱玲最后的遗作”的《小团圆》出版，一上市就显示出舍我其谁的超级畅销书品相，长时间占据畅销书榜榜首。从开卷获得的数据，2009年虚构类畅销书TOP30，《小团圆》排第一；2010年上半年虚构类畅销书TOP30，《小团圆》排第19位。而从出版方获得的数据，《小团圆》简体字版首印70万册，加上港版、台版，销量超过100万没问题——现在有多少个作家有这样的号召力？不超过5个吧？如果评选赚钱最多的已故作家，张爱玲绝对在前三甲之列。

受热捧的现代作家不仅仅是张爱玲。在开卷的2009年虚构类畅销书TOP30榜单上，钱锺书的《围城》也入选了——自1980年重版以来，《围城》已有超过4个版本，累积销量超过400万册，多年来在畅销书榜上占有一席之地。一方面，网络写手每天上传海量文字，可供阅读的东西前所未有地多；另一方面，人们感叹当代没有“大师”，以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林语堂为代表的现代作家在今天仍不乏追捧者。

重排文学大师座次

对一些被忽视、被遮蔽的现代作家的“重新发现”，是在上世纪80年代由学界发起的。而在此前，教科书上是经过官方“钦定”的鲁、郭、茅、巴、老、曹，像鲁迅骂过的讲“费厄泼赖”的林语堂、“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以及和他莫名反目、后来经历不那么光彩的周作人等人，教科书不会提，书店更不可能看到他们的作品，除非你有海外关系或者级别够高。

一位大学教师清晰地记得，1986年，自己花了30多港币——相当于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托人从香港买到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时那种兴奋。这是因为，在80年代中期的“重写文学史”风潮中，夏志清这部《中国现代小说史》有着重要的坐标意义：他给予高度评价的，不是以鲁迅为首的那几位，而是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这些即使是专业研究者也不甚熟悉的作家。

就像学者王晓明所说，投身现代文学研究的人，很大一部分是因为读了鲁迅。通读了鲁迅之后，对他骂过的那些人，会产生一种寻根问底的欲望。学者钱理群就曾说过，对周作人产生兴趣，源于对鲁迅的研究。而“重写文学史”风潮的核心，正是“五四”时就开始提的“重新估定价值”，在此思路下，对一些作家的“重新发现”就是必然的了。

以张爱玲、沈从文为例，他们在文学史上重获席位有着相似性：第一次被“重新发现”是在80年代，因为夏志清的推崇；接下来是在90年代，学者王一川在《读书》1994年11月号发表《重排大师座次》，认为鲁迅、沈从文、巴金、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是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堪称“大师”——沈从文和张爱玲的“大师”地位至此得到了认证。

于是，张爱玲们先是在学界获得“解禁”，随后出版界跟进，出版他们的作品。进一步的大众化普及则得益于影视剧的传播，像《围城》在1990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前，“钱锺书”这个名字还只是文学青年用来显摆的谈资；电视剧《围城》播出后，仅1991年《围城》一书就卖了40万册，此后每年销量都在10万册以上；《色，戒》的热映则带动了新一轮的张爱玲阅读热，《色，戒》这么短的小说，也敢出单行本。

为什么要读张爱玲们？

作家曾纪鑫在文章中谈及自己如何开始读林语堂：那是1989年5月，他孤身一人从湖北来到广州，又在广州买了一张前往三亚的船票，没有同伴，随身带了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他以一种朋友般的‘闲谈’口吻聊哲学，谈思想，讲人生，说旅行，道艺术，一切的一切，显得那么亲切，那么朴实，那么平和，与盛行一时的居高临下的‘文革体’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

林语堂主张的“闲适”，在抗战时期被视为不合时宜，但对于经历了“文革”磨难的人们来说，这种“闲适”实在太难得了。梁实秋也一样，他抗战时蜗居重庆北碚写的《雅舍小品》，在几十年后意外地得到了不少知音。人们开始可能是出于“解禁”的好奇去读他们，但到了后来，各人有了各自偏爱的作家，通过阅读这些迥异于过往经验的文字，去消减胸中的块垒。有论者这样写道：“我们喜欢张爱玲而不喜欢丁玲，因为即使张爱玲感到荒凉和寂寞的那个世界，也是我们愿意进入的世界，而丁玲的世界却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进入的。那是一个太危险的世界，一个令我们自身难保的世界……”

而这些几十年前的作品，并不会因为时间的消逝而失去魅力，有时还跟当下语境有了巧妙的契合。像有段时间沸沸扬扬的唐骏事件，有人就调侃说，如果《围城》重拍，唐骏就是出演方鸿渐的最佳人选。